讓·拉封丹
讓·拉封丹(1621~1695年)，法國寓言詩人，古典主義的代表作家之一，1621年9月7日或8日生於夏托蒂埃利，1695年4月13日死於巴黎。他生於香正涅一個小官吏的家庭，在農村長大，熟悉大自然和農村的生活。19歲到巴黎學神學，一年半後又改學法律，畢業後獲得巴黎最高法院律師頭銜。他耳聞目睹法院黑暗腐敗的內幕，不久便回鄉去過安閑的鄉紳生活。但他不能勝任父親遺留給他的水澤森林管理的職務，也不善於管理家業，被迫於1653年和1656年出賣土地，最後到巴黎投靠當時的財政總監富凱。富凱給他年金，讓他寫詩劇。1661年富凱被捕，他寫詩向國王請願，得罪了朝廷，不得不出奔裏摩日，自此對封建朝廷甚為不滿。1663年末返回巴黎，常出入沙龍，對上流社會和權貴有了更多的接觸和觀察的機會。60年代初他結識了莫裏哀、拉辛和波瓦洛，促進了他的藝術觀的形成。1664年，他開始發表《故事詩》。1688年發表了《寓言詩》第一集，引起很大反響，建立了他的文學聲譽。第二集於1678年至1679年間發表，《寓言詩》最後的第12卷直到1694年才問世。拉封丹還寫過一部韻文小說《普西赫和丘比德的愛情》和一些科學詩，如《金雞納霜》等。但晚年他向朝廷靠攏了，同貴族社會來往密切。在“古今之爭”中，他寫詩攻擊貝洛的進步觀點，同保守派一起維護崇古守舊的文藝思想。
《寓言詩》是拉封丹的代表作，共收入239首寓言詩，彼此獨立成篇。拉封丹從伊索寓言、希臘羅馬和印度寓言家的作品以及民間故事中汲取題材，進行加工創造，詩集反映了7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社會，作品表麵上描寫了自然界各類動物。但實際上寫的卻是人間社會。詩集中出現了國王、領主、廷臣、市民、教士、法官、學者、農民、手工工人等形形色色人物；涉及當時發生的國內外重大事件，還涉及哲學、宗教等經濟問題，描繪的社會生活畫麵相當廣闊。《寓言詩》首先對封建王朝和它的統治機構的黑暗腐敗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抨擊。在《患瘟疫的野獸》中，出現的是一幅朝廷的寫實畫，獅王的虛偽、大臣們的蠻橫霸道、陰險毒辣，小民的無辜和受宰割，都躍然紙上。詩歌一頭寫群獸中流行瘟疫，引起它們極大的恐慌，於是獅王開會征詢意見。它說這是老天爺“因為我們的罪惡，才降下這災難”的，隻有“我們之中罪惡最大的祭獻給憤怒的老天爺，才能使大家得到痊愈”。狐狸馬上諂媚獅子說：“國王審慎深慮，無微不至……”這番話博得滿堂喝彩。對於大野獸的滔天罪惡，其它野獸“一點不敢冒犯”。而驢子自己承認啃了舌頭那麼大一塊青草，便被說成“罪大惡極，死有餘辜!”結果伏了法。《死獅的葬禮》則把廷臣描繪成“一群變色的蜥蜴”。《大黃蜂和蜜蜂》等篇犀利地指責法院魚肉人民，法官有如凶惡的貓王。在《寓言詩》描繪的這幅現實圖景中，還有對這個製度的支柱一封建權貴和僧侶的抨擊。《狼和羔羊》通過狼和羔羊之間生動的、戲劇性的對話，揭露了“強權即公理”的豺狼邏輯，惡狼吞噬羔羊是現實生活中貴族階級對人民敲骨吸髓的形象寫照。《小母牛、山羊和綿羊跟獅子合夥》描寫獅子依仗武力霸占了全部獵獲物，寫出封建權貴對人民的蠻橫掠奪。詩歌寫到獅子和它的合夥者一道分配獵獲物時說：“第一份應該是我的，理由是我叫作獅子，這是不容有異議的。第二份，根據權利，也應該歸我；這個權利，你們知道，就是強權。我最勇敢，因此我要第三份。如果你們之中有誰敢去動第四份，我就立即把他扼死。”詩集還暴露了貴族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把他們比作“很美的人頭，可是沒有腦子”的半身像(《狐狸和半身像》)；“隻有衣服是他們的一切才華”(《猴子和豹》)；譴責貴族常在農田打獵娛樂，“使小民遭殃”(《園丁和貴族》)。《小公雞、貓和小鼠》則揭露了披著宗教外衣無惡不作的偽善僧侶。在《寓言詩》中，反映勞動人民悲慘生活的內容占有重要地位。《死神的樵夫》描寫農民在捐稅債務、戰事徭役、家庭重壓的負擔下，終年不得溫飽，“精疲力盡，痛苦不堪”，“何曾享過歡樂”?《補鞋匠和銀行家》從另一個角度指出，窮人並不希罕“人們自認為之辛勞的那樣東西”——金錢，《樵夫和默居爾》也讚揚了樵夫不貪財的可貴品質。正是在這些生活於社會底層的勞動者身上，作者看到了他們誠實勤勞的美德。《寓言詩》中收集了不少從人民的生活和鬥爭中得來的格言或教訓。拉封丹很重視這些格言和教訓，認為寓言詩的靈魂就寓於其中。例如：“慈善本來是好的；但是對誰講慈善?問題就在這裏(《鄉下人和蛇》)”。“對於人必須繼續戰鬥下去。和平本身是極好的，這點我同意；但是遇到不守信用的敵人，和平又有什麼用處呢?”(《狼和綿羊》)“要工作，要勤勞；勞動是最可靠的財富。”拉封丹站在破了產的中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抨擊封建社會的黑暗，反映了17世紀封建社會趨向沒落的曆史現實，從而使《寓言詩》在古典主義文學中占有獨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