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標誌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嗎?
1934年10月，由於王明“左”傾錯誤思想的指揮，工農紅軍在對蔣介石的第五次反“圍剿”中受到重創。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了艱難的二萬五千裏長征。
長征開始後，廣大幹部和指戰員眼睜睜地看著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紅軍多次失利，部隊不斷受到損傷，被敵人追在屁股後麵猛打，幾乎瀕於絕境，這與前4次反“圍剿”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血”的教訓，使廣大指戰員對“左”傾教條主義由懷疑發展到不滿與憤怒。
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在王稼祥、張聞天等人的積極倡導下，1935年1月15～17日，在遵義舊城一個軍閥公館的小樓上，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遵義會議”。
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同誌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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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實際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曆史關頭，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不久，“一·二九”運動將抗日救亡運動推向新的高潮。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情的推動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東北軍、西北軍領導人張學良、楊虎城開始與共產黨發生聯係，初步形成三方團結抗日的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