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張衡傳》載張衡在漢順帝陽嘉年間“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嚐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誌”。張衡卒於漢順帝永和四年（139）。那麼，此篇應作於漢順帝陽嘉至永和年間，閹豎的排斥是創作此篇的原因。此篇仿《離騷》，言己秉持道德，卻生不逢時，並貫穿著世俗之偽態與自己秉德守義之間的衝突，因而產生去留的矛盾與抉擇。最後以占卜的方式求得吉占而遠遊，表示與世俗的決裂。張衡此篇題作“思玄”，五臣注曰“思玄者，思玄遠之德而已。”開篇雲“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裏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思玄”之“玄訓”，即儒家強調的仁義與修身之道，並在此之中求得安身立命之所，如篇中言“默無為以凝誌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曆遠以劬勞”。因而，在最終的結局上，表現出與屈原生死以之的抗爭態度不同。
從窮達出處以及個體與社會對峙情境之下的發憤抒情，是陸機將“顯誌”與“思玄”得以融於一體的主要原因，陸機《遂誌賦》也應是“窮達”之思下的“聲為情變”的產物，雖然從現存作品看，陸機此篇更著重於超脫與玄思的一麵。魏晉南北朝此類創作多非完篇，但從殘篇仍然能窺見此種心理的流露。
如曹植《潛誌賦》：
潛大道以遊誌，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乎藝窟。驅仁義以為禽，必信中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跡，進出世而取容。且摧剛而和謀，接處肅以靜恭。亮知榮而守辱，匪天路以焉通。
《潛誌賦》之“潛誌”即“潛大道以遊誌”之意。就以上諸句仍然是進退出處之思下的“潛誌”。西晉時傅鹹《明意賦序》雲侍禦史傅鹹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雲。”可見“明意”即“明誌”、“顯誌”。篇中也慨歎背正從邪的現實，雖“竭力效節”而“令棲遲以淹留”。故篇中仍然激蕩著“彼背正以從邪，我沒世而是尤”的不滿與不平。此外，曹攄《述誌賦》、謝靈運《辭祿賦》等，雖然各自情感力度有別，但是官場不順失意、窮達出處之思始終是此類作品創作的一個重要心理背景。
其二，篇名以退守田園或閑居的方式，表現個體處於黑暗現實中的人生價值與實踐取向，此類以張衡《歸田賦》發其端，潘嶽《閑居賦》、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謝靈運《山居賦》、沈約《郊居賦》等繼之。如果說以上“士不遇”與“顯誌”類還是著重於個體與社會對峙情形之下個體對世俗的批判，表現自我理想與現實衝突的憤激情緒；那麼，此類作品則側重於自我的超脫，以“歸田”或是“閑居”的方式，通過對自己退守或處窮時的生活價值的自我肯定來展示個體在黑暗現實中的自處自守。張衡的《歸田賦》，馬積高師《賦史》雲“它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以寫田園隱居的樂趣為主題的作品”，張衡《歸田賦》開篇也雲“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從表達的情感來看，此篇與《思玄賦》可能作於同一時期。另外，開頭這一段，雖然隻占全篇的四分之一，卻讓我們感受到張衡“歸田”的動因，是用“歸田”這種方式表達對黑暗現實的不滿並尋找一種人生之樂。故而接下來的四分之三的篇幅，從三個方麵表現了歸田之樂：一是田園仲春美景，足以讓人“於焉逍遙，聊以娛情”；二是在田園中垂釣弋射之娛；三是沉潛詩書之樂。這三個方麵能使人達到縱心物外、榮辱皆忘的境地。此篇最後兩句“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與開篇俟河清無期的失望相呼應，昭示了張衡歸田之樂，是以一種張揚自身獨處的價值，表達對現實的不滿與對自身處境的超越。從退守的角度表現對自我價值的持守，這種思想是儒家窮達出處之思早已設定的，因而，在兩漢擬騷作品、紀行騷體以及士不遇騷體創作中均有表現，張衡此篇的價值在於，不僅以消憂的方式持守這種傳統的精神回 歸，同時將這種精神持守轉向現實生活中，從田園景色以及田園樂趣中尋找一種人生的愉悅，使傳統士大夫失意後從內心的超越走出，走向外在的生活，從而開拓了“士不遇”主題之下超越困境的另外一種人生境界。馬積高師同時指出這一主題對以後詩文主題產生很大的影響。單就騷體創作來看，此篇 對後世的影響在於形成了一種歸田一閑居的主題，表現了士大夫文人仕宦失意情境之下對自我處窮的一種價值肯定。此類作品，如曹植的《閑居賦》、張華《歸田賦》、潘嶽《閑居賦》、庾闡《閑居賦》、湛方生《遊園詠》《懷歸謠》、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謝靈運《山居賦》、沈約《郊居賦》等，無不是這一主題的延伸。其中以潘嶽《閑居賦》、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謝靈運《山居賦》最具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