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代，留存的七體作品有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徐幹《七喻》（殘）及楊修《七訓》（傅玄《七謨序》提及），要理解建安時代七體創作主旨，他們同題創作的背景及創作時間是必須首先明確的。《六臣注文選》所載曹植《七啟序》曰：“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胭作《七依》，辭各美麗，餘有慕之焉。遂作《七啟》，並命王粲作焉。”唐寫本《文選集注》卷六八曹植《七啟序》注曰：“陸善經曰：時王粲作《七釋》、徐幹作《七諭》、楊修作《七訓》。今案：陸善經本粲下有等並二字。”《文館詞林》載曹植此序與陸善經本同，最後一句為“並命王粲等並作焉”，也有“等並”二字，可證除王粲外，徐幹、楊修七體為同題共作。據俞紹初先生《建安七子集·七子年譜》，徐幹、王粲分別於建安十二年、十三年歸曹，楊修也約於此時前後為曹操所用，“總知外內，事皆稱意”。曹植建安十九年七月封為臨甯侯，《晉書》卷四四《鄭袤傳》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倶為臨淄侯文學。”那麼，四人在建安十九年七月之後，似更具有同題創作的條件。王粲於建安二十一年十月隨征孫權，至次年春軍中病逝，無緣與曹植等相與作文，所以，更確切地說，七體應作於建安十九年七月至建安二十一年十月之間。這正是曹植與曹丕爭奪太子之位的關鍵時刻。
從文本本身來看，曹植、王粲七體最後一段都盛讚當今，一是對曹操的歌頌，如《七啟》“鏡機子”言“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一是對以儒學治世的盛世進行了描繪，如《七釋》言“天下穆清，明君蒞位”、“製禮作樂，班敘等分”、“父慈子考，長惠幼恭。推畔讓路，重信貴公”、“四海之內，鹹變時雍”，這是隱士欣然出仕的重要原因。但是曹、王二人所推崇的選拔人才標準，在現實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與之相反的卻是曹操從建安八年就開始明令的突破儒家德行標準的唯才是舉，其精神實質的差異是顯見的。此外，我們還應該注意曹植在描繪這番盛世圖景前對戰國時代四公子招賢納士的描繪，玄微子的態度是“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而曹操的求才令對賢士的招納，方之戰國四公子，其唯才是舉的擇才標準，對儒學的突破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借古諷今，應該是明顯的。若此，那麼文中對清明盛世的推讚，對儒學文德的頂禮，以致使玄微子“願反初服，從子而歸”的言說效果，無疑說明了曹植心目中的聖世理想以及崇儒招賢的願望，與曹操的求才旨趣是背道而馳的。可以說，《七啟》針對曹操的求才令所發出的自己的政治見解，也是對曹操的求才過於唯才是舉進行了微諷，曹植不假雕飾的文人性格，在此又有所表露並成為他敗給曹丕的又一原因。徐幹、王粲對儒學的推崇以及楊修對曹植的擁戴，都是促成他們在曹植帶領下創作七體的重要原因。建安二十二年八月，曹操再次頒布《舉賢勿拘品行令》，十月，立曹丕為太子。由此，我們不難窺見，作於此前的曹植等人的七體作品，其中的諷諫用意體現的不同政治思想，也應是促成曹操痛下決心立丕為太子及殺楊修的誘因之”。
南北朝現存四篇完整七體都作於梁代，單就文本本身來看，仍然沿用“六過一是”的表達模式，最後仍然是頌揚當世，隱士聽後欣然出仕。如蕭統《七契》最後一事“君子”言梁朝“既講《禮》於大學，亦論《詩》於石渠……元帥奇士，庠序鴻生，求禮儀之汲汲，行仁義之明明。隆采椽之義，卻毒瑁之榮。當朝有仁義之睦，邊境無煙塵之驚”，都是對梁武帝的清明之世的盛讚。但是我們通過對蕭統《七契》創作時間及背景的考索，可以體會到時至南朝，七體創作仍然延續著七體的諷諫功能。蕭統編《文選》立七體一類，又創作《七契》一篇，對七體諷諫的文體功能應有深切體會。劉孝綽於梁武帝普通三年（522）作《昭明太子集序》，中言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夫天文 以爛然為美，人文以煥乎為貴，是以隆儒雅之大成，遊雕蟲之小道，握牘持筆，思若有神，曾不斯須，風飛雷起。至於宴遊西園，祖道清洛，三百載賦，該極連篇，七言致擬，見諸文學。博逸興詠，並命從遊，書令視草，銘非潤色。七窮煒燁之說，表極遠大之才，皆喻不備體，詞不掩義，因宜適變，曲盡文情。竊以屬文之體，鮮能周備，……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對蕭統的儒雅盛德及各體創作備加推崇，對蕭統創作作了“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的讚美，雖不無溢美之辭，但也見出蕭統取道中正的創作傾向。其中言及“七窮煒燁之說”指的就是蕭統的《七契》，據此可知《七契》應成文於“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即普通三年之前。與此同時，郭祖深因“（梁武）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尖銳指出“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由於好佛致使百姓“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由於用人不當，“百僚卿士，少有奉公，屍祿競利，不尚廉潔”。那麼，作為太子的蕭統在《七契》最後一事中，其對儒學的推崇，對當今聖世的頌美，則是繼承七體諷諫功能，運用以頌為諷的方式極婉轉地表達對其父好佛荒政的諷諫。蕭綱著有《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已佚，其對漢儒以頌為諷解經模式應有相當的了解。蕭綱在蕭統去世後，亦作有《昭明太子集序》，盛讚其人其文，言其德可讚者十四，言其詩文則雲至於登高體物，展詩言誌，金銑玉徽，霞章霧密，致深黃竹，文冠綠槐，控引解騷，包羅比興，銘及盤盂，讚通圖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健之則，碑窮典正，每由則車馬盈衢，議無失體，才成則列藩擊缶，近逐情深，言隨手變，麗而不淫。”對蕭統各體亦推崇有加，其中言“七高愈疾之旨”，指的就是蕭統《七契》創作。蕭子範曾為昭明太子中舍人，亦著有《求撰昭明太子集表》。蕭綱、蕭子範及無名氏的七體創作，抑或是在蕭統的帶動之下的同題之作。可以說，時至梁朝，上述劉勰對七體諷諫功能的認識應代表著時人的普遍看法，這是蕭統《文選》立七體並相與創作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