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說：“真正的藝術永遠是十分樸素的、明白如話的、幾乎可以用手觸摸到似的。”說話力求通俗化，口語化，如不考慮聽者的接受能力，用那種文縐縐、酸溜溜的語言就既不親切，又艱澀難懂，往往事與願違，弄得不好，還會鬧成笑話。
日常講話的基本要求
一天，某農村中學一教師去家訪，正碰上學生家賓客盈門，他見自己來得不是時候，便連連向家長道歉：“請恕冒昧！請恕冒昧！”學生家長頓時怔住了，次日，專程到學校找校長評理：“昨天是我妹妹大喜的日子，你校某老師不知羞恥地對我說：請許胞妹。要我把妹妹許配給他。我看他是花癡。”校長知道這位老師作風正派，工作負責，覺得奇怪，便立即找他核實並向家長做了解釋。家長自責文化水平低，真糊塗。這位老師既羞且惱，哭笑不得，這場風波就是因為他語言不通俗造成的。
口頭語言通過耳朵傳入大腦。因語言有同音異義，一音多義，如用晦澀難懂的話，勢必影響聽的效果。而且聽眾文化素養有很大差別，應該“就低不就高”。所以對廣大群眾講話，更應該明白曉暢，通俗易懂。上例中那位教師對農民用“請恕冒昧”之類的話就未免過於“高雅”了。
口頭語言與書麵語言有較大的差異。有的人在講話中過多地使用書麵語，而不是口語化，也使人聽了很不是滋味。比如有一個青年在演講中描述他聽到母親被人殺害時的心情說：“我的心海蕩起悲哀的浪潮，兩隻眼睛猶如雙泉，盈滿晶瑩的、清澈見底的淚水，最後我的兩行淚水像斷線的珍珠紛紛落下。”台上講者痛哭失聲，台下卻發出一陣笑聲。這樣的講演自然是不成功的。其失敗原因在於，他不講究語言的實際效果，而一味追求形式上的華美。不口語化、通俗化，而文學味太濃，遣詞造句過於華麗和艱澀，必然會令人笑話。
社交語言需要用講話者和聽者雙方都習慣，共同感興趣的“大白話”來表達，這樣才容易溝通感情，交流思想。若追求華麗新奇，過分雕琢，聽者就會認為這是在炫耀文采，從而對你的講話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所以，使用語言正像魯迅說的：“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否則，話說得再漂亮也不會有什麼力量。
日常講話力求明白曉暢，通俗易懂。那種用“請恕冒昧”之類的話就未免是故作“高雅”，聽眾未必喜歡。羅丹說：“用鉛筆畫些花樣，用色彩塗些炫耀的焰火，或是用古怪的文字寫些光彩的句子，這些空頭作家，就是世界上最機巧的人，然而藝術最大的困難和最高的境地，卻是要自然地、相互地描繪和寫作。”這句話對演說的語言使用也是適用的。
話越樸實給人印象越深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兩句詩，無一字雕琢，無一絲斧鑿，活畫出一幅明麗、恬淡、幽雅、質樸的田園生活圖。難怪金代的元好問盛讚陶淵明：“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嚴羽《滄浪詩話》也稱譽：“明之詩，質而自然。”
1940年7月，賀龍同誌在晉綏軍區的黨員訓練班講黨課。講課之前，指導員帶人抬來一張舊木桌，一條木板凳，桌子上放了兩個粗瓷大碗和一雙布鞋。這三樣東西，一下子吸引住了學員，大家不明白要幹什麼。賀龍笑眯眯地說：“我來講第一課，黨的群眾路線，就是黨和群眾的關係嘍！”然後他端一個大碗問學員，裏麵的小米是做啥子用的，大家異口同聲回答，是做飯的。又問哪來的，大家回答，是老百姓的。
賀老總由此生發開，講吃小米容易，種小米難；又講老百姓吃墨石，讓部隊吃小米；講軍民關係，講群眾路線；又批評了有的同誌違反群眾紀律的事，講得大家心服口服。大家明白了搞不好群眾關係就會挨餓，打敗仗的道理。
說著說著，賀龍同誌拿起另一個大碗，裏麵盛滿了水，還有一條魚。賀龍把魚從碗裏撈出來，不一會，魚不動了。賀龍乘機問，魚為什麼不動了，回答是離開了水。賀龍總結道，軍隊和群眾，是魚與水的關係，魚離不開水，軍隊離開群眾，就不能生存。根據地的存在，人民軍隊的壯大，都是因為執行了黨的路線，群眾擁護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