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言 我為什麼要寫浙江一師?(1 / 3)

可以從1922年杭州晨光社的一張照片說起。

照片上是二師四生。二師是朱自清和葉聖陶,四生中坐在地上的兩位分別是汪靜之和胡冠華,坐在椅子上的是程仰之,而側站著的則是大名鼎鼎的曹珮聲,她和胡適和汪靜之都是有故事的。從照片看,曹女生顯得很是土氣,而奇怪的是,汪靜之和胡冠英坐在地上還是手拉著手的,他們之間更是有故事的。

更為奇怪的是,兩位老師反而不坐椅子。不是沒有椅子,一張椅子程同學坐著了,一張呢則給汪和胡用來墊手了。

後來知道這是一張有設計的照片,是晨光社聚會時,學生請老師去參加,而且還請了吃飯的,飯後有人提議去活佛照片館拍個照片吧,於是便有了這一張老照片。

後來我無數次地想,要是今天的照相師和當事人,那一定是請朱自清和葉聖陶坐在椅子上的,然後四個學生或在兩旁一字排開,或齊刷刷地站在後麵,這是符合我們今天的規則的。但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就一點參差的美感都沒有了。

我無意美化這樣一張九十年前的照片,照片上朱葉兩位老師和程同學的神情十分自然,而曹、胡和汪的眼神明顯不對,不是朝正前方看的,這為這張照片也留下了故事的。

湖畔詩人們還有一張照片,看起來也是在照相館照的,背景疑是布景,照片上是三人行,有意思的是,汪靜之和潘漠華也是手拉著手的,他們不僅顯得年輕,更顯得無忌。

我沒有想寫一本老照片的意思。但是那些照片的確給了我很大的衝擊。比如1909木瓜之役勝利後,許壽裳、魯迅、錢家治等一幫子人攝於湖州會館內的一張合影,從著裝看有西裝革履之,有長衫馬褂者,也有瓜皮小帽者,從神態看有氣定神閑者,有目不邪視者,也有若有所思者;再看看這幫人背後的房子以及前麵的園子,我雖然不是風水師,但我也能窺一斑而知全貌啊。

比如還有一張朱自清攝於一師校園內的一張照片,照片上除了朱自清坐著之外,其餘兩女三男皆是站著的,其中一位男士抱著個嬰孩,我猜這個男的就是王祺,她旁邊的女士應該就是她的妻子,美麗且年輕。

從當年的這些合影看,人與人站在一起時也都要留有一定的空間,決不是肩並肩的那種感覺,哪像今天之合影,幾十人幾百人甚至上千人都要排成整齊劃一,都要前後N排地站著,他們就等一個人來接見或聽一個人講話。

我還曾在一本寫杭州的書上看到過一批人站在西湖邊的一張合影,後麵有山有水,這些學生有男有女,就這麼依山傍水隨意地站著,然後想像一下,就是那麼哢嚓一下,曆史定格了。我後來查到,這原來是1928年,杭州美專成立時,師生們在平湖秋月的一張留影。

我想要強調的是,不是那個年代的照片有意思,而是照片上的人有意思。因為如果光是論及照片和圖像,那我不知道一百年後,後人會如何評論芙蓉姐、鳳姐和小月月們的表現。我今天想說的是,不是因為浙江一師出了多少名人,而是這些人的確頗有意思,他們追波逐浪,他們命運曲折,他們可歌可泣,他們活出了真性情,是的,真性情。而他們背後的那個時代,則是新文化、新思潮風起雲湧、新舊更替的時代,那個社會遠不如我們今天那麼富裕,民眾受教育的機會也遠不如今天,但是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如果從辛亥革命一百年的角度看,他們至少代表了兩個字:民國。

最近有人從老照片中讀出了“民國範兒”,這是一種概括,多少有點猶抱琵琶半遮麵的意思,其實我的意思更為直截了當:那就是今不如昔!我們現在在好多方麵還不如民國,比如對於教育和文化的重視,比如從政者的清廉,比如國民的素質,這種種的一切不僅展現在照片上,展現在人的精神氣質上。所以我要把陳年往事當作一杯酒一樣地端到桌麵上來,而不是深藏在某個無人知曉的U盤裏。

魯迅從日本歸國後的第一桶金,是從杭州貢院前掘到的,那時他就是周樹人,因為老鄉許壽裳在此校當教務長,所以他便謀到了給日籍生物老師當助教的職位,沒辦法,沒有正式文憑啊!木瓜之役一展開,周樹人當然站在許老鄉這一邊的,不僅把校長趕走了,連他自己也不願意再呆在此地當助教了,雖然回到紹興要麵對的是無性的妻子朱安。樹人們走了,脾氣頗好的夏丏尊則潛伏了下來,他在等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他的老鄉經亨頤。

所以不是一師容不下周樹人,而是樹人有更高的目標,後來許壽裳和周樹人,包括錢家治都搭上了民國號蔡元培的關係,他們都去教育部做了頗長時間的公務員,然後又到大學任教,周樹人也終於成為了魯迅,他也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經亨頤跟浙江一師的結緣,完全是一種陰差陽錯。學校辦不好,清政府急啊,於是隻有到日本去請海歸,找同鄉會來公議吧,結果聰明的人連會都不去參加,老實如經亨頤就這樣臨危受命,然後梅開二度,終於執掌一師帥印。經先生是個教育家無疑,但他更是一個社會活動家,問官府要銀子來構建他的一師,然後又向社會募錢來構建浙江教育會。看經先生日記,他的應酬往來之多,令人感歎,但他的確是在為這個學校的教育而奔忙,偶有一點小閑心,也是書畫印俱來,直到晚年,才寫寫打油詩的。

一師之最終出名,肯定是因為經先生,因為他的廣博和深厚,所以他才會答應李叔同的要求,買來了50架風琴和2架鋼琴,也才有了寫生素描教室,當然也才會有薑丹書的手工勞作課,原先隻有日本人會教這樣的課啊。忽如一夜春風來,好像李叔同一來,連做舍監的夏丏尊都藝術氣十足了,且不要說老是抱怨條件差的豐子愷同學,最後竟然迷上了圖畫和音樂,終成一代藝術大師,連散文都寫得比同時代的好多名家都要好。

所以也有人說,如果五四運動早來幾年,或許李叔同先生不會遁入空門了。當然也有人說,李先生是要用宗教來救社會的,決不是消極之出家。但即使這樣,經校長作為一校之長,還是頗有怨言的,如果師生一個個都學了李先生,那怎麼辦呢?其實榜樣的力量是有限的,夏先生和豐同學終生都是居士,並不能了斷塵緣,即使如李叔同,修行雖苦雖高,但他也終是一明星僧人,這一點他自己也意識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