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師風潮·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1921年的夏天，陳望道一定有過一次不愉快的杭州經曆，因為他曾經寫下了如此的短文，題目就叫《杭州地方色底一斑》——
坐馬車的定是官僚，坐汽車的定是西人。
講自治的有議員一等，學生一等；講他治的有官長一等，教員一等。
西湖全岸常見手淫的愛名者，壁上題名，樹上刻字；蘇小小墓與公園處常見色情狂的詩人，畫來紅男，撇去綠女。（1921/6/28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署名：曉風）
如果從現代文學史來看，民國以來說杭州壞話的，較有名的就有魯迅、鬱達夫、徐誌摩等，當然鬱後來也是說了不少好話的，且把風雨茅廬也造在了杭州的大學路上。如果照某些精神分析學的觀點，此時的陳望道一定還沒有找到意中人，否則也是不會寫出“畫來紅男，撇去綠女”的句子的。
大家都知道，陳望道離開浙江一師後就回到了義烏老家，他去譯共產黨宣言了，後來便一直在上海做事，從上海看杭州和浙江，無論是故地重遊和舊事重提，陳望道都會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比如在1922年的春天，他還寫過一則《浙江底空氣》——
我昨夜才從杭州回來。我在杭州時，遇見第一師範教員袁君。袁君問我：“你覺得杭州怎樣？”我不答，他便接連地問：“杭州空氣覺得沉靜嗎？”但我終於不曾回答。
我並非不願或不回答，隻因心裏在想一件事，就是：
“文化的‘空氣’怎樣，他該知道；物理的‘空氣’怎樣，他也該知道，何須問我？”
原來，浙江現在連中學生和婦女都持著手杖，以為時髦，物理的空氣是並不沉靜的！如說文化的空氣嘛，誰有閑工夫談到這些呢？（1922/4/9《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署名：曉風）
20世紀20年代的文化人，一定是會言必及文化的空氣的，正如浙江一師在那次風潮中，要維護的不僅僅是校長經亨賾的位子和權威，更是為了新文化的火種。
其實就浙江一師的“四大金剛”而言，陳望道是最後一個進入經校長的視野的。夏丏尊既是同鄉又是老臣，劉大白早就在參與教育周報的工作，李次九是沈尹默推薦的，那麼陳望道的出現，最早的一筆是在1919年8月6日，出現了經先生的日記中——晴。大早，到校一轉，即至會，晤陳望道，麵允就國文教員。
是誰介紹的，從哪裏來，好像都沒有提及，這也不像經先生的風格，日記雖然很是簡練，但大凡也會說個來龍去脈，唯陳望道，好像有點橫空出世的味道。
而從浙江一師走出的“四大金剛”中，陳道望是最為政治化，後來也是官做得最“大”的：複旦校長和民盟中央副主席，但如果從他翻譯共產黨宣言以及成為黨的最早的活動家之一的資曆來看，他的仕途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談的，要談也隻是他對中國語言學術界的貢獻，特別是他在修辭和文法研究上的貢獻。本人在讀中文係的時候，就接觸過他的《修辭學發凡》，最近在舊書攤上又購得1978版的《文法簡論》。當時很不明白的是，一位盜取普羅米修斯之火的先行者怎麼後來就沉浸於“的、地、得”中間了呢？這位1891年生人的共產黨宣言的翻譯者和語言學家，其人生的經曆概括起來說，也正是在宣言和文法之間，而一般文人的道路也大抵如此吧。
早年的經曆，似乎與那個年代所有的名人都如出一轍，抱著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1915年留學日本，學法科並物理，兼而涉足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包括接觸社會主義理論。1919年回國從教，然後涉足出版業，有時身兼教育和出版、寫作（翻譯）等幾個行業，如那一批名人中的夏丏尊、葉聖陶和豐子愷等。
我在想，任何時代裏人和人之間就是講一個投緣，文化圈中更是這樣。經亨頤做浙一師校長的時候，就是為了要革新才找來了陳望道，因為外來和尚好念經。同時要注意，這也是陳望道的第一桶金，正如十年前魯迅在這所學校裏的謀的一份職業。其實陳望道在一師的時間隻有不到一年，劉大白和李次九也是一樣，但為什麼僅一年就讓當局的保守派如坐針氈了呢？這恰好從另一側麵證明了語言文字的革命，絲毫不遜色於大槍大炮的革命。
這便也可以解釋這樣一個事實，為什麼陳望道後來既沒有成為法學家，也沒有成為人們想象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權威，而是成了一個語言學家。我們現在能查到的，1919年初的時候，陳望道在日本就已經給《新青年》寫稿了，且寫的是關於西式標點符號的稿子，這大概也是陳望道涉足語言文字的起步吧。所以聘他以及像劉大白這樣的人來教國文，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再加上夏丏尊和李次九，這四人當時被稱為四大金剛，是經校長的得力幹將，當時在轟轟烈烈的一師風潮中，當局和保守派不僅要撤經校長的職，還要把“四大金剛”都拿下，那麼你現在看看當時這些新派的老師都做了些什麼呢？擺得上台麵的就是教白話文，然後也開始搞拚音注音。這是符合潮流的事情，可是對於習慣了文言的社會來說，這個壓力的確是大的，雖然當時大多部同學都支持革新，覺得白話文和注音，特別是注音對將來一師同學畢業之後去教小學還是管用的，可就是這樣，仍有不滿的同學在課堂上抓住陳望道的衣領欲“理論”——這個學生不可謂不大膽。
在這裏要補充一點的是，為了拚音，陳望道還專程去上海向吳稚暉學習。可見吳老在當時是這方麵的權威，而陳去學注音，也是校方派去的，而吳後來成為國民黨的另一股勢力，那是另當別論的，不過這也至少說明了一個問題，當時的知識精英和黨派領袖，是把主義和波卜摸福一並研究的。
注音字母在當時有何等重要？且看經校長1919年10月11日的日記，這一天下午經校長召集附屬小學的老師開會，提出了幾個事情，其中之一便是“注音字線，一月內附校各教員，應一律研究普及，實行教授。”
雖是對附小提的要求，但可見潮流已經洶湧澎湃了。
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陳望道花一個冬天的時間翻譯共產黨宣言，花一生的時間研究中國的修辭和文法，而這跟杭州的“一師風潮”還是有著必然的關係的。其他的金剛像劉大白，也遊走於政壇和詩歌之間，比如他離開浙江一師後就跟沈定一去了蕭山衙前，搞農民運動去了。而像夏丏尊則一直遊走於語文和寫作之間，他們談寫作談語文的書，滋養了不知幾代人。
因為一師風潮的原因，陳望道最後離開了杭州，暫回義烏老家分水塘，他在那個冬天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從日文版中譯出了《共產黨宣言》，這種意義在今天怎麼說都是不會過的。但是當時為什麼要譯此書？最初的起因是邵力子要他譯此書，而邵力子的背後則是戴季陶。這些名字現在聽起來好像都跟國民黨元老有關，但在1920年，他們卻都是共產主義的信徒，雖說後來各走各的路，但從當時那麼多潮人信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來看，這個影響力實在是巨大的。戴季陶在海外看到此書就動了要譯的念頭，但是他認為自己還不具備譯的能力，外文功底、理論儲備以及文筆等，至少要這幾個方麵都有較高水平才行啊，於是邵力子向他推薦了陳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