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丏尊，不是丏尊。”一語出在他去複旦大學任教時說的，他當時去上第一節課時，便在黑板上寫下了這樣的話——“浙江上虞人，沒有什麼洋翰林、博士頭銜，但希望注意：是丏尊，不是丐尊。”
然而關於他的名字的由來，夏先生最早的本意就是要讓人把他當作“丐尊”。夏先生原名為“勉旃”，1912年他將之改為讀音相近的“丏尊”，“丏”這個字實在生僻不常用，他的本意是讓人在選舉時寫錯成“丐尊”，這樣他的選票便就成了廢票了。因為他不願做官，這一點跟他的同事經亨頤和劉大白先生倒是大相徑庭的。
劉大白是一位詩學、文學、佛學、史學、行政、政治都有興趣的人。這種多方麵興趣的人，在當時是不多見的。
——蔣夢麟
大白在朋輩中，年齒最長，而興趣卻反最高。好說閑話，好動閑氣，又好購置閑物……有人定綽名曰“老少年”。又因其喜歡歐化，好新奇，故更有“歐化老少年”之名。
——夏丏尊
他是舊詩詞的大作手，但，他在白話詩的創作上，又是急先鋒。
——曹聚仁
歐化老少年劉大白
公元1919年1月26上午，大地一片雪白，杭州皮市街上，走來了一位高個子的中年男人，他踏著雪深一腳淺一腳的走到位於3號的白屋前，正要敲門時，門卻吱嘎一聲地開了，於是便有了這樣的對話——
是子淵啊，快進快進！
大白，這樣的天氣你也要出門啊？
我想去看看雪景啊。
嗬嗬，這杭州可也全是白屋了
……
兩個中年男人，口中哈著熱氣，像孩子一樣的談論著昨夜的這場大雪。
是啊，這一場大雪，給了杭州一些久違的清冽和溫情。而這個叫子淵的中年人，沒有因為一場雪而不出門，卻反倒因為大雪的到來，使得他來到皮市街的腳步更為匆促。這個子淵便是經亨頤先生，時任浙江一師的校長並兼浙江教育會的會長，而白屋的主人，便是有著雪一樣名字的劉大白。
劉大白的一生完全符合詩人的傳奇特性：早慧，叛逆，多情，且情事多艱，少年出家又殺回紅塵，執教鞭，患肺病，從政為官又不忘著書立說，中年去世，身後寂寞……這讓我想起了有詩僧之稱的蘇曼殊，蘇曼殊比劉大白更為瘋狂和不羈，但劉比蘇又更為豐富和深沉。這種深沉有時就表現為不苟言笑，城府頗深，因為從照片上看，劉大白先生是個瘦削且骨感的男人，有著一張勞碌而愁苦的麵孔，反正長得既像詩人又像師爺。在民國初年的那麼多紹興文人中，似乎劉大白是最像師爺的人，無論外形還是內心，但在本質上劉大白又是一位詩人，是一位燃燒了自己也燃燒了世界的詩人。
這個生於1880年、本來叫金慶棪的紹興平水人，自小就有反清複明之誌，1910年31歲時，因受好友吳琛的影響，而改名為劉大白，說當時二人同飲於北京酒樓上，當吳琛述說自己的刺殺權貴的計劃後，這個當時還叫金慶棪的拔貢生，趁著酒興吟詩一首《匕首行》——腰有一匕首，手有一樽酒；酒酣匕首出，仇人頭在手。匕首複我仇，樽酒澆我愁；一飲愁無種，一揮仇無頭。匕首白如雪，樽酒紅如血；把酒奠匕首，長嘯暮雲裂……吟完後借筆題於牆上，署名劉大白。
這可以說在抒寫謳歌當時的荊軻啊，這是豪放派的，看得出是一氣嗬成的。詩人本姓金為何改姓劉，因為他認為我們漢族的江山是劉姓開創的。
因為姓劉而不姓金，後來他在遭清政府通緝時倒也給金氏家族少了些麻煩。
用學生曹聚仁評價劉大白老師的話來說——他那火辣的熱情，卻比蘇曼殊還要濃厚些。
曹聚仁評人實際上還是頗為主觀的，尤其是對自己老師和同學輩的評價。
劉大白也曾有詩悼曼殊的——非儒非俠亦非僧，人海逃禪儼上乘。但是大白自己卻不逃禪，似乎也無處可逃。
有人稱蘇曼殊是詩僧，而劉大白呢，人稱是歐化老少年。歐化是他的立場，並非他是遊歐人士；老少年是他的姿態，是老夫聊發少年狂的那種情狀。他在浙江一師任教以及後來寫出那些傳世之詩句時，都已過不惑之年，然而照樣把愛情詩寫得濃鬱激烈。
我有時也搞不明白，要寫出好的詩句，為什麼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如此痛苦呢？或者說像今天的某些詩人那樣，一定要裝出痛苦的樣子呢？那個年代的詩人，似乎更多地在身體力行，而主題隻有一個：革命革命再革命！這革命就是執教，辦刊，論戰，主政，所以這革命便轟轟烈烈，風生水起。今天如果我們從作品的成就來論人，那麼像劉大白這樣的白話新詩，可能還處在一種半文不白的狀態中；而如果我們從文化的傳道者和革命者的角度去看大白，那他完全是一個大寫的人。這個人有時是狂草，有時是正楷，但絕對是大寫的。
早年我不喜歡劉大白，而且把他跟另一位叫劉半農的詩人混在一起，因為他們都姓劉，且名字也都比較“土”。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們喜歡名字比較洋的詩人，比如戴望舒、康白情、孫大雨、林徽音、艾青，郭小川，以及後來的北島芒克江河舒婷等等。還有一個容易搞糊塗的是，劉大白和劉半農都寫過反映底層生活的詩，又都是由著名的語言學家和音樂家趙元任先生為他們譜曲的。現在我當然能搞明白了，半農先生的是《叫我如何不想她》，大白先生的是《賣布謠》。劉半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倒是蠻洋派的，現在偶見紀念會上有人用美聲來唱的，而大白的“嫂嫂織布，哥哥賣布。賣布買米，有飯落肚”則很像民謠了，這就是反映底層百姓的，不過由此詩也看出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蕭紹平原上的商業形態了。劉大白是紹興人，又在蕭山謀過事，而今天的蕭紹平原上，染織業是相當發達的，發達到影響用水衛生和整體環境了。可惜再也沒有詩人寫此類的《賣布謠》了，寫也寫的，是寫企業家如何走向世界並抗擊金融危機。
詩人去寫世間的不平，平民的痛苦，寫不寫是姿態，寫不寫得好是本事。
劉半農因為沒有在國民黨政府裏做官，所以還是名列五四新派人物的，而劉大白的一生就要複雜得多，他因為官至廳部級，遠比當年魯迅在教育部的公務員要厲害。究其原因，魯迅不是蔡元培的親信，而隻是許壽裳的好友，是蔡元培的外圍好友，這一點跟周作人不一樣，周作人似乎要跟蔡元培走得更近一些。而劉大白則是蔣夢麟的親信和得力助手——就因為這一層關係，在1949年後，是很難見到給劉大白先生作傳作評的，有也是有的，那多半也隻是作為一個五四新詩人的幾句評價，而且最後總不忘給他打上“躲避現實”和“悲觀厭世”的標簽，這也是那個年代慣用的腔調。
這實在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名人的是非功過總是要後人慢慢來評說的，公允也總要慢慢才會來到的。或者換作詩意的說法是——欲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
還是讓我們回到文章的開頭，回到1919年元月的那場大雪中吧。因為本文的正題之一是，劉大白與浙江一師。
一，劉大白與浙江一師
經亨頤敲開了白屋的門，而我們在今天則敲開了經亨頤的門——一冊薄薄的《經亨頤日記》，讓我們知悉了這位浙江一師掌門人的點點滴滴。在1919年元月26日的日記中，經亨頤是這樣寫道的——雪積白。九時，至皮市街，訪劉大白，請其任《青年團》編輯。
經先生這次踏雪訪“白”的結果究竟如何，經先生有沒有在皮市街上順道看一看皮貨店的行情，以及這《青年團》到底是個什麼東西，這一切經先生都沒有記。沒有記，大約是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因為四天之後經先生的日記是這樣的——（民國八年元月三十日）雨，昨晚又積雪，而未得盈尺之喜。九時，到教育會，與劉大白接洽《青年團》出版。
劉大白是何年何月何日在何處遇到經先生的，是偶遇還是朋友之間的引薦，這個我到現在還不得而知。現在確切的考據是，劉大白先生是1919年的夏天到浙一師任教的，又是在第二年的春天離開的，任教時間不到一年。而在這之前，經先生和劉大白早就是朋友輩的關係了，而非老板和打工者的關係。因為在經先生任浙江教育會會長時，劉大白便是總幹事，而從教育會中派生出來的青年團，便是那個年代的新生事物，就像今天從事傳統傳媒體的人會去辦一個網站。這個“網站”在當時就是“青年團”。其實任何時代辦任何事情，都得有兩個條件，一是人，一是錢，那麼在當時，人和錢又都需要像經先生這樣的人去運作的。我們先不管這些民間社團是什麼性質的，你如果看過經先生的日記，便可知道經先生一天到晚在忙的，就是今天見這個人，明天跟誰吃飯，校務的事情說實在的並不見得多少繁忙，“與劉大白接洽《青年團》出版”這便是經先生和劉先生的更加緊密型的合作，所以後麵劉大白到浙一師來任教，而且大搞白話文的改革，這便是順手牽羊的事情了。這也是經先生的高明之處，要革命就是要借用外力，在後來被稱道的一師的四大金剛中，夏丏尊是元老中的改革派，而劉大白、陳望道和李次九則多少有點外來和尚好念經的味道。其實任何一種革命，或者就是小小的改良，都是對利益的重新調整，一師風潮中經先生最後的掛職而去，與其說是來自於浙江官府的壓力，不如說是教師隊伍中的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損害，或者如蔣夢麟先生寫給胡適信中所說的那樣，是學校裏牛鬼蛇神太多，魚龍渾（混）雜，經先生得罪的人太多太多，包括經先生重用了像劉大白這樣的人。
劉大白和浙江一師的關係，大白自己沒有多說過，隻有其學生曹聚仁寫過文字。曹聚仁寫過不少同時代的老師和同學，大多隻是千字文，而對於大白師，曹聚仁算是頗有恩情肯花筆墨的。我們現在關於劉大白在浙江一師的談資，基本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抄的就是曹聚仁的。
現在基本的軌跡已經有了，劉大白是1916年來到杭州定居的，其實他早在1895年就到杭州參加過統考，得到優貢生，本來可以成為一名清府的公務員的，但因為喪父而棄絕功名。1916年袁世凱複辟失敗，繼而一命歸西，作為反袁鬥士的劉大白便從海外流亡歸來，同時跟他一起歸來的還有名氣更大的蕭山人沈定一。一般來說流放者的歸來，總是要有所補償的，這個補償便是在新政權中謀得一官半職，後來沈定一做了省議會的議長，劉大白則做了秘書長。這一年的劉大白，開始定居杭州皮市街三號，他在自己家的門上題寫了“白屋”二字，劉去世後出版的《白屋遺詩》便是由此得名的。白在中國字的意思中，除了引伸為一窮二白之外，還有幹淨純潔的意思，我想當時的劉大白取名為“白屋”恐怕更多的是後一個意思吧。
劉大白當時有兩個身份，一是做編輯受聘於《杭州報》，二是做了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在今天也是官至正廳了（好比省人大秘書長）。做編輯記者是知識分子的途徑，而做官則是另一條途徑——這兩條途徑在劉大白身上有時就是能夠統一在一起的，因為他認真，而且在朋友眼裏他始終是個好的幕僚，不知這跟他是紹興人有沒有關係，因為據說紹興的文化人好做師爺。劉大白能做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就因為議長是他的好朋友沈定一。劉和沈是在1914年的日本東京相識的，那時他們同為同盟會的會友，同盟會就是反清然後又反袁的，患難成知交，流亡見真心，劉和沈就在異國他鄉結成了至交。我們現在看劉大白的人脈關係中，大概能成為知交的，除了沈定一，便是早期在紹興報社共事的任瘦紅了，在我看到的劉大白的舊體詩中，有諸多是寫給沈定一和任瘦紅的。至於說跟蔣夢麟的相交相處，那已經是1927年以後的事情了，此前雖然在處理一師風潮中，蔣夢麟先生也來斡旋過，但那時沒有跟劉大白相識的機緣。所以要論及劉大白的私人交情，關係最鐵的當然就是沈定一，但因為沈定一在1928年遭暗殺，沈的悲劇性命運很自然地也影響到了劉大白的的人生，這是後話暫先不說。
考察劉大白的一生，雖然民國初年也有北漂的經曆，但那時新文化運動還未興起，他去北京算是去早了，早了大概五六年吧，所以他便沒有跟北大和《新青年》同仁的交往，也無遊歐美的經曆，他去日本也屬流亡性質。回國之後劉大白活動的空間基本就在滬杭之間，這跟當時同為紹興人的周氏兄弟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急先鋒完全是不一樣的，這批急先鋒的舞台皆在北京，後來才慢慢轉移至上海。五四新文化的兩員大將，胡適和周作人後來雖然都為劉大白的詩文寫過序跋，但基本還是出於禮節，並不能算是一個圈子裏的朋友。所以劉大白跟那一撥後來掌握新文化運動話語權的領袖們，還是保持一定的距離的，比如同為老鄉的魯迅先生，大白跟他基本沒有交往，這其中還是頗有玄機的。
現在我們知道了，把劉大白引入浙江一師的就是踏雪訪“白”的經亨頤先生。經亨頤對中國教育和中國新文化的貢獻，簡單說來就是兩點，第一是打造了一個全新的浙江一師，使其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重鎮；第二就是打造了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使之成為鄉村教育與文化烏托邦的一塊試驗地。
我們現在看到的《經亨頤日記》隻是薄薄的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記的也隻是1917年到1919年的事情，而且也並不全的，不過其中涉及劉大白的，除了以上幾則外，還有如下的記載——
民國八年七月三日。晨鳩鳴，掛紅燈，而仍雨。上午，客來不絕。下午，訪何競明，病，劉大白亦咯血，晤談，精神尚健。
民國八年七月八日。雨。八時，訪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
民國八年八月五日。陰悶。聞劉大白又咯血，先囑仁保赳病院請醫……至皮市（巷），訪大白，神色尚好，勸其靜養兩個月。
從經先生的日記看，他似乎總是在不好的天氣裏記跟劉大白有關的事情，不知這是不是一種預兆，包括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的這一天，也是在一個雨天。
不過經先生的這幾則日記，也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劉先生身體欠佳，也已見肺病先兆；二是大白先生是民國八年才答應做浙江一師的國文教員的，而非民國七年或更早，因為筆者曾見不少史料上說是民國七年就任一師教員的。此前隻是做《青年團》的編輯而已。《青年團》的事情是屬於省教育會的，而非浙江一師的，包括劉大白也兼任過教育會的總幹事。在這個交往中，經和劉一定是意氣相投的，所以劉大白肯去浙一師任教並助經先生一臂之力了。
而就在第二天的八月六日，經先生在日記中又是一箭雙雕——晴。大早，到校一轉。即至會（教育會，筆者注），晤陳望道，麵允。又便訪大白，據雲澤人已來診過。
一周之後的十日，經先生“又至泰豐旅館訪陳望道，便至灣井弄丏尊家，不在，即返寓……”八月十一日的日記有“在校，先訪大白，病稍差”的文字。而在十一月的三日，經先生在日記中又有“劉大白又咯血”的記錄。
從這些日記看，這一年的夏天，劉大白跟浙江一師和經亨頤先生已經達成了一致，而且經亨頤先生也已經把另一位大將陳望道聚攏在自己的身邊了。
當然我們也得指出，去浙江一師任職有一份薪水，這估計是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吧，是聖人也需要養家糊口吧。
再說劉大白和經亨頤，他們也算是同鄉關係，一個紹興，一個上虞。如果說劉大白不改“哼個老倌”的鄉音，那麼經先生大約也是喜歡說“格個老倌”的。而當時的教育會以及青年團等，皆是經先生的社會兼職，從日記看，經亨頤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花在這些社會事務上麵的。而經先生去訪的皮市巷，其實跟後來成名的詩人戴望舒的故居大塔兒巷是很近的。經亨頤踏雪叩訪的皮市街3號“白屋”，現在已成了浙江香溢大酒店（好在還立了一塊牌文的），這裏同時還是浙江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誕生地，現在則是煙草公司經營的一個大酒店。因為劉大白在一師風潮之後，便是跟著沈定一去蕭山衙前辦農村小學，這可不是一般的小學教師啊，他是跟好友沈定一一起從事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這個也是記入史冊的。
所以要寫浙江的民國史，甚至要寫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黨史，都是繞不過沈定一。而且中華民國史，似乎半部也就是浙江民國史，因為民國是浙江人在治國，特別是浙江人的思想理論，起到了很多的作用。而且我以為，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是可以寫入政治史的，而他的文化立場和人際交往，就應該寫進人際交往史。文化從某種層麵上講，就是幾個文人社團的事情，或意氣相投或文人相輕，這都是有可能會搞得風生水起的。雖然後來劉大白較早地脫離了黨派活動，沈定一也是典型性地“出爾反爾”，這也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特征吧，東風來了借東西，西風來了吹西風。不過在劉大白的那個時代，總體上那還是西風東漸，這也是大白被稱作為“歐化老少年”的出典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