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真是如此嗎？
看經亨頤先生日記，好像並非如此，五四來的時候，學生和各界也是有所表示的，隻是動靜沒有京滬來得大，這也並不奇怪的。查經先生1919年5月12日的日記，便有關於學生遊行的記載——
晴。六時餘，先到校，學生尚未發，略授以保守秩序，切勿妄舉。即至教育廳，緘甫接踵，謂學生全體黎明已自後門逸出。電話因風雹，多不通。分別與軍警接洽，免致誤會。九時，全城中等以上學生三千餘人，自公眾運動運動場出發，先經教育會，氣甚壯，餘出助呼萬歲，直至下午三時始回原處，秩序甚好。即午，王賡三邀至西悅來便膳。四時，至教育廳，開臨時校長會議，亦敷衍形式而已，少座即返。
後麵的罷市，在杭州也是有些動靜的，這中間學生是起了大作用的。但是學生被提前放假，卻也是事實。浙江的事情，要不要由北京來管，這在當時似乎也是有爭議的事情，在政治上，浙江還鬧過一陣子的獨立，包括沈定一在內的議長們當時也是主張獨立的，這也包括了地方勢力及鄉紳士，但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浙江後來還是乖乖地聽了北京政府的話，這是沒辦法的。浙江要獨立，這隻是一廂情願。後來的一師風潮，也是要動用北京的力量來和平解決的。而過了幾年之後，浙江人又歡迎北閥軍來征討軍閥孫傳芳，這是後話了。
實際上，浙江的學潮，也並非從一師開始的，而一師的前身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時，就有“木瓜之役”，這當然主要是海歸派教師許壽裳和魯迅等的所為。查1919年和1920年的《申報》關於杭州的新聞事件中，學校教育是占著很大一塊的，這一是說明《申報》很重視教育新聞，二是在那幾年中，杭州的學校也的確是經常鬧學潮的，這在全國都是這樣，所以到了一師風潮，也算是一個高潮了。而在高潮之前，各種潮頭也一撥接著一撥很是熱鬧的。比如五四這撥潮頭，在五月份的《申報》上，便報道過三次。
第一次是1919年5月18日的《杭州快訊》——省城學生聯合會現又加入三稿，共十七稿，公舉之江大學四年級生曹貴性為會長，今日（十七）午後一時在省立第一中校開會討論提倡國貨方法，每校各舉代表四人到會集議，並由第一中校選派學生十餘人持函分赴各縣聯絡，全省學校一致通行定明日在新城站新市場兩處焚燒校中原有日貨，分絕對可燒（如玩具等）；可燒（如用物等類）；不可燒（如儀器等類）三種辦法。
有意思吧，焚燒日貨是一種很絕對的方法，但是又分為絕對可燒、可燒和不可燒之分。什麼東西不可燒呢？就是學校的儀器設備，這是拿來教學用的，這說明學生除了熱情之外還是很有理性的。
1919年5月27日的《罷課風潮之醞釀》實際上還是杭州學界理性的反應，因為其中很明確地說到“不主張罷課”，但是如果學生的要求不能滿足，那就對不起了——省教育會連日召集評議會，議決對於學生聯合會事，請各學校代表到會商酌，出席代表教育方麵有會長及張羽生、許緘甫、蔡寓仁、範傚文、張中虛、華挺生諸君，學生方麵有：甲商一中、廣濟、之江、蕙蘭、工業安定、宗文一師、醫藥、政法、英文夜校等十二校，對於省議會加費事件，表示反對。對於罷課事件，主張不罷課。盡力維持，一麵函請蔡孑民君早日北上請蔡穀清轉交。聞學生方麵已呈教育廳長代電北京要求三事：（一）山東問題不答應；（二）懲辦賣國賊曹、章、陸；（三）挽留傅總長並請蔡校長回校。如三日以內政府無滿意之答複，仍一律罷課。
看樣子後來事態的發展不利於學生一方，所以學生的反彈很是強勢，於是官方便也出台了《禁止學生集會》——
楊督軍、齊省長昨日調令警務處長，各校學生不論以何項名義及何項場所，概不準在校外自由集會，責成各校校長隨時認真約束查禁。即校內各種會應按照管理規程第五條切實通辦。平日各校有令學生於課餘組織校外演講者並即暫行停止，除分令教育廳，各道尹就中等以上各校合行令，即該處長轉令所屬一體通照。倘各校學生仍有在外集會或講演等事，即行嚴厲製止，如有違抗，並即依法逮懲。（1919年5月31日《申報》）。
引述這三則申報新聞，意在還原五四時期杭州學界的一些情況。因為事實情況並不像《時事新報》所說的那麼糟糕，也沒有像後來一些人回憶錄中那麼激昂。把《申報》和《經亨頤日記》對照起來看，就會看出個究竟來的。
而1919年6月份的《申報》更是隔三岔五地報道杭州的事情——
6月6日的《杭州快訊》——省垣中校以上學生聯合會因奉官廳明令解散，現每校各選代表二人赴上海梵王渡聖約翰大學重行組織，與滬地各校聯合一致行動。（《申報》）。
6月10日的《記杭州罷市詳情》——連日有自稱浙江商界一分子暨自稱議員，公啟傳單信函或交郵分別致送，其中詞句或嘲或諷，可歌可泣，以致激動全體。（九號）上午五時許，城站首先發起雙扉緊閉，近處一帶如福緣路、關王路、羊市街、金剛寺巷、二
三橋一帶罷市，未幾，清河坊城隍牌樓、菜市橋等處亦相繼響應，門首俱貼有良心愛國，切勿暴動等條。恍似陰曆元旦景象，並聞江幹、湖墅亦接應，警廳得報飛派人員分投勸阻無效，立即轉呈軍民兩長，入午即由督署召集軍警長官開緊急會議，商定維持秩序辦法，加派軍警巡邏彈壓地麵，杭總商會亦定下午開緊急會議，並有急電致北京，雲大總統、國務院、農商部等鈞鑒。（《申報》）。
6月11日的《杭州快訊》——
今日（十一）為杭州罷市之第三日，百業停頓如故，惟秩序尚安，多數主張靜待曹陸章免職令下即行開市，錢業自昨日起各路收價俱停，銀行鈔票今日仍照常兌現。（《申報》）。
6月16日的《杭州快訊》——杭州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昨發第三次宣言。大致以京津間學生已釋，曹、章、陸三賊已除，聊堪自慰。自今以後且以一心一口，終其身手奔走呼號之中，無論有效無效，總不敢略懷私意，不願有始無終，並感謝工商界輔助。（《申報》）
6月22日的《學生界現狀》——杭州學生聯合會日經官廳壓迫，提前放假後，二千餘學生不得不各回鄉裏，但學生代表心猶未死，推舉數人赴滬組織分事務所，於牯嶺路斯盛裏九行杭州學生聯合會會報。其在杭之機關暫設在法院街。聞已受警察幹涉一次，以調查毫無證據而罷會，報之山杭滬火車運杭省署一度為城站中稽查警察沒收，猶意第一期發行時尚見有學生多人在街上兜售，今則社會上已不見該縱影，僅由某大學學生，隨身攜帶數紙來杭於學生間傳觀而已，官廳對於學生之防範，可謂無微不至。（《申報》）。
6月24日《實業學校聯合會》——全省實業學校聯合會開會，各校代表到會者共二十人，討論會章、細則，約十時許伍教育廳總長偕前代理教育總各行其是袁希濤君蒞會參觀並邀請袁、伍二君演說，散會時已午後三時。（《申報》）。
引用《申報》新聞，便可最大程度地還原曆史，特別是五四之於杭州這一段，因為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五四，何況總要背景越是深遠且清晰，才方能凸顯出曆史的意義來。不過有一點可能肯定，在全國這一盤五四新潮的棋局中，始終有著杭州的棋子在動作的。
這一點還得扯上美國教育家杜威，“五四”發生的前一天，杜威就在杭州發表演講，這是他在全國巡講中的一站，當時要給杜威作翻譯的便是蔣夢麟，後來臨時改成了鄭曉滄，因為蔣連夜趕回了北京，據說鄭先生的翻譯非常之好，超出了人們的預期。而無論是鄭曉滄、蔣夢麟和胡適，包括經亨頤，當時都是杜威的信徒。而杜威因為那個階段剛好在中國，所以他也有他的發言權的，
杜威是這樣說的——（1919年）5月4號的動亂過去後，全國各地學生團體開始辦期刊。特別重要的是正當這反貪汙腐敗和賣國官僚，以及抵製日貨的高潮時，這些問題在學生刊物上卻成了次要的討論話題……他們的急務是追求教育改革、攻擊家庭製度、討論社會主義、民主思想、和各種烏托邦理想社會……很自然的，在思想發酵之中，往往會產生一些幻想的泡沫。學生缺少明確的閱曆背景，滿以為所有的思想和建議，隻要是新的、而且可以用來被壞舊習慣和傳統，便差不多都是一樣，全可接受。（杜威《新文化在中國》）
杜威給新文化運動作了很長的分析後，得到這樣的結論——我們可以肯定說，新文化運動，即使是那麼蕪存和不安定，即給予中國以新的前瞻和遠大的希望。它固然不能代替比較好的交通係統（如鐵路和公路），缺少交通係統，這個國家不能統一，因此也不能富強。可是中國也需要民心一致，這點沒有新思想知識運動是不能達到的。而且當形成民心一致時，這民心是瞻望過去，還是與當前世界潮流配合而同情於現代思想，也會造成完全不同的後果。（杜威《新文化在中國》）
還有一位中國基督教徒在美國住了將近十年，於1921年4月回到中國講學。他抵達上海時看到國人的態度和生活在這方麵的改變，感到很驚訝——
我幾乎突然間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和氣氛所壓倒。我感到有生命在運動——一種“新生命”，這是我前些年不曾見到的。我所遇到的人，我跟他們所談的話，他們所采取的態度，他們所表示的見解，他們對當前各問題所加的判斷；以及我所閱讀的報紙，反映在報上的大眾輿論的語調，所討論的問題，都一一顯示出這種新生命。有一個晚上，我到街上閑逛，走進各色各樣的書店和報攤，買了47種不同的雜誌，包括周刊、季刊和半年刊。我花了一整個晚上，這才走馬觀花地把內容過目一番，發現這些雜誌裏麵所討論的當前種種問題與所發表的各種輿論，比在美國報攤上所搜集到的任何47種雜誌所討論的問題更時興，意見更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