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物
與其他講述中國人在異國他鄉曆盡艱辛而終獲成功的類型化小說不同，《烏鴉》中的女人沒有自尊，更談不上自強，他們的奮鬥史就是女人在風月場上的爭奪戰，就是男人與女人在金錢與性上的交易戰。如果說柳道、私炎等男人的人生觀是“金錢就是一切”的話，那麼，海倫、芬等女人的人生觀就是“一切為了金錢”。女主人公王瑤（我）外表美貌、氣質高雅，但有嚴重的虛榮心，從她一登上去新加坡的飛機就開始編造謊言，騙得了富婆麥太太的信任和收留，以後她一直生活在謊言中，並像吹肥皂泡一樣，謊言越編越大：“我”的父親一會兒是外貿局的幹部，一會兒成為了省委書記，“我”也就成為了一個高幹子女；“我”一會兒懷孕，一會兒又要結婚，“我”又變成了一個可憐楚楚的弱女子。尊嚴為了金錢可以全部出賣。最後謊言編不下去了，就一步步地走向了深淵，出賣肉體、尋找男人靠山也就成了她唯一的出路。其他內地去的女孩子都無一例外地做了同一種選擇。而書中的新加坡男人不管是對於大權在握、黑白通殺的老花花公子柳道，還是對於有妻室兒女的李私炎這樣的普通新加坡男人，他們都毫無憐憫同情之心，而仗著有錢將那些年輕漂亮的女人玩弄於股掌，將其淪為泄欲工具。王瑤們的生存空間得由男人的錢撐著，否則就會傾塌。除了身體，無論是錢財還是感情，都是這些小龍女（新加坡人對妓女的俗稱）們所無法把握的，她們隻能在一次次無望的追逐中絕望地落空，她們隻能彼此傷害，並被這個世界傷害，在金錢與性的交易戰中被廝打得遍體鱗傷、一敗塗地。
關於評價
一部充滿爭議的小說《烏鴉》讓“美女作家”九丹變成了名人，不過伴隨她成名的卻是如潮的質疑與指責。
《烏鴉》首先招來了新加坡華人的一片罵聲：《烏鴉》“嘩眾取寵地將部分陰暗角落的東西，描繪成整個社會”，“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醜化了中國女性的形象；《烏鴉》“將毒汁噴向所有女人，要將所有女人拖下汙水”；《烏鴉》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沒有起碼的一點維護之心，為何書中對中國女子的好處一字不提”。
新加坡的華人留學生譴責說：“九丹之所以受到歧視和白眼，恐怕不是僅僅因為她是中國人，而是因為她不顧國格人格出賣自己還要四處宣揚，汙蔑別人，嘩眾取寵，才被人看不起。不僅是外國人要看輕她，中國人也要看不起她。她不僅傷害了留新的中國女生，也傷害了她們的父母。相信稍稍有點正義感的人都會不齒她的齷齪行為的。”
多數人指責她以偏概全，把在國外的中國女人比做“鋪天蓋地飛臨外國的烏鴉”，損害了中國女性在世界上的形象。有論者指出：“九丹的絕對化造成了整部作品文學感的缺失，其主題選擇的失敗，也造成了作品的硬傷。書中描寫在新加坡留學的女性群體生活的狀態，絕對不會是全體女性留學生的生存狀態。在現實生活中，出國留學的女性中，有不少成功人士，他們沒有悲慘地回家，至今仍在國外或在國內繼續為她們自己的事業打拚，難道這不是事實嗎？中國人是最勤勞最能吃苦耐勞的人民，他們用汗水甚至血水換來的美好生活，卻在別人眼裏變得是那麼不堪的境地，你能相信嗎？這種以偏概全的做法，未免太不地道，太不公允了吧！”“至於九丹聲稱是用‘身體寫作’，隻是為了吸引大眾的眼球，其本身表現的隻是某種人的生活狀態，而絕對不是整個群體的生活。”
更有論者尖銳地指出：“《烏鴉》中的女性已經蛻變為大眾情人，徹底喪失了羞恥感，人的尊嚴化為消費化的商品，被出賣，被議價，被整體的物化。”“九丹的性描寫是放逐欲望的書寫，實際上是將女性的隱私、身體、欲望展示於低俗的男性閱讀市場，是一種精神賣淫，人文關懷的意味蕩然無存、消失殆盡，女性小說意義的召喚將無從說起。”
內地的文化人和評論家仍不乏理解和支持九丹的觀點：“作為對描寫留學生活作品的經典的解構，《烏鴉》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範例。就其文學範式而言，它屬於諷刺類型，即在英雄(成功人士)已逝的舞台上，普通人甚至是卑微的人占據了舞台中心。在目前人人都向往成功而奔騰不息的時代，它破滅了許多人的成功夢，又由於題材的特殊性，自然要受到相當多的人的抵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