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已成為中國當代文藝學研究領域一個重要分支學科的“西方文論”，內容主要是指自古希臘以來，在歐美各國曆史上出現的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各種文藝見解及相關思潮。由於文化背景、地域環境、曆史進程、社會格局、思維方式、文藝創作等方麵的差異，與中國文論相比，西方文論有著不同的發展曆程，形成了許多不同的見解、主張與概念範疇。
與儒、道兩大文化支柱相關，在中國文論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集中貫穿著兩種價值取向：一是社會功利價值，即將文學藝術視為經世致用、進行政治與道德教化、推動社會進步的工具；二是自我調適價值，即將文學藝術視為抒發情懷、撫慰心靈、掙脫塵世束縛的重要途徑。前者比較突出地體現於先秦時代孔子提出的學詩可以“事父”、“事君”；魏晉時代曹丕提出的文學乃“經國之大業”，劉勰所主張的“征聖”、“宗經”；白居易所主張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宋代周敦頤明確提出的“文以載道”；一直到清代沈德潛的“正”格調，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呼籲的“詩界革命”、“小說革命”，以及20世紀以來的“革命文學論”、“政治工具論”等文學觀念中。後者可以在中國文論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老莊的“虛靜”說；南北朝時期鍾嶸在《詩品》中所強調的詩之妙處在“感蕩心靈”，能“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唐代皎然所主張的“高逸”；宋人嚴羽所注重的“興趣超詣”、“吟詠情性”；明代袁宏道所主張的“獨抒性靈”；清代王漁洋提出的“神韻說”，以及“五四”時代“創造社”的詩人、作家所推崇的“為藝術而藝術”等文學觀念為標誌。
在中國文論史上，這兩種價值取向雖有局部性的浮沉與對立，但從整體上看，一直互滲交錯，並行不悖，甚或共存於同一作家的創作追求、同一學者的理論體係中。由此而形成的中國文論的特點是：穩固封閉，少見真正具有顛覆性的觀念變革，未能如西方文論史那樣，拓展出如同人文主義、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唯美主義之類頗具理論聲勢，且有引人注目的相應創作實績的文學思潮；理論形態的時段性變化亦不明顯，多見的是以“複古”為旗號的理論主張的循環。但因其理論視點與價值取向的集中，在某些具體問題與理論範疇的探討方麵，中國文論則往往呈現出西人難以企及的精微與深邃。如關於文學作品的“言意”、“言象”之間的關係問題，從《易傳·係辭》中所說的“立象以盡意”，到莊子所說的“得意而忘言”；從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所說的“窺意象而運斤”，到司空圖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從嚴羽所說的詩之妙處“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到劉熙載的“離形得似”，其相關研究竟延續數千年而不衰，形成了中國文論中自成格局、具有豐富內涵與重要價值的“意象”與“意境”理論。另如“文氣”、“風骨”、“感興”、文與質的關係、情與理的關係等方麵的問題，亦經由長期的反複探討，得到了不斷的豐富與完善。
與中國文論不同，西方文論呈現出更為多元的理論視點與價值取向，既有為社會的、為藝術的，又有宗教神學的、實證科學的、心理學的、人類學的，以及不同哲學體係的等等。由於理論視點的差異與價值取向之間的常存對立，故而在西方文論史上，深層觀念的變革劇烈，時段性的變化亦較明顯。從時段來看，古希臘、古羅馬時代高度肯定的是文學藝術的教育與認知功能；至中世紀，文藝則被視為“宗教的奴婢”；文藝複興時期，則以反叛宗教神學、個性解放為旨歸；至20世紀，“非理性”一度成為許多文藝思潮的主導特征。從具體觀念來看，可以看到更多自成係統或相互形成鮮明對比的理論主張。如亞裏士多德的“模仿”說與柏拉圖的“理式”說截然相反；19世紀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判然有別；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與黑格爾“藝術美高於自然美”的論斷大相徑庭；尼采雖深受叔本華哲學思想的影響，但其文論思想中卻喧騰著不同於叔本華悲觀主義的“強力意誌”。尤其是20世紀以來，表現主義與形式主義、存在主義與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與建構主義、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闡釋學與反對闡釋，以及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生態主義等“主義”與“思潮”，此起彼伏，異彩紛呈。這些“主義”與“思潮”，雖不無偏激與紛亂，但均以其獨特視點與價值取向拓展了文藝學研究的空間，豐富了人類的文藝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