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最初的記憶 我的祖先和有關傳說
(一)
一個人跟自己祖先的聯係，往往是一種自然的顯露，不是憑借家係譜牒和祠堂之類取得有形的認同；用一句神秘或神聖的話說，它多半是從血液潛默地流傳下來的。就我來說，自小聽家裏人說：“我們的老祖宗是蒙古人。”但我和我的家庭跟蒙古族有什麼直接關係，就說不清楚了。隻記得我姐姐結婚時，我已經十一歲，從口外來了一個本家，帶來好多奶製品，還牽來一兩隻羊，從穿戴上看，跟我們很不一樣。我清楚地記得，他在砧板上剁肉時，一手一把刀，剁肉的姿態，十分悠然而靈活。記得我父親跟我說過，內蒙的豐鎮，有我們家的一支人。另外，隻知道民國初年在呼和浩特祖父辦過報紙，他從呼和浩特一回家，就得肺癆病死了。我的曾祖父多半輩子在口外草地經商，先在後套一個叫東勝的地方，後來幾十年一直在經棚(離赤峰不遠)，我們家的宅院就是這位能賺點錢的曾祖父置的。
記得我們家的祖墳有三處，一處叫老墳，離城五六裏路，每年清明那天，多半是本家聚財伯伯帶著我去上墳。我扛著鍬，聚財伯伯端著供品，墳地很荒涼，沒有一塊石碑，隻有十個八個坍塌不堪的墳頭。聚財伯父讓我用鍬把墳頭一一培好。還有兩處墳地，一處在關頭，是聚財伯伯的上兩代祖先。另一處墳地是我家的，靠著西古城，埋著我的曾祖父母，我的祖父，一位未成年的叔父也埋在一起，一共三個墳頭。1943年，祖母逝世後。和祖父合葬。1970年，母親逝世後也埋在這裏。父親1961年在天水病逝，埋在天水玉泉觀後麵的山頂上，隔藉河與杜甫《秦州雜談》裏寫到的南郭寺遙遙相望。
從上麵情況，我家有墳的先祖，總共不到二十個。可見這個家族在這片土地上生根並沒有多少代。
小時候，我問過父親，我們既然是蒙古人，何必呆在這裏？記得我父親這樣回答我：“我們的祖先從元朝到現在生活在漢族地區太久了，有的做官，有的經商，生活安定富裕，不願回到蒙古草地。”
1947年夏天，我在上海拜訪翦伯讚先生，他一見我，就肯定地說：“你不是漢人。”(1948年見到艾青，他也這麼說。)我對他說：“我老祖先是蒙古人。”他說：“是蒙古人的那副神氣。”
他說他是維吾爾族。“是你們的祖先把我們脅迫到湖南的。”我說：“那為什麼不回到西北去？”想不到他回答我的話幾乎和我父親說的完全一樣，“多少代在湖南已習慣了，不想回到西域。”
我為什麼不厭其煩地羅嗦這些？如果我不寫，我的後代們不可能知道這些祖宗的蹤跡。首先他們沒有這個很深的“根”的觀念。去年看到定襄新出版的縣誌，提到元朝滅亡以後，元王忙兀特爾的後代在定襄定居，但未說明什麼時候來到這裏。我們這個家係正是這位忙兀特爾的後裔。
(二)
既然我的祖先是忙兀特爾，為什麼姓“史”呢？“史”是漢姓。元帝國亡後，散居在各地的皇族和各級地方官吏，返回蒙古地區的不占多數，大部分隱姓埋名，流徙到各地去討生活。當官的自然得躲躲藏藏。聽父親說，我的這位老祖親忙兀特爾，被封為王，必定是皇族無疑。父親說，當時他是鎮守在陝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處的軍事首領，駐守在洛陽一帶。手下有一位親信，漢族人，姓史，是山西晉南人，於是就改姓為史，冒充是他的家屬，逃到了山西。什麼時候輾轉定居於定襄，這段經曆，我就說不清了。我父親也不大明白，隻說他們有些年又回到了蒙古，但過不慣遊牧生活，再次南下，留居在離草地不遠的雁門關內外。一旦有了危難。可回到蒙古。經過幾百年的動蕩生涯，留在定襄的估計隻是一小部分。姓史這一支在定襄，至今已繁衍了不少代。
前幾年，我與李準談起各自的家族史，他也是蒙古族，李準說他是成吉思汗某個兒子的後代，元亡後改姓李，在今河南落戶。去年有一個詩人雲逢鶴來看我。說他的祖先是蒙古人，在海南文昌縣落戶幾百年了。如果從相貌上看，李準的神情，確實像個蒙古人，就像當初翦伯讚和艾青一看見我就肯定我不是漢人。但雲逢鵲白淨紅潤的麵孔，一點也看不出蒙古人的影子。但是，我讀他的詩，卻感到了一種暴烈的激情，覺得他的血液裏似乎仍有些難以消失的蒙古人的氣質。詩人楊煉對我說過，他的血液裏有四分之一的蒙古血流，我相信。我從他的某些詩裏看出他對曠遠的神話傳說非常敏感，他甚至說他在創作中有遊牧的習氣，不願定居。我也談過與他幾乎有相同的創作體驗。也許有人會說，上麵說的這些，太玄虛和神秘了。的確，讓我講清其中的道理，真講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