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是中華民族反對西方列強、反對封建統治、民族覺醒初期的革命女英雄，是提倡男女平等、促進婦女解放的急先鋒。她以年僅三十歲的血肉之軀，獻給了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她的一生是光榮燦爛的一生，是充滿愛國激情、革命奮進、氣壯山河的一生。
秋瑾，乳名玉姑，原名閨瑾，字璿卿，號競雄，自稱鑒湖女俠。東渡日本後，易名秋瑾。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公元1877年生於福建閩縣（今福州）。她的祖父秋嘉禾，清同治年間進士。曆任福建雲霄（地名）廳和廈門海防廳同知（廳之長官），全家遂遷居其任所，她的童年是在福建度過的。後來她的父親秋壽南（字景侯）在湖南郴州為官，她與母親又在父親官邸生活。她的母親單氏，乃浙江蕭山望族之後。所以說，秋瑾是在官宦之家、書香門第長大的。她生性聰敏，性格剛毅倔強。自幼跟隨父兄學習經史詩文，是個少年飽學之士。她在很小的時候，便懷有一般女孩所沒有的遠大誌向，崇拜曆史上那些劍俠義客，憎恨不公和欺淩。
秋瑾在廈門生活的時代，那裏已經淪為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通商口岸，許多洋人在那裏橫行霸道，任意欺淩中國的普通百姓。而滿清的官吏卻奴顏婢膝地一味討好洋人，所有這些都大大刺痛了幼年秋瑾。她非常氣憤並很痛苦，曾經神態沉重地對母親說：“媽媽，這裏是中國的土地，那些紅毛鬼子為什麼那樣蠻橫無理。照這樣下去，中國人不變成他們的奴隸了嗎？”媽媽聽了，覺得女兒懂事了，便撫摩著她的頭說：“孩子，你還太小，又是個女孩，不要擔心這些事情吧。”
“女孩又怎麼樣，難道就不可以關心這些事情嗎？”她睜大眼睛不解地盯著媽媽。
過了不久，在她的詩作裏便出現了“紅顏誰說不封侯”的句子，這使得她的父母非常吃驚。
少年時代的秋瑾，學得了更多的知識，懂得了更多的道理，特別領悟了：要想不受洋人的欺侮，就得有強健的體魄和高超的製人本領。於是，她不顧別人的閑言抨擊，硬是扔掉了裹腳布，解放了雙足。這在當時的漢民族中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事情。母親也勸她：“一雙天足是找不到好婆家的。”她聽後笑了笑說：“與其那樣就不要找了。”她重獲了一雙能跑能跳的天足以後，便跟著表兄學習騎馬擊劍和武術。她學得非常刻苦，那勁頭真的勝過男孩子。如此一來，她不隻有了強健的身體，還掌握了不少劍法和拳術。
她隨母親在湖南郴州父親的官邸居住時，很多人都知道秋景侯有個相貌嬌好、能詩文、善辯才、性格豪邁的女兒。湘潭的王家為當地富紳，曾在湘潭開設“義源當鋪”，有子弟王廷鈞，也是個飽讀詩書的翩翩少年。王家慕名向秋家求婚，得到應允。並在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秋瑾與年少她兩歲的王廷鈞結了婚。其實，秋瑾是不滿意這門婚事的，但當時她隻有十九歲，抗爭的意識還很脆弱，還沒有擺脫“深閨守禮”的勇氣，隻好勉強嫁了。所以婚後曾有“謝王不是無茅屋，偏處盧家玳瑁梁”的詩句，流露出極大的無奈和不滿。
這時的秋瑾是家事、國事，事事都不如意。但她心誌高遠，雖為人婦，仍不忘國家恨、民族仇。一次，在夫家與眾親友談論國事時，一時激情難抑，賦詩《杞人憂》，表達了自己憂國憂民的情感和親赴沙場的雄心壯誌，詩的全文是：
幽燕烽火幾時收，聞道中原戰未休；
膝室空懷憂國恨，誰將巾幗易兜鍪（古代作戰戴的頭盔）。
大家聽了，有人讚許，有人搖頭。但都一致佩服她的才思敏捷，誌向不群。
婚後第二年，秋瑾生下兒子王沅德，她嚐試了做母親的欣喜，各方麵更加成熟了。光緒二十六年（1900），王廷鈞花錢在戶部捐了個小官，便攜帶妻子兒女進京赴任。不久就發生了“八國聯軍”侵犯中華之亂，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被鎮壓，北京及其他一些城市遭到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燒殺搶掠。第二年，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定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也稱辛醜議事書）。秋瑾目睹了帝國主義的野蠻行經和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氣憤填膺，怒不可遏，遂作《七絕》以明誌：
危局如斯敢惜身，願將生命做犧牲。
拚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這時秋瑾尚不滿二十四歲，在國難當頭之際，她從內心深處發出了願意為國犧牲的錚錚誓言。不久，她又生下了女兒王仙芝。這位兩個孩子的母親，不愛與自己毫無共同語言的丈夫，卻非常疼愛一雙兒女。她常常望著他們熟睡的小臉，小聲叨咕著：“快快長大吧。長大了你們兄妹一起為建設一個強大的新中國而奮鬥。”
一天，王廷鈞看了她的《七絕》，不屑地說：“你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還說什麼拋頭顱灑熱血、力挽乾坤的話，太不著邊際了吧？”她聽了甚為不悅，隻是嚴肅地望著他，沒說什麼。而後，拿出筆墨，一首更能顯示她當時心情的《大刀歌》躍然紙上：
北上聯軍八國眾，把我江山又贈送。
白鬼西來做警鍾，漢人驚破奴才夢。
王廷鈞低頭一看，覺得這後一句的“奴才”裏也包括自己，便以不友好口氣說：“看來，這舉國上下都在做著奴才夢，惟有你秋夫人獨自清醒啊。隻可惜夫人是個女人，獨醒又當如何？”
“廷鈞，不要用這種口氣說話好不好，女人怎麼啦，女人也許比男人更有誌氣。”說完，又一口氣寫下了《滿江紅?小住京華》：
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算平生肝膽，因人常熱。俗子胸懷誰識我，英雄末路當折磨。莽紅塵，何處覓知音，清衫濕！
王廷鈞見妻子的脾氣如此倔強、筆鋒這般犀利，竟怒罵他為俗子，更不是她的知音，氣更大了，竟然揮拳打了她。這一打，不隻把她打出了家門（離家出走住進了泰順客棧），把她的心也打得更遠了。從此，她更加苦悶，便在莽莽紅塵中尋覓知音。很快，她結識了近鄰的一位進步女子吳芝英。這吳芝英也是出身名門，她的伯父是安徽著名文人“桐城派”成員吳汝綸。她自幼熟讀詩文，學習書法。成年以後，不隻詩寫的好，字寫的也令人稱奇。丈夫廉泉，與王廷鈞同朝為官，但他思想開朗，曾“設開明書局，多與報界往還”。秋瑾和吳芝英愛好相近，誌同道合，兩人很快成了知己，結成了“貴賤不渝，始終如一”的盟友。這時秋瑾曾有“曾因同調訪天涯，知己相逢樂自偕”的詩句，表示了當時的心境。吳芝英家常有大量宣傳新思想的書報，秋瑾見了，如饑似渴地讀個沒完沒了。如果說，與吳芝英的友誼改變了秋瑾的苦悶生活，那麼，那些進步書刊則使秋瑾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堅定了走自己路的決心。這時，她並不感覺孤立了，原來國人中與她誌同道合者多矣。她回到家中，把自己的新感受、新知識說與丈夫，希望他也能夠接受些新的進步的東西。而年紀輕輕的王廷鈞，對那些救國於危難、拯民於水火的革命思想卻毫無興趣。他所追逐的隻有做官享樂，一切都與妻子格格不入。秋瑾的熱情遭到了冷遇，她再一次失望了。秋瑾幼年曾隨大哥秋譽章學習詩文，視大哥如手足、如師長，有些心裏話願意向他傾訴，曾在給大哥的信中，痛斥王廷鈞的為人，說他“無信義，無情誼，嫖賭、謊言、損人利己、淩辱親戚；夜郎自大、銅臭、紈絝之惡習醜態”以及“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奴仆不如”。一個生有錚錚鐵骨的俠義女子，遇上了這樣一位人格低下的紈絝惡少，她當然苦不堪言。所以，深感“在彼家情形，不如奴仆。”看來，國仇、家恨，必將使她走上一條新路。
當時，不少舊民主主義者們苦於沒有現成的革命辦法，便想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的改革經驗，於是紛紛出國尋求真理。秋瑾也覺得隻有這樣才能學得革命本領，向封建勢力作堅決鬥爭，便也決定東度日本。當她把自己的決定告訴王廷鈞以後，他堅決反對，並以輕蔑的口吻說：“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女人，又是兩個孩子的媽媽，還出國學習什麼知識？古人說，女子無才便是德，你若不是因為學得了一些知識也不會如此的放蕩。在家裏寫還嫌不夠，又要跑到東洋去，虧你說得出口。”
秋瑾知道和他商量不出什麼結果，索性什麼也不說了。王廷鈞知道，她不會因為自己的反對而打消出國的念頭，便趁她不備，偷走了她的私房錢和珍貴首飾。她手中無錢，就寸步難行了。秋瑾發現以後，非常生氣，但她沒吵沒鬧，隻是對他說：“你的辦法太卑鄙、太笨拙了。沒有了盤纏，我用兩條腿走也要走出國門的。”最終，在吳芝英等朋友的資助下，她以“踏破範圍去，女子誌何雄”的氣概，走出了王廷鈞構築的牢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