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喜歡德國的斯托姆、英國的道生，他隻譯他們的小說。他還談到自己的創作，他低頭吸了幾口煙後說：“我寫的東西能夠流傳下去的恐怕隻有《薄奠》、《春風沉醉的晚上》二、三篇。”我說：“《沉淪》的影響可大，那是向黑暗的封建大院子投進了一顆炸彈，它是一篇好作品。”他搖搖頭說：“那是在日本當學生時寫的，比較幼稚。”鬱先生就是這麼謙虛。那時他說在研究閩中音韻，如中原四聲在閩中以陰平、陽平來劃分，可以有八、九個音韻。於是他又談到中國舊詩。我很奇怪，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評論中國白話詩，大約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不隨便發表意見。
這裏要插進一句：《鬱達夫詩詞抄》中收所謂《毀家詩記》第一首就是那年春天寫的。他把這首絕句寫了一個條幅送給我。
從《詩詞抄》中看到的詩是這樣：“離家三日是元宵，燈火高樓夜寂寥。轉眼榕城春漸暮，杜鵑聲裏過花朝。”據編者說：原第三句和第四句為：“轉眼榕城春漸老，子規聲裏又花朝。”但我記得當時寫給我的原句卻是：“離家三日已元宵，燈火樓台夜寂寥。過眼榕城春欲暮，杜鵑聲裏是花朝。”28個字中有4個字與《詩詞抄》本不同。可能是鬱先生後來修改的。很可惜，這一條幅在抗戰烽火中連同藏書一起丟失。
這次談話特別多，他拚命吸煙，一支接一支，我們在小屋中坐到天黑，我才告辭了。過了六、七天我要回上海轉去杭州，行色匆匆，來不及再去看鬱先生，就搭上輪船走了。
過了一年，我又到福州，同樣是夏天。我到福建省政府去見鬱先生。那是一所好幾進的破舊大衙門。門禁森嚴，我填寫了會客單後被領到一間大而無當的所謂會客室。室中放置一條長桌，幾張破椅子，連茶水也不備。坐等了一會兒，鬱先生從後一進大屋走進會客室。這回見麵顯得拘束，這大抵是衙門氣氛不同，我們都正襟危坐。鬱先生最關心的還是北新書局的版稅不能按時給他有意見。次則談了抗日戰爭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工作的情況，那時上海“八·一三”戰爭還未爆發，我約略談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況。天熱，我趕忙把他要的謝翱的《唏發集》4卷給他。這是我家藏葉氏刻本。他在閩中喜愛買舊書，凡是詩文集無不收購。閩中在宋以來是中國三大印書中心之一，但刻板不講究，紙張也差。所謂建陽麻紗版，錯字也多。而且因地濕，書易發黴。然而鬱先生不重視版本，凡是有用的他都收購。我在會客室坐了一會兒便告辭了。
那年，即1937年冬天。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去武漢的長江水路被切斷。有人入武漢多從上海赴香港轉入內地，我則迂道福州轉江西入武漢。我路過福州時便去看鬱先生。記得那是陰雨綿綿的傍晚，我撐一把油雨傘到他住的光祿坊寓所。這座房子是清朝大官的官邸，木構建設，極其宏美，一說是劉家舊宅，一說是黃辛田十硯齋舊址。鬱先生住的隻不過那所大宅邸東邊一棟五開間花廳。我進門向左手拐了幾個彎兒到了花廳。一腳跨進門檻，抬頭一看嚇了一跳，原來正中朝門一間竟設了一座靈堂：白布幔，白布幢，桌上設個靈位。一對錫製燭台上插一對白蠟燭，燭光熒熒。當中一個宣德爐插了幾炷香，香煙嫋嫋而上。我怕走錯了門，正在遲疑之際，鬱先生從東邊臥室走出來，領我到西邊一間會客兼吃飯用的小室，坐下之後，他大約看到我神色不定，便開口說：“我母親在富陽老家給日軍殺害了……”我那時年輕不懂事，沒想到該在靈堂前鞠個躬。這是禮節，然而我不懂。到掌燈時分，他知道我已吃過晚飯，便叫我坐在飯桌邊。阿姨端上飯菜，一壺酒，他一邊喝酒一邊跟我談話。福州的冬天不冷，但陰雨天氣，加上屋子陰暗，靈堂燭光熠熠，給人陰森可怕的感覺。鬱先生有點牢騷，對文學界某些人有不滿之辭。我未敢置一辭。我朝四下一看，怎麼沒見到鬱夫人及孩子呢？當時又不敢問，後來才知道王映霞來閩住了一段時間又回浙江與某官僚同居去了。然而當時我已察覺到鬱先生的孤獨和悲哀。眉宇之間浮現著一股怨氣，精神上的負荷很重，他喝的正是傷人的悶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