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中，韓愈、柳宗元、蘇東坡、蘇子由均在南海沿海生活過，對南海海洋文化有著深遠而悠久的影響。蘇軾成為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在詞壇上更是突放異彩，創豪放派詞風，把詞引向健康、廣闊的道路，不僅將詞的內容擴大到各個方麵，而且不受過分嚴格詞律無原則的束縛，自由抒發情意，對後世產生了極大影響。蘇軾寫愛情題材的詞作，又以婉約見長。詞終於取得了與詩同樣的地位，使宋詞與唐詩一樣，在中國文學史上同放光芒。如果沒有蘇軾，宋代文學將會平淡得多。在北宋的文化氛圍中，蘇軾有著富於浪漫氣質和自由個性。一方麵，他是個士大夫，抱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另一方麵，他對社會政治組織與統治思想敏感而深刻，深感壓抑，懷疑、厭倦與舍棄，努力尋找精神解脫，出世的途徑。在他的文學創作中所表現了灑脫無羈與無可奈何，隨緣自適與失意彷徨。由於蘇軾文壇領袖的影響，在文人畫創作上取得極大成就，提出文人畫的畫論，對中國畫史上文人畫派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蘇軾還列於北宋四大書法家之首，尤工於行、草，書法講求自出新意，追求書法的情趣、意境，與他的畫論相通，為北宋中期書法革新的領袖人物。
“文人畫”畫派繪畫在北宋中期的出現，對中國畫壇的影響，更是不可估量。文人畫亦稱“士人畫”，不求形似，講求神韻、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稱為“藝畫”。輕視嚴整細致的畫作，稱之為“術畫”，稱其作者為“匠人”。文壇領袖蘇軾不但是文學家，也是書畫家，擅畫墨竹。墨梅、墨蘭、墨菊、墨竹共稱“四君子”象征著一些抽象的道德品質。詩人的聲譽抬高了他在繪畫史上的地位。這一時期的文人繪畫，在繪畫藝術上還傾向一定程度的真實表現。但這些繪畫是代表一些傾向，輕視反映生活，輕視技術鍛煉，而崇尚主觀的意趣，崇尚筆墨，形式的趣味，等等。蘇軾是這種主張的有力鼓吹者，他著重指出畫理的重要，他把客觀事物的“形”和“理”對立起來，認為人工能作到形似，而達到“理”就非“高人逸士”不可。他說“論畫以形似，見於兒童鄰”。他畫竹不分節，不重視竹竿的特點，米芾問他，他答道“竹子就不是一節一節長出來的”。這些言論被後人利用來誇張“理”的重要，否定“形”的必要，成為形式主義繪畫理論的主要根據之一。
他自誇“予近日畫寒林，已入神品”。認為“畫工”的畫沒有意思，“看尺許便倦”。從中可看出當時文人畫和現實主義藝術主流之間的距離。蘇軾抑低吳道子，推崇王維，謂之“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翩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任無間言”。認為王維藝術上超過了吳道子。
四川樂山大佛永遠地“拈花微笑”，望著千古不廢的大江東去。然而，在此誕生的大文豪蘇軾的被流放，使南海的風濤飄逸著他的詩韻。從他的這些詩中，後人感受到憂鬱和正氣並存。
蘇東坡出生在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傳說他出世時，母親夢見一個和尚走進屋子裏，這樣他就出生了。父親蘇洵遊學在外，母親程氏教他讀書識字。他少年時喜歡念佛，不入世俗。嘉祐二年，他二十二歲中進士。12年後，他以《上神宗皇帝》、《再上神宗皇帝》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主張革除弊政，為民謀利益。
蘇軾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鬥爭和權力傾軋中，無論舊黨還是新黨上台，他都不討好。正如他的侍妾朝雲說他“一肚皮不合時宜”，反映出他的為人品格的一個基本方麵。他一生閱曆甚廣，仕途坎坷，在其自題畫像曰“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而惠、儋兩州在南海沿海的嶺南和海南。他在儋州得赦北返，有詩句：“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作為南貶生活的總結。
蘇東坡在官場一直受斥，元祐八年（1093年）王安石罷相後，禦史李定等人從蘇東坡詩文中羅織“詩訕時政，譏斥先朝”的罪名，使蘇東坡被捕入獄，“不得簽書公事”迭被貶謫。
紹聖元年（1094年），蘇軾被貶嶺南。九月，蘇軾穿越大庾嶺，在梅關寫下《贈嶺上梅》詩雲：
梅花開盡百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
不趁青梅嚐煮酒，要看細雨熟黃梅。
經南雄謁南華寺。蘇軾由京城初到嶺南，先轉任英州（英德）知州，自北至南，行程數千裏，一路坎坷，崎嶇，途中旋被降職，一路三貶，但他沒有抱怨水土不服，興致勃勃地順北江而下，在峽山寺與老和尚談禪。並留下“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千古佳句。
2、冰輪橫海闊
在廣州東郊黃木灣，遊波羅廟，題寫了《浴日亭》至今碑刻尚存。白雲山蒲澗寺的“蒲澗簾泉”是宋代羊城八景之一，澗因產菖蒲得名，蒲澗有濂泉飛瀑，高崖滴水，山風吹散，化成雨點，雨天水大，滴水成簾，蔚為壯觀。蘇東坡為此寫下“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佳句。蘇軾留意到白雲山的地形地勢和山泉流向。古代蒲澗的溪水，因水質清冽甘甜，所以稱為甘溪，是廣州居民食水的主要來源。但廣州城內的古井為權勢者霸占，大眾隻好飲用受海潮影響的江水，因此易生病。蘇軾被安置到惠州後，聽說此情況，十分關注此事，寫信給他的朋友廣州知州王古。他根據自己治理杭州的經驗，分析發生瘟疫的主要原因，應是飲水不潔所致，建議設立公立醫院為百姓治病。提議在滴水岩下鑿一石槽，承蓄百尺飛濤之水，再用五管並排的大竹筒，順著地勢將泉水分引到城內各個小石槽。方便居民就近引水。並推薦羅浮山道士鄧守安負責此項工程。這個方法得到采納後，使廣州市民一千年前就受“土自來水”之惠。
蘇東坡徙惠州經羅浮山，宿好友鄧守安的道觀。至惠州兩年多，“杖履羅浮殆居其半”留有詩跡。因仰崇葛洪，在雲峰岩下葛洪洗藥池遺址小築“東坡山房”修煉，居然也煉出“小神丹”，但服後不適，停習氣功。他還曾釀酒，以當地配方釀製玉色香濃的桂酒，秘方刻石而藏於山中，創“羅浮春”流傳至今。其實山中日子並不好過，蘇軾詠羅浮詩有“淒涼羅浮館，風壁頹雨砌。黃冠常苦饑，迎客羞破袂。”在此環境中，他仍關心民瘼，盡心為民，他向羅浮縣令推廣其在黃州設計的“秧馬”，繪出圖形，即插秧船也。可減輕農夫插秧之辛苦。在香積寺，為村民設計利用羅陽溪落差為動力的水碓水磨，應用於舂米、磨米、舂香料……故易名“香溪”。至今在“東坡山房”舊址建“東坡亭”，存有東坡題匾“花香靜處寒無月”。蘇軾後入住東江和西支江合流之岸的“合江樓”；又住對岸嘉祐寺，最後選擇白鶴峰，並置地數畝，開鑿“東坡井”“作屋二十間，規作終老計”。如“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蘇軾在惠州出遊附近州縣，一直到粵東，遠涉潮州，訪韓山，謁韓祠，撰《潮州昌黎伯韓文以廟碑》，以表感佩韓愈為民驅鱷之懷，一償夙願。所到之處均有題詠，存以碑刻。
在嶺南，蘇軾題詠最多的還數惠州。湖山煙水之美，籍坡公題詠之。蘇軾對惠州西湖感情極深，《江月五首》之一詠道：
一更山吐月，玉塔臥微瀾。
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
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
停鞭且莫去，照我一杯殘。
紹聖三年（1096年）蘇軾因妾朝雲病逝，悲痛欲絕。蘇軾暮年遠謫，夫人早逝，唯朝雲相隨萬裏來到惠州，朝夕相處。她向蘇軾學書法、佛經，成為蘇軾的知音。臨終時還念著《金剛經》六如偈，死時才34歲。蘇東坡含淚把朝雲瘞骨湖畔，並於墓上建六如亭以紀念。親撰《墓誌銘》稱讚其“敏而好義，事先生忠敬若一”。
蘇軾在惠州雖不當權，也盡力運用其影響力，為村民做好事。其姐夫程之才任廣東提刑，經常顧問，事必建議。紹聖三年（1096年）博羅大火，全城盡毀，蘇軾即建議放糧賑災，收容災民。惠州駐軍營房散布市井擾民，即建議另處建三百間營房集中官兵。秋糧豐收，蘇軾看到糧賤傷農，建議官府允許農民納稅錢糧兩便，或以低糧價收稅。既征得賦稅，又紓解民困。惠州居民過渡不便，他建議官府建兩座橋。一條東新橋為跨江大橋，是他捐出皇帝所賜的犀帶，由道士鄧守安將原來浮橋改建。另一座則是西新橋，連接西湖長堤。也是他捐資建成。還資助僧人希固建堤和橋，為惠州西湖六橋的第一橋，“飛樓九間，盡用石鹽木，堅如鐵石。”竣工之日，惠州官民在西村設宴慶賀，蘇軾賦詩：“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他感到惠州不錯。
3、日啖荔枝三百顆
紹聖二年（1095年）蘇軾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詩，對荔枝極盡讚美之能事：“……垂黃綴紫煙雨裏，特與荔枝為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自此以後，蘇軾還多次在詩文中表現了他對荔枝的喜愛之情。如，《新年五首》：“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贈曇秀》：“留師筍蕨不足道，悵望荔枝何時丹。”《〈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餘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遊乎？’意欣然許之。”《和陶歸園田居》其五：“願同荔枝社，長作雞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二句尤為膾灸人口。
然而，蘇軾表麵恬淡，內心卻充滿牽掛國運民生的憂患情懷。這種憂患情懷在《荔枝歎》一詩中表現得尤為盡致：
十裏一置飛塵灰，五裏一堠兵火催。
顛坑仆穀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
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采。
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
他借古諷今，抨擊朝廷奢靡而不關民生疾苦的醜態，他在《荔枝頌》祈求上蒼：“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饑寒為上瑞。”蘇東坡因仕途坎坷曾經想避世遁俗，又因念念不忘國運民生，終未歸隱山林。在嶺南時，東坡先生的內心正處於這種出世與入世兩難的心境之中：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這首詩，正是這種兩難心境的形象描述。不知為何，最美好的，也是最致命的。詩人的災難，正是源於這首千古不朽的詩篇。其弟蘇轍在《東坡先生和陶詩引》一文中說：“嗟乎，淵明不肯為五鬥米一束帶見鄉裏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於淵明，其誰肯信之！”
他的另一首詩：
白發蕭散滿霜風，小閣病床寄病容。
抒說先生春睡美，道人休撞五更鍾。
宰相章惇讀到這首詩，勃然大怒。他認為蘇軾在惠州生活，沒有起到懲戒作用，大怒道：“原來蘇軾還那麼愜意！”又下令將蘇東坡再貶到更為荒蕪的昌化軍（海南儋州），授瓊州別駕。
4、蘇氏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