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中國護照進入有些發達國家，常常會遇到移民局官員較為費時的盤查。有時堂堂簽證根本不管用，出示了返程機票和美元還是不管用，說關那邊有朋友等著更是不管用，被限令立即返回的例子還是屢屢出現，氣得當事旅客悲憤莫名。我就差一點遭遇過這種事。在這個時候，一道入關黃線讓國家這個抽象之物變得真切可觸起來。
查得這樣嚴，據說是企圖混過關的中國非法移民很多。這就是說，西方發達國家現在要求資本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但絕不容忍移民（國際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主張人的言論權和示威權，但還無心保護自由移民權——其諸多國內政策是不能在國家間貫徹的。這也不奇怪，中國已按美國標準弱化了戶口製度，讓農民工大量自由入城了，但假如中國向美國自由輸送五十萬電工、五十萬木工、五十萬剃頭匠，美國豈不亂了套？豈不哇哇叫？他們的剃頭匠還能在一個腦袋上輕輕鬆鬆賺上三十美金嗎？中、美剃頭匠還能如此天經地義地“同工不同酬”？
這種大打折扣和不平衡的“自由化”是我們必須麵對的現實——這樣說可以讓人理解。但有些理論家宣稱這種強國剪裁出來的“自由化”是弱國的唯一幸福指南，就讓人很不理解了。
你就在這條黃線麵前理解“國家”或“國家的消亡”吧。
我這次人境，是為了參加韓國漢城的一個會，跨過黃線大體還算順利。會議主題是“尋找東亞身份（Searching for East Asian Identity）”。有趣的是，主題雖關“東亞”，但與會者都吃歐洲風格的飯菜，住歐洲式樣的賓館，這一類尋常多見的景觀，大概也構成了德裏克先生“全球化激發了本土化”一說的恰切隱喻。應該說，會上有不少優秀的發言，如韓國學者白永瑞先生就再一次給我“旁觀者清”的證明。因為他不是中國人，所以比中國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國人思維和感覺中的盲區：梁啟超蔑視黑種人和紅種人，認為能與白種人爭霸全球的隻有黃種人，亦即他心目中的中國人。胡適主張全盤西化，實際是主張全盤現代化，但他旨在再造中國文明的“整理國故”運動仍然把中國以外的亞洲排除在“東方文明”之外。至於梁漱俱，他舉目。顧，將天下三分，在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外再加了一個印度文明，比梁啟超和胡適多了一大片南亞的視域，但這種宏論仍然隻會使東亞、中亞、西亞、東南亞其他諸多族群驚訝不已和頓覺寒心。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曆史中，在中國知識界的習語中，“東、西比較”基本上是“中、西比較”，大中華主義的大尾巴總是藏不住。這當然隻能導致白永瑞的疑惑：中國有沒有“亞洲”？
正是在當年這種知識背景之下，孫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謀求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在日本倡導“東洋文化”以抵抗“西洋文化”的演講時隻言中、日，對朝鮮半島的忽略態度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為此，對他充滿敬意的朝鮮人也不得不將這種大國主義斥之為“輕率”和“卑劣”。
其實，眾多中國的現代精英豈止是心目中沒有“亞洲”（即沒有東亞、南亞以及中亞），他們的“歐洲”視野裏其實也隻有繁華的西歐，不會有東歐或者南歐；他們的“美洲”視野裏其實也隻有閃光的美國和加拿大，不會有墨西哥和尼加拉瓜這樣較為弱小的存在。強盛和威權成了人們注目的焦點，成了人們逢迎或者競爭的對象，也就成了人們在建構地理版圖和文化版圖時的有色鏡。這當然沒有什麼奇怪。因為這同樣是俄國的一般情形：盡管他們的大部分國土延綿於亞洲，盡管當年拿破侖將莫斯科稱為“亞洲的都市”，但有多少俄國人願意接受亞洲人的窮酸身份？如果不是由於亞洲經濟六十年代以後出現繁榮，俄國首腦是否願意屈尊於“亞太經合”論壇來湊熱鬧？這當然也是其他國家的一般情形：很多日本人士不是早就恥於與俺們為伍而主張“脫亞入歐”麼？很多英國人士不是一直暗續帝國餘風因此將自己視為歐洲之外的“大（哉）不列顛”麼？
一旦跨越國界，以求生存、求發展、求昌盛為主題的民族現代化就常常有排它品格和霸權品格。國界那一邊的啟蒙和解放（如歐洲的自由主義體製），常常成為對國界這一邊的歧視和壓迫（如當年歐洲的殖民主義擴張），這就是內外有別的潛規則，就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曾經扮演過的雙重角色，也是梁啟超等中國精英曾經想扮演而不得的角色。
當然，民族國家並不是實現現代化的唯一政治載體和利益單元。在即將完結的這個二十世紀，伴隨著工業革命的機聲隆隆和黑煙滾滾，跨國的地區主義或世界主義同樣並不鮮見，一次次進入中國人的曆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