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難知道這種排異陣痛還要持續多久。從曆史上看，中國人曾創造了十幾個世紀的績優農業，直到十八世紀初還有強勁的“中國風”吹往西方，中國的瓷器、絲綢以及茶葉風靡一時，令歐洲的貴族趨之若鶩。中國人也曾創造了十幾個世紀的績優政治，包括排除世襲的開科取士，避免封建的官僚政府，直到十八世紀還啟發著歐洲的政治精英，並且成為赫赫《拿破侖法典》製訂時的重要參考。在這十幾個世紀之中，大體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沒怎麼壞事麼？但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到來，瓦解了農耕定居的生活方式。以家庭關係經驗來應對公共生活現實，以“人情票”和“人情案”來處理大規模和高強度的公共管理事務，一定會造成巨大的混亂災難。當然，這並不是說人情應到此為止。作為一種傳統文化資源，親緣方式不適合大企業，但用於小企業常有佳效。至少在一定時間內，認人、認情、認麵子，足以使有些小團隊團結如鋼所向無敵，有些“父子檔”、“夫妻店”、“兄弟公司”也創下了經濟奇跡。又比如說，人情不利於明確產權和鼓勵競爭，但一旦社會遇到危機，人情又可支撐重要的生存安全網，讓有些弱者渡過難關。有些下崗失業者拿不到社會救濟，但能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親戚的，甚至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無絕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個日子，說不定還能買彩電或搓麻將，靠的不正是這一份人情？這種民間的財富自動調節，拿到美國行得通麼？很多美國人連親人聚餐也得AA製，還能容忍人情大盜們打家劫舍？
很多觀察家憑著一大堆數據，一次次宣布中國即將崩潰或中國即將霸權，但後來又一次次困惑地發現，事情常在他們意料之外。這裏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忘了中國是中國。他們拿不準中國的脈，可能把中國的難事當作了想當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國的易事當作了想當然的難事。
比方說，中國要實行歐式的民主和法製，缺乏相應的文化傳統資源，實是一件難事；但承受經濟危機倒不缺文化傳統資源，算不上什麼難事。
西方的知識專家們大多有“公理化”的大雄心，一個理論管天下，上窮普適的宗教之理，下窮普適的科學之法。不似中國傳統知識“無法無天”，弱於科學（法）亦淡於宗教（天），但求合理處置人事，即合理處置“人情”與“事情”。
先秦諸子百家裏，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不大倚重客觀實證的“真理”——善在真之上。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點抽象玄思，其餘隻算得上政治和倫理的實踐心得彙編。少公理，多政策；少邏輯，多經驗；有大體原則，多靈活變通——孔子謂之曰“權”，為治學的最高境界。農耕定居者們麵對一個親情網織的群體環境，處置人事少不得內方外圓，方方麵麵都得兼顧，因此實用優先於理法，實用也就是最大的理法。
多權變，難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會接受極端和絕對。“物極必反”、“否極泰來”、“過猶不及”、“相反相成”、“因是因非”、“有理讓三分”、“風水輪流轉”、“退一步海闊天空”……這些成語和俗語，都表現出避免極端和絕對的心態。墨子倡“兼愛”之公心，楊子倡“為我”之私心，都嫌說過了，涉嫌級端和絕對，所以隻能熱鬧一陣，很快退出知識主流，或被知識主流汲收掉。與此相適應，中國傳統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安排也從來都是混合形態，或者說是和合形態。幾千年的曆史上，沒有出現過標準的奴隸製社會，有記載的奴婢數量最多時也隻占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據錢穆）。沒有出現過標準的封建社會，中央政府至弱之時，郡縣官僚製也從未解體，采邑割據形不成大勢。更沒出現過標準的資本主義社會，盡管明清兩代的商業繁榮曾雄視全球，但“紅頂商人”們亦官亦儒亦俠，怎麼看也不像是歐洲的中產階級。這樣數下來，歐洲知識界有關社會進步的四階或五階模式，沒有一頂帽子適合中國這個腦袋，於是馬克思隻好留下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存而不論，算是留下餘地，不知為不知。
說到製度模式，中國似乎隻有“自耕小農/官僚國家”的一份模糊，既無純粹的公產製，也無純粹的私產製，與歐洲人走的從來不是一路。從春秋時代的“井田製”開始，曆經漢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等等，私田都是“王田”（王莽語），“王田”也多是私田，基本上是一種統分結合的公私共權。小農從政府那裏授田，繳什一稅，寬鬆時則三十稅一，差不多是“責任製承包經營”，遇人口資源情況巨變或者兼並積弊嚴重，就得接受政府的調整，重新計口派田，再來一次發包，沒有什麼私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後來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的土地改革政策，也大多是國家導控之下“耕者有其田”這一均產傳統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