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下雨，他對巴黎的雨天和林蔭道由衷讚美，於是相信中國的幼兒園大多在販嬰和殺嬰，相信中國的瓜果統統汙染含毒，相信中國即將經濟崩潰而且根本不可能有曆史和哲學，即使有的話，隻可能是贗品。他比我所見到的任何西方人都要厭惡中國，雖然他僑居十載還說不好法語，隻能在華人區混生活。
我理解這樣的談話。他必須誇張，必須在我這個同胞麵前誇張，否則他怎麼能為自己十年窮困漂泊做出解釋？怎麼能為自己放棄專業前景找一個合適理由？
我對中國的很多事情也極不滿意，甚至怒火衝天，但不願意遷就謠言。我不願意把謠言當批評，也不願意用同樣誇張的手法為中國爭體麵，以便讓自己也沾沾光，使自己在國內的日子變得理成章一些。用背景給演員加分，把自我價值的暗暗競勝，延伸成一場關於居住地的評比活動，畢竟沒有多少意思。
更重要的，我明白他的表達並不是他的全部。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當白人警官對他結結巴巴的外語勃然大怒，當白人雇主把他的中國文憑不屑一顧摔出桌外，當那些販嬰殺嬰和汙染含毒一類傳聞不是被他描述而是在白人們的報紙上爆炒，並且引來他們對所有黃臉人無比憐憫和驚疑（這樣的時候即便不多但一定會有），他一點也高興不起來。他已經取得了綠卡，但那一個小本還未烙上他的深度情感，並不能讓他的生命從頭再來。他也許會在惱怒自己一身黃皮的同時，鬼使神差地對巴黎富人區吐口水，在白人同事那裏瞎吹中國人的氣功、美食、孫子兵法，在電視機前為中國運動員任何一次奪冠大叫大喊，甚至還會為孩子壓根兒不願說中文或者不願聽父親說中文而暴跳如雷，在房間裏為偉大的中文走來走去一泄胸中惡氣。
在那樣的時候，他是誰？
文化Identity，即文化認同，或者文化身份的確定，也許是一個來源於移民的問題，是文化交彙和融合所帶來的困惑。當異域在船頭的海平麵浮現，當超音飛機呼嘯著大大略去了空間距離，文化與地域、種族以及膚色的傳統鏈接，立刻出現了動搖。人們走出鄉，走出縣，走出省，走出國界，越來越習慣把童年和祖母的方言留在遠方。幾乎沒有一種文化還能純粹，也沒有任何一個人還能固守自己純粹的文化之根。傳教士、商人、黑奴、遠征軍、難民、留學生、旅齡者、跨國公司……他們一直在或深或淺地率先接受文化嫁接，或多或少地改變著一片片文化環境。
移民在劇增，隨著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未來無疑更是一個大移民世紀，是一個路上人多擁擠和行色匆匆的世紀，是生活不斷從登機口和候車室開始的世紀。文化認同正成為一個時代的政治事件，正成為旅途上一件越來越沉重的心理行裝。即便沒有移民局官員作身份甄別，很多人也會在心中升起一個恍恍惚惚的疑問：我是誰？
歐美主流文化崇尚個人至上，卻一個勁時興著類屬認同，即劃線站隊的Identity，當然很有意思。這不是什麼庸人自擾的怪念頭。同樣作為分類學的愛好者，中國人也把“不倫不類”、“非驢非馬”一類用作貶義詞，顯示出對混雜狀態的普遍性恐懼，顯示出對某種本原和單質的習慣性愛好。你不可能什麼都是，沒有權利什麼都是。冷戰結束後的民族主義衝突，更使一些學人找到了新的營生和新的題材，更願意把一場文化差異的大清查當作新興知識產業，強迫人們在分類目錄麵前自報出身和接受檢查，非此即彼地選擇自己的歸屬——這種熱鬧事態的背景，是美國學者亨廷頓著名的“文明衝突論”，是德、英等西方國家排斥和限製外來移民的喧囂，連法國這樣的人權思想原產地，中左力量也無法阻止國會通過歧視移民的最新法案。
困難在於：文化差異是存在的，也不應該輕易化約，但文化身份被太當成一回事的時候，也許就掩蓋了另一個重要事實：當今之人已大多程度不同地進人了文化多重性狀態。一個人，可能是語言上的塞爾維亞人，卻是血緣上的克羅地亞人；是宗教上的阿拉伯人，卻是生意上的以色列人；是衣著上的北愛爾蘭人，卻是文學上的英格蘭人；是家庭倫理上的中國人，卻是愛情法則上的法國人；是飲食上的日本人，卻是足球上的阿根廷人；是聊天時的四川人，卻是購物時的香港人；是政治生活中的北京人，卻是影視消費上的洛杉磯人；甚至是這間房裏的這一個人卻是那間房裏的另一個人，是這個小時的這個人卻是下一個小時的另一個人……這一個個多邊形和多麵體，這些數不勝數的文化混血雜種，怎樣劃線站隊？即便這雜種與那雜種之間還有很多差別，但不論強國的民族主義還是弱國的民族主義，派發標簽的出身政審意味是否有些草率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