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言賺錢，是中國文士們的遺傳病。所謂君子憂道不憂貧。所謂小人重利君子重義。這些瀟灑而且衛生過分的語錄，多是吃朝廷俸祿或祖宗田產的舊文人茶餘飯後製定出來的。我們這些君子不起來的人姑妄聽之。其實君子也言利。我讀李叔同先生的書信集，對先生的俊逸孤高確實景仰。先生才具超凡，終棄絕繁華遁人空門，可算現代文化史上一大豪舉，非我等凡胎所能蹤隨。然書信集中，企盼好友施助錢財以資治經訪道的話，也不少見。讀後便竊以為，雅士的偉業很多時候還需要俗人掏錢讚助，若無施主們的俗錢，先生如何雅得下去？如何空得下去？這一點心得，想叔同先生也不會見責。
作家們關注賺錢，其實是個遲到的話題。不能賺錢，當兒女當父母的資格都沒有，不具人籍，何言作家。以前有國產的大鍋飯可吃，作家可風光得有模有樣，讀者圍，記者追，更有旅遊筆會的大宴小宴，政協人大之類會議上的闊論高談。作家們一踏上紅地毯就差不多最愛談改革。很多人不明白，正是他們所渴望所呼籲所誓死桿衛的改革，即將砸破他們賴以風光的大鍋飯，把他們拋人動蕩而嚴峻的商品經濟初級階段，嚐一嚐稻粱謀的艱辛，嚐一嚐斯文掃地的味道。求仁得仁，好龍龍至，何怨乎哉。
中國要強民富國，至少還缺乏上億的賺錢能手，現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曾經略嫌擁擠的文壇，如果有潛伏多時的實業英才，不妨揚長避短去挑戰商場，實業生財也是篇難做的大文章。能養活自己便不錯，至少除卻了寄生者的卑瑣。說不定到時候還捐出個醫院或體育館什麼的，兼濟天下，功德彪炳。就算不捐，一個人吃喝玩樂花光了，也能促進消費繁榮市場，我們讀了點經濟學對此都想得通。至於已經麵臨生活困難的人，更要早打主意早動手，補上謀生這一課，不可三心二意猶豫不決，不要期待救世主，不要以為改革是天上落下來的餡餅。這是好心的大實話。
當然，賺錢者或準備賺錢者，不必從此便從錢眼裏看人。很多人當不了實業巨子，若執著於學問或藝術，將來基本上免不了相對清貧，這也是一種選擇，沒什麼關係。窮人也是人，無須一見到有錢人的別墅、轎車、“大哥大”之類就自慚形穢自歎衰老，正如麵對窮鄉僻壤的痩弱饑民時，不必自覺優越和自詡青春。窮人也可以愛好文學，就像有權愛好喝酒或釣魚。世界上從來就有人比作家闊綽，但並沒有因此而消亡文學。世界上也從沒有文人賺錢就必先崇拜金錢甚至不容許旁人鬥膽繼續淡泊金錢的規則。賺錢就賺錢，改行就改行，作家改行當老師當木匠當部長當足球中鋒都正常得足以理直氣壯，但改行並不是晉升提拔。離開文學或準備離開文學，不意味著從此便無端擁有更多對文學的鄙棄資格和教導權，也不意味著因此就有了富大俱樂部的優先入場券。
我們的建設還在打基礎和起步的階段，還沒達到值得大驚小怪的程度，多一些燈紅酒綠的歌舞廳也乏善可陳。要說折騰錢，我們在老牌歐美發達國家麵前還隻是低年級新生。但當年活在歐美的大多數作家，並沒有什麼衰老感，也沒有刮青自己的臉皮往實業家堆裏鑽，沒去工商界奉領改革文學的指示。巴爾紮克喜歡錢，宣言要賺完資本主義最後一個銅幣，但他的作品是資本社會貪婪、奸詐、虛偽的揭露大全。福克納身處賺錢高手雲集的美國，但也並沒有愧疚自己對故園鄉土的癡迷，並沒有後悔自己曾失足文學，反而聲稱自己一輩子就是寫“家鄉那郵票大的一塊地方”，平靜的目光投注於某位貧賤保姆或某位弱智少年，監測人性的荒寂和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