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西部和全國一樣，也掀開了曆史的新篇章。20年來，西部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團結奮進，振興西部，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麵，取得了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政治安定團結、社會全麵進步的偉大成就，走出了一條符合西部實際的改革、開放、發展之路，回顧改革開放曆程，總結經驗，必將鼓舞我們以更大的信心和更高的熱情迎接新世紀，再鑄新輝煌。
當“文革”災難結束，中國麵臨向何處去時，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正確思想路線，實現了全黨工作重點的轉變，作出了改革開放等一係列重大的決策。從此，中國西部發生了亙古未有的新變化，從農村到城市，湧起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潮。20年來，西部的改革開放經曆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年～1984年）。改革的起步探索階段
20年光輝的曆程，以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為先導，邁出了第一步。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西部政治、經濟形勢乍暖還寒：“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曆次政治運動中發生的大量冤假錯案和曆史遺留問題尚未平反和清理，人民群眾的情緒還沒有理順；農業生產長期徘徊不前，人均占有糧食的水平很低；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調，生活日用品十分匱乏；特別是由於當時仍然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兩個凡是”的指導思想，政治陰霾仍未廓清。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揭開了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序幕。西部各省區在這場大討論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不斷解放思想。各省區黨委及時召開理論工作會議，學習討論真理標準問題。通過這場大討論，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破除了“兩個凡是”的束縛，恢複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西部全麵、深入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實現曆史性轉變打下了較好的思想基礎。
和全國一樣，西部的改革也是從農村開始起步的。這個階段，西部在農村改革上采取了三項大的措施：一是全麵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製；二是大範圍大幅度地提高了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並逐步放開了多種農副產品市場；三是取消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體製，恢複了鄉村基層政權組織。這一階段的農村改革，西部的四川走在全國的前麵。1978年1月，四川廣漢市金魚鄉率先搞起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1979年秋，廣漢縣向陽公社率先改公社為鄉，成立鄉黨委、鄉人民政府和鄉農工商聯合公司，同時改生產大隊為村，改生產隊為組，人民公社體製宣告解體。這些改革措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使西部農業在1979年到1984年這段時間得到了高速發展，比1953年到1978年的年均遞增率高出3．1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392．3元，比1978年的110．5元增加2．55倍。在主要農副產品越來越豐富的基礎上，有了經營自主權的農民在允許一部分人合法地先富起來的政策鼓舞下，將剩餘的資金和勞力投向多種經營，各種專業戶、重點戶大量湧現，同時也促進了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這是農民的又一偉大創造。
在進行農村改革的同時，西部部分省區比較早地開始進行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探索。1979年，西部部分國營企業進行了擴權試點，此後，對企業進行了兩步利改稅和廠長（經理）負責製試點工作；部分城市作為全國第一批改革試點城市，從1982年開始，由改革工業管理體製起步，實行工業的改組聯合，同時進行用工、工資、勞動社會保險等方麵的改革，在全國較早取得進展；部分大城市、省會城市在全國首批進行綜合改革試點，實行計劃單列，享受省級經濟管理權限，並實行市領導縣體製，以建立社會主義大市場為先導，拉開了綜合改革的序幕。這些改革試驗，為西部乃至全國大中小城市改革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