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區地域幅員遼闊，資源豐富，極富開發價值。在計劃經濟體製時期，國家為了加快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鞏固國防，曾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使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西部地區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不但為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而且還提供了眾多的人才和市場。但是，長期以來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速度遠遠落後於東部地區，嚴重地影響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江澤民總書記的西部講話具有戰略意義，再度敲晌了西部開發的戰鼓。
人們把東部地區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歸結於非公有製經濟，那麼，同樣是在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東部地區能充分利用非公有製經濟的優勢，使其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西部地區則為什麼不能呢？這一問題值得人們深思。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地域差異，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麵的因素：一是觀念差異，二是投資差異，三是文化差異。這些因素是社會經濟發展長期積累的結果，在一定時期內具有不可複製的“壟斷”性質。
經過認真研究和分析，我們認為，製約西部地區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思想不夠解放
我們黨對非公有製經濟的認識，大體經曆了三個不同的發展時期。在改革以前，把非公有製經濟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割掉，認為非公有製經濟是資本主義私有製的產物，與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不共戴天”，這是“對立論”時期。改革之後，確認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必要補充，提倡“以公有製為主，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允許非公有製經濟存在和發展，即“補充論”時期。黨的十五大把非公有製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提出“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製度”，即“共同發展論”時期。非公有製經濟的這種變化，反映了我們黨對非公有製經濟認識的三次飛躍。
目前社會上對非公有製經濟的認識仍存在一些偏見和疑惑，“左”的思想影響還沒有徹底根除。在一些地方和部門領導幹部中，思想觀念中還不同程度自覺不自覺地把發展非公有製經濟看做是權宜之計，沒有把它放到應有的地位。因為在他們的思想中仍然擔心發展非公有製經濟，一怕衝擊公有製經濟，二怕造成貧富懸殊，三怕擔風險、犯錯誤。在非公有製經濟業主當中，也存在一些認識上的偏差，尤其是發展到一定規模的私營企業大戶心存疑慮，集中體現在“五怕”上：一怕戴上“剝削者”帽子；二怕政策不能持久；三怕企業過大而“招風”；四怕成本費用高、攤派多；五怕名聲大，生命財產得不到保護。所有這些嚴重製約著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
（二）貫徹政策不實
近年來，各地為了促進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先後都出台了許多優惠政策，西部地區各省市區為了充分利用非公有製經濟的優勢發展省區經濟，製定了比東部地區更加優惠的政策。但在貫徹過程中，往往落實不到位，存在你放他不放，上放下不放，致使非公有製經濟與國有企業還沒有完全處於一個平等競爭的地位。如個體、私營經濟交付的有關雜費高於國有企業，稅收政策不平等；不能與國有企業平等地得到銀行貸款；難以得到征用土地和安排經營場地；不能及時地了解黨和政府的有關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沒有把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納入政府計劃和規劃；特別是對非公有製經濟的管理存在重處罰輕服務的傾向，對合法的經營與管理較嚴，對不法經營管理不力。由於政策落實不到位，不同所有製地位不同，待遇不同，難以在市場上平等競爭。當前突出的問題是，由於在貸款、用地、產品出口、人員出國、人才錄用、引進技術、人員職稱評定、產品評級、企業兼並等方麵，個體、私營企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製，因而影響個體、私營經濟更快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