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筆記體小說源遠流長，它勃興於六朝，盛於唐。南宋以來，筆記體小說無論內容、規模、手法，都有了長足進步。如南宋洪邁的《夷堅誌》等。明清兩代，筆記小說達到又一高峰，種類既多，數量也激增。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李禎的《剪燈餘話》，以及清代袁枚的《子不語》和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 《剪燈新話》作於洪武年間，共4卷20篇，是一部近於傳奇的筆記體小說。寫煙粉靈怪，表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願望。較之以前的筆記體小說，《剪燈新話》有兩點突破。一是在內容上向“說話”傾斜，更重視反映市井民眾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在描寫愛情故事時，重人情輕禮教。《聯芳樓記》寫一年輕商販鄭生在船頭洗澡時，被河邊高樓富商的兩個女兒薛蘭英、薛蕙英窺見，二女頓生愛慕之意，於是“以荔枝一雙投下”。鄭生會意，晚間立於船頭，二女用一竹兜把他從窗口吊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攜入寢，盡繾給之意焉”。薛父發覺後，雖然“大駭”，卻也豁達地成全了他們。這篇小說明顯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趣，洋溢著世俗化的歡快氣氛，在以往同類作品中較少見。二是在語言風格上，雖然多用駢儷、多有詩詞，但敘述淺近明白而不求精練典雅，這對於筆記小說擺脫史傳影響，更具小說特點，不無意義。 李禎《剪燈餘話》是仿《剪燈新話》之作，從內容、體式及寫法上亦與《新話》相以，如姐妹篇。明萬曆年間，又有邵景瞻《覓燈因話》，其思想與藝術皆比前二書遜色。
清代筆記小說不僅數量眾多，有特點的作品也不少。與《剪燈新話》相較，袁枚的《子不語》、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更接近古代筆記小說傳統，呈現別一種麵貌。袁枚的《子不語》（一名《新齊諧》），取《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之意，表明所記正是聖人所不語。這是袁氏“妄言妄聽，記而存之”的遊戲之作。書共24卷，又有續集10卷，約1000則，記錄了許多並無深意卻奇特怪異的傳聞故事，文字“屏去雕飾，反近自然”，讀來頗為有趣。 紀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今屬河北）人，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又曾任人《四庫全書》總編纂。《閱微草堂筆記》共20卷，包括《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誌》、《姑妄聽之》、《灤陽續錄》5種，凡1200百則，《閱微草堂筆記》是紀昀有意為之的作品，他直稱寫此書是為了“有益於勸懲”、“不乖於風教”，致力於重建倫理道德規範。然而，紀昀並不是一位腐儒，他寫鬼神之事，大都反映出平民的心態人情，對道學家的虛偽也每每加以譏諷。此書的價值不在於空洞的倫理說教，而在於內容的廣博，且融知識性、趣味性於一體。筆法上，紀昀繼承晉宋筆記小說的傳統，不重虛構和摹繪。他說“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竭力維護筆記小說的傳統筆法。
《閱微草堂筆記》刊行後，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其影響所及，則使文人擬作，雖尚竹《聊齋》遺風，而摹繪之筆頓減，終乃類於宋明人談異之書”（《中國小說史略》），出現了一大批模擬之作，如樂鈞《耳食錄》，許秋坨《聞見異辭》、許元仲《三異筆談》、俞鴻漸《印雪軒隨筆》等。 中國筆記小說初起時，走的是劉義慶《世說新語》的路子，以簡樸文字記述異聞瑣書。至唐，筆記小說的內容和規模雖有超越之處，但文字簡練雋永的傳統未變。宋元以還，話本出現，筆記小說吸收了描摹、想象等創作方法，出現了一批近於傳奇的作品。明清兩代，筆記，小說或繼承晉宋筆記，或近乎唐宋傳奇。如袁枚、紀昀即屬前者。《剪燈新話》等則屬後者。
【水滸故事與《水滸傳》】
《水滸傳》又稱《忠義水滸傳》。《水滸全傳》，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長篇小說，成書約在元末明初。書中所寫宋江起義之事，發生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間，史書對此僅有零星記載，且語焉不詳，但民間流傳的宋、元話本或戲曲，卻有豐富生動的記述。南宋羅燁在《醉翁談錄》中，即著錄《花和尚》、《武行者》等有關話本名目，現存最早的話本《大宋宣和遺事》中，則有《梁山泊聚義本未》；元代出現了水遊戲，在這些戲中，水滸英雄已由36人增至108人，其主要人物事跡、性格已初具規模。施耐庵就是在這一基礎上，經過再創造，完成了這部優秀的古典名著。
作為一部農民革命史詩，《水滸傳》藝術地再現了北宋農民起義從義起到大敗的過程，深刻揭示了起義產生的社會根源係“亂由上作”“官逼民反”。北宋期，天災人禍連綿，社會本就矛盾重重，而宋徽宗又重用高俅、楊戩等一批奸臣，他們殘害忠良，為禍百姓，無惡不作，加上手下的貪官汙吏如梁中書之流及市井惡霸如西門慶之類的幫凶作倀，平民百姓了無生計。農民起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小說通過描寫高俅、西門慶等奸官，惡霸欺淩善良、為非作歹，及林衝、武鬆等一百零八條好漢被逼上梁山、聚義造反的過程，形象地再現了封建社會“官逼民反”的生活真實，披露了封建統治的黑暗無道，歌頌了下層人民的覺醒和他們反抗壓迫的鬥爭。小說中提出的“替天行道救生民”的鬥爭綱領與“百姓都快活”的社會理想，反映出農民階級想擺脫剝削、擺脫壓迫的革命要求。雖然在小說最後，作者錯誤地肯定了梁山好漢受招安、征方臘等背離造反初衷的行動，但是客觀上卻也寫出了當時曆史條件下農民革命終趨失敗的曆史必然。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起義軍首領宋江“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對朝廷抱有幻想。宋江既有一定的反抗精神，也有濃厚的忠君思想，前者使他能打出“替天行道”的旗號，團結、領導眾好漢除奸除霸，劫富濟貧，打了好多勝仗而使梁山泊日益興旺；後者卻使他對朝廷抱有幻想，接受了招安而去平田虎、征方臘，使梁山起義蒙上了一層可恥的陰影，使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以悲劇而告終。
《水滸傳》在藝術上獲得很大的成功。其最讓人稱道之處，無疑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麵。金聖歎曾說“《水滸傳》寫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這固然有所誇大，但書中數十個主要人物，卻無不栩栩如生。作者根據人物不同的身份、經曆，通過各種藝術手法，表現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武鬆的勇武豪爽、魯智深的疾惡如仇、李逵的忠誠魯莽、吳用的足智多謀，一個個都活靈活現、真實感人。在塑造人物時，作者非常注意把人物置於特定的環境中加以刻畫。例如林衝，他的禁軍教頭身份使他養成了安分守己的性格，當高衙內調戲他妻子時，他本來舉手要打，見是上司的兒子，手就不由自主垂了下來。這一動作把林衝身份、地位、性格及當時的心理狀態都揭示了出來。以後，隨著高俅對他迫害的步步加深，他性格中反抗的一麵也隨之增長。誤入白虎堂，遇害野豬林，火燒草料場，終於使他忍無可忍，在風雪山神廟前，奮起殺了陸謙、富安，投奔梁山。在火拚王倫時，林衝已是堅定的起義英雄了，與在東京時的表現判若兩人。在人物塑造上，《水滸傳》還繼承了浪漫主義傳統，書中的英雄人物不僅植根於現實的土壤，而且是高度理想化的。作者主要以富有傳奇色彩的非凡的英雄行為來表現人物的思想性格，最突出的事例莫過於景陽岡武鬆打虎，武鬆光是不聽酒家勸說，喝醉了酒，踉踉蹌蹌向景陽岡走去。遇到老虎後偏又把哨棒打斷了。於是在酒醉情況下，徒手打死猛虎，顯示了過人的膽量和神勇。全書這類情節很多，作者將情節的傳奇性與人物形象的鮮明性有機地結合了起來。使兩存相得益彰。 《水滸傳》的結構很有特色。水滸故事是在民間說話和戲劇的基礎上形成的，不少故事原本就已有頭有尾、獨立性強。反映到《水滸傳》中，即不少章回是結構完整、可以獨立成篇的單個英雄人物的傳奇故事，作者巧妙地以“聚義梁山”為樞紐，把眾多單個英雄人物故事有機地組接起來，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板塊結構。這樣安排，不僅使全書情節連綿一體，對人物形象的描寫、刻畫也多有便利，作者能在幾回書中，集中筆墨於某一對象，突出其性格特征。
【三國故事與《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也稱《三國誌通俗演義》或《三國誌演義》，是我國長篇章回小說的開山之作，成書約在元末明初，作者羅貫中。 三國故事早已流傳民間。隋煬帝時，已出現曹操譙水擊蛟、劉備檀溪躍馬的雜戲（《大業拾遺記》）。唐初，一些三國故事已“得之於道路，傳之於眾口”（劉知己《史通?采撰》）。李商隱《驕兒》詩雲：“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至宋，“說三分”已成說話的專門科目。蘇軾《東坡誌林》記載，當時裏巷小兒聽三國故事，“聞劉玄德敗，顰眉，有出涕者；聞曹燥敗，即喜唱快”。三國故事還被大量搬上舞台。金元時演出的三國故事劇目現存即有四五十種。桃園結義、過五關斬六將、三顧茅廬、赤壁之戰、單刀會等重要情節都已具備。三國故事的話本，現有最早的是元至治年間所刊。《三國誌平話》，其故事已初具《三國演義》規模，但情節頗與史實相悖，“詞不達意，初具梗概而已”（魯迅語）。爾後羅貫中在民間傳說的三國故事與民間藝人創作的話本、戲曲基礎上，大量吸收了陳壽《三國誌》和斐鬆之汪及範曄《後漢書》的材料，創作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從東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起、至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間演述了百餘年間的曆史故事，著重寫了魏、蜀、吳三國的興衰過程小說描寫在鎮壓黃巾起義後，統治集團內部軍閥混戰。17路諸侯爭討董卓，董被殺，曹操統一北方，孫權與劉備聯合抗曹，赤壁之戰後，形成三國鼎立局麵，最後，司馬氏取代曹魏，滅蜀滅吳，三國統一於晉。 《三國演義》故事的基本輪廓和大致內容，與曆史記載相去不遠。但在小說中，三國曆史隻是一個骨架，作者借此來概括更廣闊、更豐富的社會曆史。作品揭示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譴責了統治者的殘暴，反映了人民的苦難，也表現了民心向背及人民反對分裂，要求和平統一的願望。同時，也流露出濃厚的封建意識。 在曹操、劉備、孫權三大集團中，作品把曹操集團與劉備集團作為主要對立麵，並把劉備集團放在中心地位。作者繼承了民間流傳的三國故事擁劉反曹的傳統，把曹操作為反麵人物來寫，通過豐富具體的細節和生動的心理描寫，深刻揭露了曹操殘暴狡詐的性格，以及“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惡劣品質。對劉備則是作為正麵人物加以刻畫，他以寬仁待民，施行“王道”，其言行與曹操形成鮮明對照。在作者眼裏，劉備是理想統治者的化身，反映了作者正統的封建道德觀。與正統道德觀並存的是作品對民間義氣的大肆渲染：從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到關羽“千裏走單騎”、“身在曹營心在漢”，直到張飛要為關羽報仇，劉備要為關、張報仇而攻打東吳。義氣一方麵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相互扶助、知恩圖報的生活準則，有其積極麵；另一方麵也存在很大的消極作用。
此外，《三國演義》還塑造了一係列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如對諸葛亮，集中表現了他的驚人智慧和絕世才能；對張飛，則突出他疾惡如仇、粗豪爽直的性格；其他如趙雲的忠誠、周瑜的量狹、魯肅的忠厚、孫權的明智等，都刻畫得較成功。作品對戰爭的描寫，吸收了《左傳》的優長，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寫出戰爭雙方的戰略戰術和力量對比，民心的向背，揭示出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在作者筆下，大小戰役千變萬化，各各不同。寫法上或實或虛，或濃墨重彩，或旁敲側擊，把緊張激烈的戰爭，表現得有張有弛，疾徐相間，具有旋律感和詩情畫意。 《三國演義》采用淺近的文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明快流暢，造詞用字較為精練，抒情寫景則較簡略，它不僅是我國較早的一部曆史小說，而且代表著古代曆史小說的最高成就。 《三國演義》刊本甚多，僅明就不下20多種。書賈刻書時，屢易名色，極不一致，明嘉靖元年（1522年）刻本，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貫中編次”，是現存最早的刻本。全書24卷，分240節。此後新的刊本不斷出現，卷數、回目、引用詩詞及正文均有改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清代毛綸、毛宗岡父子的評刻本。毛本較接近原著麵貌，對研究小說史和羅氏思想及創作很有價值，成為近代以來最流行的本子。
【《西遊記》與神魔小說】
《西遊記》是我國古代神話小說中最優秀的作品。作者是明代的吳承恩。 《西遊記》主要寫唐僧師徒西天取經的故事。全書可分3部分：第1至7回寫孫語空大鬧天宮失敗；第8至12回交代如來說法、唐僧出世等取經緣起；第13回至末尾敘述取經曆經種種厄難，終成“正果”。 從唐代玄奘天竺取經，到吳承恩寫定此書，前後經過了900年的漫長歲月。“西遊”故事的產生、流傳和演變，也可以劃分出曆史故事、佛教文學、平話、戲曲、長篇小說等5個階段。這是一個曆史向神話演化的過程。其間，無數民間藝人和無名作者付出了創造性的勞動，為吳承恩的創作提供了主要素材和良好基礎。 人們通常把西天取經理解為對正義事業和光明理想的追求，認為參加和支持這一事業象征著正義，而反對和阻礙這一事業則代表邪惡。因此，唐僧師徒曆經八十一難的故事情節，表現了正義不斷地戰勝邪惡和克服千難萬險達成遠大目標的主題。
孫悟空是全書塑造得最為成功的藝術形象。這位人們喜愛的理想人物、英雄人物，具有猴性、人性與神性三者合一的特點。大鬧天宮時他表現出蔑視一切權威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西天取經路上又百折不撓、疾惡如仇；他集智慧、力量與勇敢於一身，有時又不免搞兒童式的“惡作劇”。關於孫悟空形象的原型，魯迅曾引唐朝李公佐的小說《古嶽瀆經》，認為是淮河水神無支祁；胡適則主張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是齊天大聖的原型；神話學家袁珂則從無支祁追尋到《山海經》中的神話人物夔。這些研究說明超凡的藝術想象往往有深厚的文學積澱作支撐。《西遊記》最主要的藝術特點，是成功地運用了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描寫了神話人物的神功神力與活動其間的幻想世界：天宮、冥界、龍宮等；七十二變、三十六變、八十一難等；金箍棒、芭蕉扇、定風丹等；身外身法，移山縮地法，借屍還魂法……這些都充滿著奇特的想象和超自然的色彩。此外，在情節的緊張曲折，結構的前後照應，語言的生動洗練，風格的風趣幽默及人物性格的鮮明對比上，都有很高的藝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