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說，要能提得起，更要能放得下。
我想，就把這個“分號”畫足了，然後放下來，開始自己藝術語言地進一步追求和創造。
不是嗎！
2007年11月底
兄長
二〇〇二年初秋，畫友張金林和彭國昌到蘭州賣畫，我去陪了兩天，又邀二人來白銀，由王龍畫廊接待，玩了幾天。
送走朋友，擬回靖遠糜子灘夾河灘采風。那裏的葵花還沒有全部開敗。有成熟的葵盤又有盛開的金葵，這時的葵園是最有看頭的。
記得是個星期二的上午，我同雅芬、小女彥芝和外孫女藝藝一起坐班車回到靖遠。下車後彥芝母女趕回師範學校，我與雅芬坐三馬子去看望二哥。
二哥宰瀛一個人在家，我們問二嫂，他說在侄女彥欣家。侄女在蘭州動完手術不久，侄女婿張宏才在蘭護理，這邊家裏隻有幾個孩子。
瀛兄對我們講，他住的這院房子已經賣掉了，事先他卻不知道。講著講著，便激動起來，對我們夫妻說起許多讓他傷心的往事。有些事二哥過去曾跟我說過的。我想這次除了賣房子的事，更主要的一定是侄女的病，讓他的心情很壞。
“文革”後期，我在縣一中教美術，二哥當時在二中教英語，他在學校裏用煤油爐子自炊。彥欣很懂事，我去看二哥時，常常碰見她給父親買些食品送去，對父親知冷知熱的。我看在眼裏，暖在心裏。
以後的幾十年裏，我去瀛兄家，總能感受到侄女彥欣對她父親的殷殷關顧之情。這次侄女身患重病，她隻有五十幾歲啊！可以想見二哥心情的沉重和不安了。
快中午時，我怕再晚了，宰南兄飯後睡午覺，同時瀛兄也該收拾吃午飯了，便起身告辭。
我感覺二哥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完，見我們要走，便打住了。
萬萬沒想到的是，當天晚上二哥突然犯病，而且十分危重。連夜送到蘭州搶救，在醫院裏度過他人生的最後一個多月，在見到由美國趕回來的次子彥安後，便撒手人寰，離開了我們。
我去醫院探視，看著昏迷中的二哥那極度衰弱的麵容時，真後悔那天沒能在二哥家多待一會兒，讓他對我和雅芬多傾敘一些想說的話。
二哥去世後，我們都很傷心。四哥更是魂牽夢縈地難以釋懷，僅僅用了三個月時間，便撰寫了近三十萬言關於二哥的長篇回憶錄，在百日祭奠時，將厚厚的一本書稿獻在了兄長的墳前。後來，四哥又征集親朋及子女的回憶懷念文字，和二哥的人生故事編在一起，以《父愛》為名出了一本書。
古人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其實，在那個“極左”的年代裏，知識分子別說達了，要想獨善其身也是不易的。二哥卻以他的人格、學養、曰常言行保持著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氣節，並深深地影響著他的子女。他的晚年趕上了好時代，他的子女們個個學有所成。這一現實的出現，使得《父愛》一書在凸現家庭人格教育上具有了時代的和社會的普遍意義。
有人說：人生是孤獨的，有才華卻身處逆境的人則更加孤獨。我信這話。
所謂孤獨，是指被人誤解或不被人理解，無法與人交流的痛苦。
在境遇極差時，心理過分孤獨的人往往會斷了念想兒而輕生。
“文革”中，二哥曾騎自行車到我落戶的鸞溝，留下錢和布票讓雅芬給他做條棉褲。後來我去師擇學校送棉褲時，他給了我二百元，囑托我以後關照幾個尚未長大成人的侄兒。當時二哥的臉色很不好，言語間透露出不祥的信息。我雖然也給二哥說些寬心的話，但畢竟放心不下，提心吊膽了很久。
所幸老天有眼，“文革”終於結束了。二哥總算活了過來。
我是五兄弟中的老五，有一方常用印章“隴人蘇五”。老五最小，加之高中畢業後便開始了長期的逆境人生。父母親老了，走了，哥哥們便把關照我看作理所當然的責任。讓我感受到了更多的兄長們的關懷之情。
大哥在我還小時就去糜子灘務農，後來戴著“帽子”，過了近二十年的屈辱人生，早早地走了。
二哥是父母的驕傲，弟弟們的榜樣，從年輕時便曾幫助老人擔起過家庭生存的重擔。“文革”後，兄弟們都在縣城工作，四哥也回到家鄉，二哥的家裏便成了兄弟幾個經常會麵的地方。三哥、四哥和我若同時聚到他那裏時，二哥便會格外開心。
二哥和三哥都動過大手術。若我和四哥去二哥那裏時，他總要問三哥的身體情況，囑咐我們常去看望。
我的家搬到白銀後回縣城的次數畢竟少多了。每次見了麵，哥哥們都非常高興。為了與疾病鬥爭，二哥練了多年的氣功。還研讀佛經，不知什麼時候二哥居室裏有了一尊觀音像。他晚年自號“方圓先生”，我知道，二哥的讀經做功，既是養生，更是他那孤獨心靈的一種精神寄托和升華。我也喜歡看氣功方麵的書，後來又讀南懷瑾先生講佛經的書，與二哥見了麵，我便大侃南子或氣功的話題。兄弟們有時也會有些爭議，氣氛熱烈而開心。
由於長期遭受“極左”路線的壓抑和迫害，二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心有餘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