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與果，努力和收獲之間，普遍存在著不平衡的關係，如果能靈活應變、屈伸自如，找出最關鍵的20%，然後善用這20%，事物的矛盾的雙方就可以轉化，就能少做多賺。——帕累托
人貴有自知之明。勢不如人時可以暫時妥協，滿足對方要求，以調動力量，待危機過去，再解決問題。這是在不利形勢下所實行的一種“讓步政策”，也是一種絕妙的禦人策略。
如此，做到這一點，必須從當時形勢出發，權衡利弊，克製態度，不動聲色，犧牲眼前利益以就大局。非有高瞻遠矚之見，難以有如此魄力。
這種禦人手法，就是表麵上收斂鋒芒，隱藏才能行跡，掩飾自己的野心和誌向，解除對對手的威脅感，麻痹對手，等待合適的時機，實現預謀的目的。
中國古代曆史上，這種禦人手腕是一種重要的政治鬥爭方式，借助於此而達到了政治目的的權術家大有人在。在激烈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人們的真實麵貌和目的常常需要加以一定的掩飾。中國古代的權術家們很早就學會了在政治鬥爭實踐中運用“不如人時且放手”的手段，從誌向、才能、名望、感情、生理等各個角度和側麵進行掩飾和偽裝。
在中國古代的官場上，劍拔弩張、鋒芒畢露者總是容易引起政敵的猜忌和不安，使人感到畏懼和威脅，從而難免樹敵招怨，壯誌難酬。與此相反，那些庸庸碌碌、胸無大誌的人們，則可以使政敵在心理上產生一種安全感，容易被輕視和忽略，反而能夠出人意料地成功。於是，不示人以大誌，便成為一種重要的韜晦手法。在時機尚未成熟之際，權術家的野心和權欲常常隱藏在恬泊淡然或沉湎灑色的背後，他們暫時收斂鋒芒，表麵上與世無爭，極力掩飾自己的政治誌向和權力欲望。唐高祖李淵在登位之前就相信自己“骨法非常，必為人主”，後因遭到隋煬帝的猜忌，隻得“縱酒沉湎，納賄以混其跡”。李淵的“縱酒沉湎”即是一種掩飾誌向和野心的手段。野心和權欲固然需要掩飾，即使沒有野心和權欲，在某些情況下亦須故作胸無大誌的姿態，以避免遭到猜忌，從而保全自己。
曹操是三國時期的人物，曆史上都把他定位為奸雄。就是這樣一個英雄蓋世、文武雙全的人，也有退讓的時候。
就說他迎獻帝都昌後，並不是萬事大吉，他當時還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相反，曹操一時成為世人注目的人，也可以說成為人眾矢之的。而曹操這時的力量並不強，與袁紹等人相比，更處於弱勢。因此曹操采取後發製人的方略，將袁紹打敗。
曹操的得勢，袁紹有些後悔，他擺出盟主的架勢，以許低濕、洛陽殘破為由，要求曹操將獻帝遷到鄄城，因為城離紹所據的冀州比較近，便於控製獻帝。袁紹還考慮到，鄄城是曹操的地盤，曹操容易答應。可是曹操在重大問題上不讓步斷然拒絕了袁紹這一要求，而且還以獻帝的名義寫信責備袁紹說：“你地大兵多，而專門樹立自己的勢力，沒看見你出師王，隻看見你同別人互相攻伐。”袁紹無奈，隻得上書表白一番。
曹操見袁紹不敢公開抗拒朝廷，便又以獻帝的名義任袁紹為太尉，封鄴侯。實際上是試探。太尉雖是“三公”之一，但位在大將軍（不常設）之下。袁紹見曹操任大將軍，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如他，十分不滿，大怒道：“曹操幾次失敗，都是我救了他，現在竟然挾天子命令起我來了！”拒不受任命。
在這種情況下，何去何從，是擺在曹操麵前的一個難題。英雄自有英雄之見，曹操感到這時的實力還不如袁紹，他不願意在這個時候跟袁紹鬧翻，決定暫時向他讓步，便把大將軍的頭銜讓給袁紹。自己任司空（也是“三公”之一），代理車騎將軍（車騎將軍隻次於大將軍和驃騎將軍），以緩和同袁紹的矛盾。但由於袁紹不在許都，曹操仍然總攬著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