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地理條件肯定不是保障其戰略基礎的唯一原由，因為同樣處於離岸島國地位的英國就因戰爭而變得精疲力竭。
權謀之爭、間接路線與正麵接觸關係，所關注的焦點都是既有的力量和力量如何使用，這兩種聲音爭吵不休的同時，另一種更關注力量如何產生的戰略思想問世了，它更加強調支撐起國家現有的實力與地位的基礎條件，因而我們稱之為戰略基礎派。盡管在前人的著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關注了戰略基礎即力量的產生這一環節，然而真正將戰略基礎當成是其論述核心的則要屬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了。
保羅?肯尼迪與《大國的興衰》
經濟基礎支撐軍事力量、軍事戰爭刺激經濟發展
保羅?肯尼迪在一開始就點明，該書“重點是描繪國際體係中的一流強國在勵精圖治、富國強兵過程中經濟與戰略的相互影響。”正因為如此，“本書副標題所講的‘軍事衝突’總是與‘經濟變化’聯係起來考查”。大國的興衰不僅僅是其軍隊作戰的結果也同時是其經濟資源的利用結果，“在這一時期，任何大國的勝利或崩潰，一般地都是其武裝部隊長期作戰的結果；但也不僅如此，它也是各國在戰時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國可用於生產的經濟資源的結果。進一步說，從曆史背景上看，也是由於在實際衝突發生以前數十年間，這個國家的經濟力量與其他一流國家相比是上升還是下降所致。”
一流國家因其國力增長速度與技術、組織變革的不同而在世界事務中的地位也不斷地發生著變化。在以帆船為動力的遠洋炮艇與大西洋貿易給西歐各國帶來巨大的力量與財富之後，“後來開發的蒸汽動力及其依賴的煤炭和金屬資源，大大增加了一些國家的力量。一些國家的生產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較容易地在平時承受大規模擴軍備戰的負擔，能在戰時保持和供養龐大的陸軍和艦隊。”盡管保羅?肯尼迪也想到了這種說法會給人以重商主義印象，“但財富通常是支撐軍事力量的基礎，而要獲取和保衛財富又總是需要軍事力量。”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在軍事上過度擴張而它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困境，並且如果此時它的經濟也正處於衰退地位，那麼這種衰退困境就隻會變得更加嚴重。
保羅?肯尼迪認為經濟資源是軍事力量的基礎，但是他並不認為經濟與軍事之間的是經濟支撐軍事這種單向度的關係，因為軍事力量的不斷使用也同時會刺激技術、組織的變革從而導致經濟力量的增長。在對比了東方國家雖然規模龐大卻深受中央集權體製之害後，保羅?肯尼迪指出，“在歐洲由於沒有東方式的最高權力機構，各王國和城邦之間爭戰不已，這就推動人們經常尋求軍事變革。軍事變革又有力地推動了在競爭、積極進取的環境中出現的科學技術與商業貿易的發展。”而歐洲社會又因為在變革過程中所遇到的障礙較小，因而“很順利地進入了持續向上的螺旋式的經濟發展，增強了軍事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