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叔華（1900~1990），廣東番禺人，原名淩瑞棠，筆名叔華、瑞唐、瑞棠等，出身書香世家，自幼習畫。1924年起，開始以白話執筆為文，以瑞唐為筆名發表短篇小說。
淩叔華作為中國現代文壇上的才女作家，成名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與當時的蕭紅、廬隱、冰心、馮沅君、陳衡哲、蘇雪林等人，共同構成了那一時期引人注目的女性創作景觀。她的才氣亦引起了魯迅的注意，早在30年代，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中，魯迅便精辟地指出：“淩叔華的小說，發祥於這一種期刊《現代評論》的，她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慎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即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為了偶受著文酒之風的吹拂，終於也回複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她的作品多取材於當時大家庭中女性的深閨生活，這些女性一方麵身上深深背負著中國傳統價值觀對她們的期待，在相夫教子、賢良淑德的守持中度日；另一方麵，處在社會各種新舊嬗變之際，她們又時時感受得到女性解放與爭取自由的風潮，伴著時代的有力足音正在打破高宅大院裏沉悶的寧靜。但她們中的大多數並沒有一躍成為勇敢的戰士或鼓手，而是更多地保持著幾千年來那個“她”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內心世界，喚醒她們的“自我”絕不是參加幾場男女同席的聚會、與上過學堂的姐妹們交談幾次即可以完成。深閨女性的幽怨與想往，飛短流長與彼此體恤，計較盤算與溫柔敦厚，以至日升月落、四季更迭間的審美情趣，在淩叔華的筆下呈現出沒有被作者自身的意識形態擠壓過的本真自在狀態。這使得她的作品在那個激進亢奮的年代，散發出一種平和優雅的氣質，其中聽不到血淚控訴與急切呼喊，一切“企圖”都不疾不徐地融進了日常的一飯一蔬、女人們的一顰一笑裏。的確，淩淑華的這些作品雖從深閨走出，卻不是狹小的閨閣之作，而是代表著中國新文學史上真正的閨秀氣派。
淩叔華成長於文化根底深厚的名門望族，同時又是較完整地保留了中國傳統大家族形態的家庭，她在其間因為不經意間表現出來的繪畫天分而得到關注和寵愛，也曾在複雜的家庭人際關係中長久地像一隻“縮在角落裏的小貓”。眾多女眷之間的明爭暗鬥，宅心仁厚的媽媽小心翼翼的謙退隱忍，讓本不諳世事的小女孩“開始意識到，世界上有些東西比死亡更可怕”；沉沉籠罩在整個庭院中的重男輕女的氛圍，僅僅因為沒能誕下一個兒子而遭到嘲諷和奚落的女人們，讓這個昵稱“小十”的女兒第一次萌發了幼稚卻強烈的叛逆意識：“難道男孩子長大個個都做官，為什麼拉車的挑糞的都是男人？”特定的成長經曆讓這個敏感多思的女孩踏上文學之路伊始，便流露出了明確堅定的“野心”。1923年，署名為“淩瑞唐”的燕京大學三年級女生，“冒昧”地向當時的燕大特聘中文教授、著名作家周作人發出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請求周先生收自己做一個課外的學生，犧牲些光陰，指點一下自己的習作。她這樣說道：“我立定主意作一個將來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三國文上……中國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國女子思想及生活從來沒有叫世界知道的，對於人類貢獻來說，未免太不負責任了。”她的“野心”又是如此單純——我要寫出來，隻是想讓你們知道。這樣的初衷似乎已決定了她日後文學路上的風貌與走向。
本集所收的淩叔華作品，既有藝術形態精致的小說，如使其以黑馬之姿在文壇脫穎而出的成名作《酒後》，角度獨特、意涵深刻的《繡枕》，以摒除世俗之心觀察世界、體驗世界的《瘋了的詩人》，它們儼然打造了一條通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時空長廊，裏麵展開的不僅是彼時主要是女性的生活景象，更展現了她們的內心圖景；又有筆調優美、情感恬然的散文，其中包括了數篇旅行記錄，淩叔華用畫家的眼睛為異域的山水風光鍍上了旖旎的光輝，形諸於文字，自是別有洞天。不論是東洋開滿櫻花的窗口，還是自家附近一場新雨後的空山，在其筆下都被審美的眼光和詩人的心性浸潤得晶瑩剔透；另外也選取了淩叔華的部分自傳，這些片段真實地刻錄了作家的人生記憶，昔日的家庭生活，長輩的身世故事，筆墨丹青中的苦樂，平實地娓娓道來，體物察情俱在其中，雋永的意境經得住品味。
自抗戰爆發至40年代隨夫定居歐洲後，淩叔華進行過東方藝術和戲劇的研究，在國外高校擔任過中國近代文學和新文學研究教授，畫作也時有精品問世，卻鮮有文學作品。對她這樣一位作家而言——在創作之初就顯示出較成熟的感性和敏銳的心理觀察，深具國學功底又兼備域外學習生活經曆，同時對時代與寫作的關係一直保持著自己的一份理念，這不能不給人一種“未完成”的遺憾之感。而淩叔華留存於世的這些文字，其實已然值得細細凝視，對於急躁的當下，何嚐不是一種從容的澤被。
2014年6月10日於哈爾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