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經過數年的辛苦勞作，湘籍著名學者梁紹輝先生的《曾國藩評傳》終於跟讀者見麵了。一位70多歲的老人，身體雖然還很硬朗，但為本書夢繞魂牽，兩度病倒入院。他懷抱著對曆史高度負責的精神，在長盛不衰的"曾國藩熱"中，目不旁視，耳不偏聞，窮年，矢誌不移，寫下具有自己獨特見解的洋洋大作奉獻當世，多麼令人尊敬。
在20世紀90年代初唐浩明三卷本小說《曾國藩》出版後，大陸頓時引發了"曾國藩熱"。曾國藩家書、家訓、為官術一類的作品充斥著"五元書店"，而各大圖書館的書架上，也相繼擺滿了不同人撰寫的《曾國藩傳》或《曾國藩評傳》。通過電子檢索，至2005年5月底，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曾國藩的圖書目錄1181條，相比李鴻章352條、左宗棠158條多了許多；而關於曾國藩的論文，據CNKI數據庫統計，從1994年至2004年底，竟達720篇次，相對於李鴻章559篇次、左宗棠268篇次亦多了不少。從我們已經讀過的論著看，其觀點則存在著嚴重的分歧，真有點像章太炎在《檢論》中所說的"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相，之則為元凶"（章太炎《檢論·雜誌》，劉淩等編校《章太炎學術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頁。）了。現舉出兩部嚴肅的學術著作觀之。
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中專列《所謂"同治中興"和"同治維新"的中心人物——曾國藩》一章，提出：同西方相比，中國是落後了，所以要向西方學習。神權政治正是西方的缺點，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所要向西方學習的正是這個缺點。"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那就要把中國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紀，使中國的近代化推遲幾個世紀。"基於這一分析，馮先生認定："曾國藩的成功阻止了中國的後退，他在這一方麵抵抗了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這是他的一個大貢獻。"（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頁。）
與此相反，茅家琦先生主編的《太平天國通史》下冊，由崔之清先生所執筆的《結束語》第一節中，則明確提出：曾國藩"不會也不可能給中國帶來新生"，這不僅因為他鎮壓了農民起義，"更重要的是把封建枷鎖重新牢固地套在中國人民的身上，從而扼殺了一切自下而上的變革精神"。他們提出："我們在評估曾國藩的曆史地位時，應當嚴謹求實，既不醜化，也不神化。他不是中國近代史上積極有為的變革者，而是舊製度的重建者；他提倡了洋務運動，推動了生產力的近代變革，但同時又強化了封建體製，宣揚了傳統觀念，嚴重阻礙了變革的演進和深化，堵塞了中國近代化的前進道路。"（茅家琦主編《太平天國通史》下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頁。）
盡管人們對曾國藩的評價不同，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在近代中國曆史上起了重要的影響。而上述兩部著作，恰恰是從曾國藩與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上立論的。這便為我們進一步討論曾國藩的思想屬性和曆史地位，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
一、與魏源、徐繼相比，"出山"前的
曾國藩是一位落伍者曾國藩（1811—1872）出生於湖南雙峰縣荷葉鄉天平村。當他於道光十八年（1838）28歲入京赴考，殿試獲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以及留京師十年，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37歲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官至二品之時，正值西方列國借著自己的船堅炮利，將其資本主義的魔爪伸向中國大地的當口：1840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1842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不僅賠款、割地和"五口通商"，同時英國還獲得了所謂"領事裁判權"，即英人在通商口岸犯罪，隻能按英國的法律來裁判。中英《南京條約》以及後續條約的簽訂，引來了一群"豺狼"，他們爭先恐後地來到中國，希望將中國變成自己的殖民地：1843年中美簽訂《望廈條約》，1843年中法簽訂《黃埔條約》，他們像英國人一樣在中國享有通商、傳教以及"治外法權"，緊接著，虎視眈眈的俄國人也跟了上來，自1847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穆拉維約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之後，便加強了對中國新疆和東北地區的侵占。而在此過程中，步步高升的曾國藩正在京師潛心研治中國的傳統之學呢！
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國藩31歲，師從唐鑒，"遂以朱子之書為日課，始肄力於宋學矣"。道光二十二年（1842）32歲，"公益致力程朱之學"，同時與蒙古倭仁等人，"往複討論，以實學相砥礪"。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34歲，"還書家中，訓勉兄弟，以立誌有恒為本，作《五箴》以自警：一曰立誌，二曰居敬，三曰主敬，四曰謹言，五曰有恒"。道光二十五年（1845）35歲，"公每以盈滿為戒，自名其書舍曰‘求闕齋’。其說雲：‘求闕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也。’"道光二十六年（1846）36歲，"公嚐謂近世所學者，不以身心切近為務，恒視一時之風尚以為程而趨之，不數年風尚稍變，又棄其所業，以趨於新"，對漢、宋分戶提出嚴肅的批評。道光二十八年（1848）38歲，"公官至卿貳，名望漸崇，而好學不倦，其於朝章國故，如《會典》、《通禮》諸書，尤所究心。又采輯古今名臣大儒言論，分條編錄為《曾氏家訓長篇》，分修身、齊家、治國三門，其目三十有二。公嚐謂古人無所雲經濟之學、治世之術，壹衷於禮而已"。（黎庶昌《曾國藩年譜》，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刊本。）看來，這十年的學問，乃是傾心於程朱，恪守於禮教。讀1841年至1852年曾國藩日記或家書，我們極難找到他關心中外局勢的片言隻語，在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二日、九月十七日《稟祖父母》的家書中曾國藩也談到過"逆夷"之事，特別是第二封家信，基於國人對於《南京條約》的非議，他告知家人："自英夷滋擾，已曆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無少損。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為上策哉！"董蔡時先生在《曾國藩評傳》中，以此評定曾國藩奉行投降主義路線。（見該書，蘇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是否為投降主義可暫且不論，但他以為從此可以"四海晏然安堵"，使他安心讀書從政，則表明他不識時務了。進入人們眼簾者多為讀書、修身和齊家之類；而查閱1851年5月《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及其之前的六篇奏折，看不出這位二品大員的思想有什麼新時代的印跡。《遵議大禮疏》言郊祀禮製；《應詔陳言疏》言"今日所當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請設壇祈雨疏》言為解大旱之難，"應請敕下各該衙門，敬謹設壇，誠心求膏雨"；《條陳日講事宜》言"日講"之事，要"係於讚助聖學之中，陰寓陶成人才之意"；《議汰兵疏》講"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議覆李綱從祀文廟疏》，言宋臣李綱，"核其品學經濟，實與諸葛亮、陸贄、範仲淹、文天祥相等，自當一體從祀，以獎忠義"。被曾國藩自己說得神乎其神的《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表現出他對廣西農民舉事起義之敏感："即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次在其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其中也有對皇上"黜陟大權，朕自持之"的大膽批評："在皇上之意，以為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奏天以命德，初非自執己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為明矣。"（以上見《曾國藩全集·奏稿》卷一。）如果我們聯係當時的背景來看待曾國藩之所學、所言、所為，他的精神世界中，沒有一絲新時代的陽光，真可謂大不識於時務者。
是的，此時的曾國藩仍然囿於中國的傳統之學、之政、之術而不了解世界發展之大勢。事實上，歐洲各主要國家，自14—17世紀的文藝複興運動之後，便開始了近代化的過程。英國於1642年發生了議會黨人與保王黨的內戰，資產階級革命開始，至1688年通過"光榮革命"，確立了資產階級與新貴族的聯合統治，又至1801年建立大不列顛與愛爾蘭聯合王國，保守黨和工黨輪流執政，這便使英國成為資本主義的"發動機"，加之開始於18世紀60年代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推動，其勢力向世界各地擴張，成為所謂的"日不落帝國"。與英國隻有一海之隔的法國，深受英國革命的鼓舞，從1789年革命開始，到1794年由雅各賓派建立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又至1804年拿破侖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公布《拿破侖法典》，把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以法典的形式鞏固下來，也加速了征服世界的步伐。而一直處在分裂和動蕩狀態的德意誌，於1801年組成了德意誌聯邦，至威廉一世於1861—1888年在位而由鐵血宰相俾斯麥輔政時，便於1864年擊敗丹麥，1866年擊敗奧地利，1870—1871年大敗法國，從而組成了統一的"德意誌帝國"，大有後來居上之勢。當然，俾斯麥輔政，對於40歲之前的曾國藩來說還是後來的事，但德意誌崛起的苗頭，早在梅特涅（1777—1859）任首相的奧地利統治德意誌時期就顯露出來了。比起西歐國家相對落後的俄國，自彼得大帝執政後，以1697年出訪英、荷、德為起點，便開始了歐化過程，在此後的一百多年內，經過葉卡捷琳娜二世、尼古拉一世、亞曆山大一世等沙皇的統治，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因而成為直接威脅中國的可惡力量。美國是新近建立起來的國家，它先是英國的殖民地，但通過1775—1783年的獨立戰爭，取得了國家的獨立；又經過1861—1865年的南北戰爭，從法律上廢除了奴隸製，因而使國力迅速發展起來，開始進犯日本，繼而張望中國。歐美各主要國家一百餘年來迅速崛起和步步擴張的事實預示了一種趨勢：以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為起點，中國作為古老的東方大國，將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列強們爭奪和瓜分的對象了。
而麵對這種形勢，我們並未發現40歲之前的曾國藩有何種反應。或許有人認為我們這樣評論他有些苛刻，其實不然。同樣是湖南籍清朝官員魏源（1794—1851），於1842年依據林則徐《四洲誌》以及《澳門月報》的材料，編成了50卷本的《海國圖誌》，後又補成100卷，於1847年在揚州刊行。該書不僅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曆史以及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麵的大致情況，同時更有強烈的抵禦列強的時代目光："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製夷而作。"（魏源著，李巨瀾評注《海國圖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雖然打著"師夷長技"的招牌，但其內容卻也涉及到夷"道"：介紹英國時，對於君主立憲政體、國會與政府之關係、選舉製度，以及報紙對於官員的監督作用等均有介紹。如在《英吉利國廣述上》中說道："英國字母最少，翻譯中國的《四書》、《五經》及各著述，又刊印逐日新聞紙，以論國政。如各官憲政事有失，許百姓議之，故人恐受責於清議也。"（魏源著，李巨瀾評注《海國圖誌》，第333頁。）在談及俄國時，對其強國之因也有揭示："人猶雄悍，未諳西洋之藝。及至比達王（今譯彼得大帝——作者注），聰明奇傑，離其國都，微行遊於岩士達覽等處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旋國傳授，所造火器、戰艦，反優於他國，加之訓兵練陣，紀律精嚴。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作者注）攻取波蘭國十部落，又擊敗佛蘭西（法蘭西）國王十三萬之眾，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最雄大國。"（魏源著，李巨瀾評注《海國圖誌》，第357頁。）與此同時，在道光十八年（1838）之後一直在閩、粵沿海任職的徐繼，也以數年之力廣泛搜集西人所傳的各種資料，編成《瀛寰誌略》，並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刊印。該書在介紹世界各國的地理、曆史、政治、經濟及風俗文化方麵的內容有《海國圖誌》所不及者，如《海國圖誌》對於西方議會製以及美國總統選舉與任期製度的介紹，雖然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但是，《瀛寰誌略》則進一步以按語的形式評述了西國的總統及政治製度之美好："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之劍，開疆萬裏，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又有按語道："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裏，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徐繼《瀛寰誌略》，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291頁。）
以提出"挑戰與應戰"模式來研究中國近代化過程的著名學者費正清曾經說過："影響中國現代變革的主要因素在中國的重心深埋於中國內部。中國作為古代東亞文明中心的漫長曆史使其人民對於所有外國人具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傳統模式的惰性和固執以及物質和精神的自給自足，相對來說使中國對西方的挑戰產生了抵抗力並使它無視這種挑戰。在日本，一種經濟和社會變動已在醞釀中，部分由於對與西方接觸作出反應，這種醞釀將發展成為全麵的政治和社會變革。而在龐大得多的清帝國內部，卻沒有發生這類變革。"（［美］費正清、賴肖爾著，陳仲丹等譯《中國：傳統與變革》，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頁。）確切地說，當西方列強將自己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力量伸進中國的大地之時，中國的士人是有所反應的，魏源的《海國圖誌》和徐繼的《瀛寰誌略》就是一例，隻是這種力量在中國過於微弱。而靠著攻讀程朱理學晉升二品之官的曾國藩，卻沒有什麼反應，無怪乎當徐繼將《瀛寰誌略》送他批閱時，他竟以"頗張大英夷"評論之。（田一平《瀛寰誌略·校點說明》，徐繼《瀛寰誌略》，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相比之下，曾氏不是整整落後了一個時代嗎？如果沒有其後發生的太平天國運動讓他大顯身手，曾國藩注定會成為被曆史所忽略的人物。
二、曾國藩是晚清理學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