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鎮壓農軍後期
一、再次複出
曾國藩父親曾麟書於鹹豐七年（1857）二月初四日去世，曾國藩於二月二十九日抵家，至鹹豐八年六月初七日複出，其中經曆了一個相當艱難複雜的過程。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曾國藩曾經有過一次討價還價的表現，而滿清朝廷更有過一段用與不用的猶豫。
曾國藩通過審時度勢，自以為要徹底剿滅太平天國，無論如何離不開他曾國藩，以此在他請假回籍奔喪的《報丁父憂折》中就埋下伏筆："伏查臣經手事件，以水師為一大端，署提督楊載福所統外江水師十五營，道員彭玉麟所統內湖水師八營，合計船隻五百餘號，炮位至二千餘尊之多。水師而外，惟湘勇係同縣之人，寶勇係久從之卒，於臣略有關係。"（《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55頁。）因為有了這個前提，所以他在奏折最後提出了介於兩可的要求："籲請天恩，準臣在籍守製，抑或賞假數月，仍赴軍營效力。"（《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56頁。）奏折呈上，三月初一日就得到批複。這個批複也很有意思，要點有三。一是同意給假三個月："該侍郎假滿後著仍遵前旨，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以資統率。"二是承認曾國藩所帶兵勇為曾家軍："所帶湖南兵勇暫交其弟曾國華管帶，惟曾國華職分較卑，仍須有大員統帶方能得力，故水師著楊載福統帶，彭玉麟協同調度。"三是保證軍餉供應："所需兵餉，並著官文、胡林翼、文俊源源接濟，毋使缺乏。"有意思的是第二條。該條的立意主要是：曾國藩所帶兵勇本當交其弟曾國華管帶，因其職位太低，暫委他人。這無非是向曾國藩透露一個信息：你的勢力仍然是你的勢力。既說明湘勇本當歸曾國華帶而實際又不讓他帶，可見這個批示的起草人是動過一番腦筋的。為什麼曾國華可以留營帶勇而不回籍奔喪呢？因為曾國華已出繼給其叔父為嗣。
有了以上三點，曾國藩也就放心了，故自二月中直到五月中，整整三個月，盡心辦理喪事，並未出現其他枝節。到了五月二十日，眼看三個月假滿，朝廷尚無消息。曾國藩急了，來了個試探性的動作，於五月二十二日上了《懇請終製折》。所謂"終製"，就是居家守三年大喪。之所以說他是試探性的動作，是因為他在奏折中雖也不乏"懇請"、"瀝陳"之類的詞語，但核心是"瀝陳"了他的矛盾心態。他的矛盾主要在終製或不終製、出山或不出山的選擇上拿不定主意。他在奏折中說："欲終製，則無以報吾君高厚生成之德；欲奪情，則無以報吾親恩勤鞠育之懷。欲再出從軍，則無以謝後世之清議；欲不出，則無以謝患難相從之軍士。進退狼狽，不知所裁。"（《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60頁。）雖然矛盾若此，但言下之意無非是我已作好了多種準備：終製或不終製，出山或不出山，惟聖上是裁。
這次奏折的批複可謂是驚人的迅速，五月二十二日上奏，閏五月五日就批了，批複的核心是不同意終製，命即仍赴前線。"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62頁。）批複於閏五月十七日轉到了湘鄉。曾國藩一看，涼了半截。由自己一手保薦的胡林翼早就當上了巡撫，後起的李續賓，也掛上了巡撫頭銜，他這個總其成、始其事、畢其功的人連個侍郎還要"署理"，越想越氣，而越氣又越想。通過半個多月緊張痛苦的思想鬥爭，他決心攤牌。牌就攤在這"署理兵部侍郎"的頭銜上，而文章則借"請準終製"的題目展開。為了文章好做，特別是不讓人抓著抗旨的把柄，他特意將同一內容拆作兩個奏折分寫。上折以《恭謝天恩並籲請開缺》為題，表示對再次賜給署理兵部侍郎的感激，同時提出"籲請開缺"的理由，但其中也埋下諸如"楚軍以投營為名利兩全之場"、"臣亦慮將士相從日久，恐難驟離而他屬"之類的伏筆，為下折張本。下折則直以《瀝陳辦事艱難仍籲懇在籍守製》為題，公開攤牌。這樣的處理，在曾國藩的奏折行文中可謂是絕無僅有。這個標題的實質意思是：如此辦事我幹不了，我還是在家守孝吧。至於內容，那就更加露骨了。他陳述了過去辦事的三層困難，也就是他如果再以"署理兵部侍郎"複出必然遇到的三大難題。這些難題是：
一、因無實職實權，部下保舉得不到實惠，而部下之所以能跟隨不散，又正是在上折中提到的"以投營為名利兩全之場"這個目標上。曾國藩在奏折中直言不諱地說："臣處一軍，概係募勇，不特參、遊、都、守以上無缺可補，即千、把、外委亦終不能得缺。武弁相從數年，雖保舉至二、三品，而充哨長者仍領哨長額餉，充隊目者仍領隊目額餉。一旦告假，即時開除，終不得照綠營廉俸之例長遠支領。弁勇互相猜疑，徒有保舉之名，永無履任之實。臣雖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65頁。）這倒也是事實，所以湘軍有個十分特殊的現象，即官多兵少，到後來幾乎有官無兵，因為官就是兵，而兵也就是官。"保舉至二、三品"，如果是政府官員，已經夠當巡撫了，但在湘軍那裏，原來是哨長的還是哨長，原來是隊長的還是隊長，至於四、五品、六、七品的列兵，更是司空見慣。當然，頂子還是照樣戴著的，這就叫做有虛名而無實惠，而根子就在他這個"事權不如提鎮"的"兵部堂官"。
二、無法過問地方事務，而部隊活動又處處離不開地方。曾國藩訴苦說："臣辦理軍務，處處與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屬，大率視臣為客，視本官上司為主，賓主既已歧視，呼應斷難靈通。"（《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64頁。）軍隊行動，有些事當然與地方無涉，但有些問題非依靠地方不可，特別是像湘軍這樣自籌軍餉的軍隊。所以曾國藩接著說："防剿之事不必盡謀之地方矣，至於籌餉之事，如地丁、漕折、勸捐、抽厘，何一不經由州縣之手。或臣營抽厘之處而州縣故為阻撓，或臣營已捐之戶而州縣另行勒捐。臣身為客官，職在軍旅，於勸捐擾民之事則職分所得為，於吏治、學額、減漕、豁免諸務則不敢越俎代庖。縱欲出一愷惻詳明之告示以儆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縣未必奉行，百姓亦終難見信。"（《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64頁。）在經濟利益上與地方發生衝突，其處境艱難，行動掣肘，這是可以理解的。至於說自己因無實權而不能"儆官邪而慰民望"，這倒未必，我們不妨等到他以兵部尚書銜兼任兩江總督有了最大實權的時候看個分曉。
三、信印不符體製，無以取信於人。曾國藩說："臣幫辦團練之始，仿照通例，鐫刻木質關防，其文曰‘欽命幫辦團防查匪事務前任禮部右侍郎之關防’。鹹豐四年八月，臣剿賊出境，湖南撫臣谘送木印一顆，其文曰‘欽命辦理軍務前任禮部侍郎關防’。九江敗後，五年正月換刻‘欽差兵部侍郎銜前禮部侍郎關防’。是年秋間補缺，又刻換‘欽差兵部右侍郎之關防’。臣前後所奉援鄂、援皖、籌備船炮、肅清江麵諸諭，皆係接奉廷寄，未經明降諭旨，外間時有譏議。或謂臣係自請出征，不應支領官餉；或謂臣未奉明詔，不應稱欽差字樣；或謂臣曾經革職，不應專折奏事。臣低首茹歎，但求集事，雖被侮辱而不辭。"（《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65頁。）這些都是事實，而譏議的人又都有道理。他本來是自請出征，本來是自己宣布不用庫銀。既然都是事實，別人說說又有何妨？至於"被侮辱而不辭"，那是他自己臉皮厚，與他人無關。隻是苦了跟隨他"為名利兩全"而出生入死的人。曾國藩接著說："迄今歲月太久，關防之更換太多，往往疑為偽造，釀成事端。如李成謀戰功卓著，已保至參將矣，被刑辱於芷江縣，出示以臣印劄而不見信；周鳳山備曆艱辛，已保至副將矣，被羈押於長汀縣，亦出示以臣劄而不見信。前福建巡撫呂孫曾專函馳詢臣印不符之故。"（《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65頁。）這也罷了，最苦的是那些受"勸捐"的生員，出了錢不但不被承認，有時還要吃官司，曾國藩順便述及說："甚至捐生領臣處之實收，每當州縣猜疑，加以鞫訊；或以為不足據，而勒令續捐。"（《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66頁。）
以上三項任何一項都足使人難堪，也多虧曾國藩因為與"逆賊"誓不兩立而產生的"海量"，換上另外一人可能早就不幹了。但曾國藩訴說這些的目的並不是說自己以後不想幹，而是委婉地說明以後實難如此再幹，因為這簡直不是人幹的。那麼根據他所任事務的具體情況，怎樣才能比較順當地開展呢？也就是說他至少要有個什麼樣的官銜和權力才能與他所肩負的職責相適應呢？更明確地說，根據曾國藩現有的實力和在"剿賊"中所起的作用，至少應該給他個什麼樣的實授官銜呢？曾國藩最後開口了："以臣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者，決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餉。"（《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66頁。）就是說像我這樣又治軍又籌餉，兩副擔子一肩挑的大員，至少得實授個巡撫，否則，"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於貽誤大局"（《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66頁。）。平心而論，以曾國藩的資曆、能力，以及"剿賊"的功勞和現今大局的需要，莫說巡撫，即便總督，也理所應該。無如在當時清王朝的眼裏，曾國藩本身就是賊，是個需要著力防範的"剿賊"的賊。關於這點，我們下麵還要提到。
情況擺明了，條件也提出來了，究竟怎麼辦，曾國藩沒有明確表態，隻是說："臣赴江西，無所容其規避，特以所陳三端艱難情形如此，而奪情兩次，得罪名教又如彼，斯則宛轉縈思，不得不泣於聖主之前者也。"（《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66頁。）意思是說：臣不是不想赴江西，隻是有上述具體困難，聖上就看著辦吧。
曾國藩這回徹底失算了。其所以失算，一是由於戰局的影響，一是沒有找準自己的位置。他不知道他曾國藩在與太平軍的爭鬥中，盡管自己以大功臣、救世主自居，實際上不過是清王朝的一條狗，一條十二分廉價的走狗。走狗之於主人，需要時才供驅使，才給予某種必要的關憐和愛護。不需要時是個累贅，驅之猶恐不及，哪有閑功夫理會它？他的身價是隨著戰局的起落而起落的。鹹豐七年七月至九月，正是太平軍因內訌引起的各主要戰場戰局不利的時期。七月初一日，清軍副都統多隆阿、參將鮑超督馬步軍五路攻黃梅，踏毀太平軍營壘四十八座，斬殺數千人。七月十三日，湘軍將領知州劉騰鴻、副將普承堯等攻克太平軍重要據點江西瑞州。七月二十三日，胡林翼、李續賓擊退陳玉成三路反攻，準備乘勝大舉東下，全局勝利的希望似乎已見端倪。在這樣一種對清王朝絕對有利的情況下，曾國藩的身價自然不會看漲，而隻能是與潮俱落。
所謂未能找準自己的位置，就是沒有弄清自己在清王朝、在當政的滿清貴族的眼中他究竟居於何種地位。他沒有看到他本身被人看做是賊，而且是一個必須著力防範的賊。清王朝的統治者曆來防範漢人，生怕漢人官高權重。他們對於曾國藩之鎮壓太平軍，既怕他成不了氣候，更怕他成了氣候。既要用他，更要防範他。早在鹹豐四年嶽州報捷之際，他在京城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崇拜的理學家蒙古倭仁就提醒鹹豐皇帝說："曾國藩以一在籍侍郎而竟有此大捷，恐非朝廷之福。"李肖聃《星廬筆記》："清初，寄兵權於駐防將軍，國有大役，皆遣親王貴臣將兵出征，漢人之為督撫者，第供糧餉軍而已。金田事起，詔令各省設團練大臣，助督撫剿匪。別令李星沅、林則徐為欽差以督之。曾文正以侍郎督義旅出境，而嶽州之捷文宗斥其儼然以數省兵事自任。倭仁謂曾某有此大捷，恐非朝廷之福。倭為文正講學之友，尚且疑之，故終鹹豐世，曾以孤軍客寄於外，不能建功業。"（嶽麓書社1983年版，第97頁。）軍機大臣祁藻也說："曾國藩一在籍侍郎，猶匹夫也。匹夫居閭裏，一呼蹶起，從者萬人，恐非國家之福。"（轉引自胡繩《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第297頁。）可見他剛一出山，"團練剿匪"初有成效的時候，京都城裏的官員就鼓著眼睛盯著他了。倭仁尚且如此，何況他人？在如此情況下，他曾國藩還能當巡撫、做總督麼？（當然最後還是做了，那是滿清政府已經到了實在支撐不住的時候。）
在曾國藩的重出問題上，除了曾國藩自己自造嫌疑外，還有幾位聰明透頂同時愚蠢得可愛的人在一旁敲著邊鼓，幫著倒忙，這主要是李續賓、胡林翼兩人。李續賓於鹹豐七年閏五月寫信給胡林翼說："東南大局所關，在公與滌公兩人之身。有滌公在軍，前路乃可無慮；有公在鄂，後路乃可無虞。若中樞不畀滌公以柄，則滌公決不可出。宜急函商秀、籲二帥奏起之，而畀以疆寄，庶不至如四五年間動遭侮辱。"所謂秀、籲二師就是官文、駱秉章，畀以疆寄就是要做總督、巡撫之類的封疆大吏，其思想主旨正好與曾國藩的奏折一唱一和，而與朝廷對曾國藩的防範正好背道而馳。
胡林翼得信，立即行動，多次勸說官文。官文不以為然，不為所動。胡林翼想單銜獨奏，但他此前不久因單銜奏複某官而受了訓斥，不敢冒險。他又活動駱秉章以及左宗棠等人。駱、左知道朝中正在懷疑曾國藩，不敢開口。胡林翼見找不到盟友，鼓足勇氣，決定冒險單銜上奏。但他到底比李續賓老練，不提"疆寄"等敏感的字眼，而僅以起複水師統將為辭。還好，這回沒受訓斥，隻是碰了個軟釘子，得到的答複是："楊載福統帶水師，已著成效，不必待曾國藩到方能定議也。"（《湘軍人物年譜》，嶽麓書社1987年版，第151頁。）既然連曾國藩親手所創的水師都已不再需要他，其他事就不待再言了。
曾國藩本人的自找沒趣和旁人不必要的摻和，加重了清廷當局對曾國藩的懷疑，但朝廷並未挑明，以防將來還有用得著他的時候，於是下了這樣一道朱批："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大臣出處，以國事為重，紓忠即為全孝，所雲懼清議之訾，猶覺過於拘執也。"就這樣，曾國藩被晾在了一邊。
曾國藩在家"讀禮"共一年又三個月。這段時間是曾國藩一生中最清閑的時候，同時也是最痛苦的時候。他本讀書成癖，在船上讀書，在轎子裏讀書，在前沿戰事緊張之際他照樣讀書，惟獨在家這一年多最好讀書的時間裏，不見有任何關於讀書情況的記載。曾國藩服膺理學，講求修養，平時也頗注重自己的身份，惟獨這段時間性情特別暴躁，經常為小事與弟弟們爭吵，以至日後在與諸弟的信中再三道歉。據他鹹豐八年六月六日的附記，這段時間寫了十幾篇書序、墓誌之類的文章，也可能因為心緒惡劣，所作文章不甚滿意，以至收入文集的僅《鄧湘皋表》一篇，其他一無所存。可見曾國藩所受權力失落的煎熬遠甚於靖港、湖口之敗因一時衝動而尋死覓活的痛苦。
然而曾國藩畢竟還有出頭之日，正如湘軍一位營官訓斥部下不懂世故，因打了勝仗而特別高興時所說："諸蠢奴，欲急滅長毛，歸餓死耶!"（《湘軍誌》，嶽麓書社1983年合刊本，第83頁。）曾國藩之所以能再出，正是因為"長毛"還沒殺盡，不僅沒盡，而且其勢更張，所以湘軍不致餓死，曾國藩才不致久涼不熱。鹹豐八年（1858）三月，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大隊由江西進入浙江，下江山，逼衢州，克開化，有直趨省會杭州之勢。清政府慌了，急命總兵周天受督辦浙江防守事宜。接著又從江西調湘軍蕭啟江、張運蘭等部入浙作戰。因周天受無法統率湘軍，而朝廷又派不出別的像樣的大員，於是就想起了在湘鄉久坐冷板凳的曾國藩，這樣就有了鹹豐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上諭："因江西賊匪竄入浙江，恐周天受資望較淺，未能統率眾軍。前諭耆齡飭令蕭啟江、張運蘭、王開化等馳援浙江，該員等皆係曾國藩舊部，所帶勇丁，得曾國藩調遣可期得力。令曾國藩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著駱秉章傳旨，令該侍郎迅赴江西，督率蕭啟江等星馳赴援浙境，與周天受等各軍，力圖掃蕩。"（《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73頁。）
曾國藩有了上次的教訓，生怕再失去重出的機會，沒有再提任何條件。六月初三日接到諭旨，初七日即治裝起行，十二日抵達長沙，自刻"欽命辦理浙江軍務前任兵部侍郎關防"，調令蕭啟江、張運蘭、王開化等湘軍各部，會集江西鉛山河口，準備入浙作戰。
二、輾轉皖南浙贛之間
曾國藩於萬般難耐中終於盼來了再次起複的諭旨，喜出望外，迅速趕赴長沙，加緊籌辦各節。並於六月十七日具折上奏，奏折中除了表明自己此次應命出征的決心及預辦各項外，又對自己此前的表現作了檢討，說自己才質愚陋，"待罪行間，過多功寡"，此次"伏蒙皇上鴻慈，曲加矜宥，惟有殫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紓宵旰憂勤"（《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74頁。）。鹹豐皇帝見他不再講條件，也比較滿意，用朱筆批道："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關心大局，忠勇可尚。"（《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74頁。）所謂"此次奉命即行"，意即他次並非如此，實際上也是對往事的批評。但既然肯定"忠勇可尚"，自然也就不再計較了。
曾國藩此次複出，水師不複歸其統領，而陸路先後到達的也隻張運蘭、蕭啟江、朱品隆、唐義訓、劉長佑、李元度等軍，共計一萬多人。因軍情緊急，曾國藩命令各軍於河口會集，自己則由長沙乘船，經武昌，過南昌，直抵距鉛山不遠的瑞洪鎮，突又接到上諭："前因浙江軍務緊急，諭令曾國藩赴浙剿辦。現在衢州業已解圍，處州等府縣亦相繼克複，境內餘匪不難刻日肅清。惟閩省浦城、崇安、建陽、鬆溪、政和等處賊勢蔓延，亟應趕緊剿辦。曾國藩著即以援浙之師由江西鉛山直搗崇安，相機進剿。"（《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875頁。）
浙江在鉛山之東，而崇安、浦城等處在鉛山正南。這倒不是指揮者的朝令夕改，實因戰局變化之故。翼王石達開先是揮師東向，突然於六月四日撤浙江衢州之圍，大隊轉而向南。在占領衢州南麵的龍泉後又突然放棄，向西進入福建，並迅速攻占浦城、崇安、建陽等處，進逼與江西接界的邵武，威脅贛東。據此，曾國藩不得不改變進軍路線，南拒崇安。還未等曾國藩展開兵力，太平軍國宗楊輔清率大隊攻玉山、德興、婺源，進而占領景德鎮，從北麵威脅曾軍。不久，原駐吉安的太平軍向東挺進，一度占領緊靠撫州的崇仁，從西麵對曾軍構成威脅。於是曾軍隻好在今鷹潭市與撫州市周圍的狹小山地與太平軍短兵相接，周邊各縣無一不是緊張的戰場。一城一地，往往得而複失，失而複得，反複爭奪。軍情瞬息萬變，而曾國藩的帥營距前敵一般隻數十百裏。直至鹹豐九年二月移駐撫州（今江西撫州市）才略有好轉。在這段硝煙彌漫的日子裏，曾國藩除了應付緊張的戰事之外，他個人的生活習慣、思想作風、工作方法，明顯地表現出以下一些特點：
1.恢複日記
曾國藩自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初一日開始寫日記，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二月二十九日止，每日都記，從不間斷。但自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以後直至此次恢複以前，不知什麼原因，不見記有日記。湘潭王鳳喈在《曾文正公手寫日記影印本序》中說："按公之日記，始於道光十九年己亥，時公年二十九，為入翰苑之次年。自二十五年乙巳三月至鹹豐八年戊午五月皆缺。是年六月初七日起，連續十五年從未間斷，而終止於同治十一年壬申二月初三日，即公逝世之前一日也。"從道光二十五年三月至鹹豐八年五月，其中十三年又兩月，不可能全無日記，但確實有段時間未寫日記。曾國藩在鹹豐八年七月初七日寫信給曾國荃說："兄此出立有日記簿，記每日事件。茲抄附一覽，可得其詳。"既雲"此出立有日記簿"，說明前此未立日記簿，但何時起未立，不得其詳。
因有日記參考，此後不少事情可以從日記中得到印證。其行軍作戰，也記述頗詳，使我們能更加清楚地知道當年兩軍對陣及曾國藩身處前敵的情況。如鹹豐八年八月十九日記帥營的具體布局說："是日修子牆，餘營居子牆內，為圓圈。營務處王人瑞、前營朱品隆、強中營唐義訓，居中一層牆內，王居後，朱居左，唐居右。王營有門與餘內層通，朱、唐與內層不通也。中層之外，又有外牆子，以備守禦。嗣後紮營，俱照此例。"（《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282頁。）據此可知，曾國藩的帥營有三層牆子，最外一層作守禦用，並不住人。中層與內層之間住他的親兵三營，分左、右、後三方布置，他住在最裏層的圓圈內。後麵是他的參謀部，所以有門相通，其他則無門可通，要進裏層必須經過營務處（即後來的參謀部兼警備隊）。而這些"牆子"都是部隊到達後臨時築的。王運的《湘軍誌·營製篇》記載說："其行，率日三四十裏，黎明而發，未晡而息。行所至為壘，從而為壕，壕丈五尺。複壕土為牆，厚一丈，其崇八尺。"（《湘軍誌》，嶽麓書社1983年合刊本，第160頁。）這是指一般的宿營營壘。一般營壘尚且寬一丈，高八尺，至於帥營所在，就更要加碼了。因為強調宿營必須修築營壘，所以日行軍隻三四十裏，必須"未晡而息"。
日記也記了不少行軍的艱難和狼狽情形。如鹹豐八年九月初三日記："長夫不齊，擬止行二三十裏即行駐紮。在塘陂灣團局內雇夫五十名，每名給百三十文，實則局中每名已給三百文。局中首士為龔思勝等，頗知禮也。"（《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291頁。）這天因挑夫不齊，隻準備走二三十裏。挑夫雖然不齊，但行李都必須挑走，所以就遇到挑夫們的熬價，局裏給了每人三百文，又找曾國藩要百三十文。（這真是"貴人頭上不曾饒"了。但不要以為湘軍紀律如此良好，這正是因為"貴人"所在之故。）挑夫問題雖然基本解決，下麵意想不到的問題卻又接踵而來。"行二十裏至高陽，皆山徑崎嶇，高嶺及澗，無一處可以紮營者。又二十裏，始得一大壑，中為河，左為田，右為原，寬平，可紮二萬人，地名滸望。因無米可買，故未駐營。……是日，因早間微雨，有二十裏、三十裏即安紮之說，各勇夫無長行五十裏之誌。不料所過皆深山仄徑，無平地可以駐紮，又無鋪店可買飯食，又小車難於過嶺，又夫馬憚於小路碎石，又日暮雨作，遂致饑疲怨嗟。有三四更始到者，有次日尚未到者。"（《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291頁。）
日記也有不少記軍情緊急之事。如鹹豐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黎明出巡視營牆。日內因前敵多、鮑、蔣軍開仗，懸念之至。二十二日之仗，我軍傷亡千餘人，寸心懸懸，片刻難安。"（《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49頁。）二十六日又記："黎明，出巡視營牆。飯後清理文件，旋點馬隊二營之名。是日聞二十四、五多、鮑、蔣二軍未開仗，心稍安貼。是夜，天黑暗異常，愁雲慘淡，念前敵鮑軍最居險地，為之懸懸。"（《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49頁。）二十八日記："戌刻接鮑鎮軍信，知前敵十分危急，因複信言正月初三、四當派隊前往救應，囑其靜守數日，堅壁不戰。又寫信與唐義渠，商定渠帶訓字七營進紮前敵，與鮑、蔣二軍作品字形。餘於宿鬆另派二千六百人，進紮太湖北門訓營舊壘之內。三更睡，心極勞倦"。（《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49頁。）從這些日記內容看，說曾國藩隻是練兵籌餉是不夠的，他確實深入前敵指揮作戰，雖未身經鋒鏑，但往往距前沿僅數十裏，而且辦事勤謹，幾乎事事躬親。比如每日黎明必起，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巡視營牆，從不假手他人。當然，日記中記得最多的還是關於讀書的事，這點我們將專題述及。
2.召見營哨官
曾國藩曆來重視部隊的思想工作，他的建軍思想就是"以忠義之氣為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也就是說把部隊的思想素質放在第一位。為此，他在長沙練軍之初就堅持"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誨之，反複開說至千百語"，時間或長達"一時數刻"。當時他采取的是官兵集體訓話的形式。可能是由於條件關係，他也許從中悟到了什麼經驗，複出之後一反其常，完全采取"單兵教授"的辦法。具體做法是每天找來幾員基層軍官個別談話，在了解其家庭、思想及本人身體、長相的同時進行思想教育。此項工作也常見於他的日記。日記中雖沒有記談話內容，但詳細記下了談話對象的基本情況和曾國藩對他的印象。如鹹豐八年九月十五日對傳見的四名哨官分別作了如下記錄：
"何本高，湘陰歸義人，兄弟六人，行三。鹹豐三年十月入璞山營。侍一百，壯四百，樸實。"
"陳青雲，湘鄉五都蕭家衝人。先充為字號勇在金鵝山打仗。四年五月，在湘潭大官殿入璞山營。兄弟四人，居三。眼圓而動，不甚可靠。語次作嘔，眼似鄒聖堂。"
"劉光明，湘潭石潭人。四年三月十一，在嶽州城內戰船接出，年二十七歲。父年四十六歲，母歿，有二弟。明白安詳。"
"劉鬆山，七都山棗人，曾在季洪處當長夫。四年冬，在銅錢灣入璞山營。其兄在嶽州陣亡。母存父歿，嫂嫁，有二侄。據稱：東安、郴州之戰最苦，吉水潭、四墟之捷最偉，王牧村不言而善戰。挺拔明白。"（《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297頁。）
從與劉鬆山的談話記錄中，還可看出曾國藩通過談話聽取下級軍官對曆次戰役的看法及指揮員優劣的評論。另外，談話還記錄了湘鄉、湘潭一帶全家在湘軍當勇的情況。如十月初六日的談話記錄：
"沈寶成，湘鄉新染鋪人，父六十四，母五十六。兄弟四人，二在濠頭堡陣亡，三在嶺東陣亡，四弟十三歲。年二十九，有妻無子。"
"成立福，湘潭七都人。父八十，母七十。兄弟七人，二早死，四人在營當勇。"（《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310頁。）
這位叫沈寶成的，兄弟四人，他是老大，老二、老三均在營陣亡，家中僅有個十三歲的弟弟。成立福，兄弟七人，存活六人，竟有四人在營當勇。
曾國藩不僅通過談話了解情況，征求意見，進行思想鼓動，而且運用他的所謂相人術對談話對象進行觀察，以確定他是否聰明可靠。如上文提到的對陳青雲"不甚可靠"的結論就是根據他"眼圓而動"的麵相作出的。又如記丁長勝："身文而笨，訥於言辭，目不妄動，為可靠。"記周惠堂："顴骨好，方口好，麵有昏濁氣。色浮，不甚可靠。"記鍾輔朝："目清而不定，明白，滑。"記吳蘭蕙："麵偏神動，目有精光，跳皮。"記王春發："口方鼻正，眼有精光，色豐美，有些出息。"記唐順利："目小，有精光，眉粗，笨人。"
3.刻苦讀書
曾國藩在京任官時本有很好的讀書習慣，但隨著日記之間斷，找不到有關他讀書情況的記載，估計自鹹豐二年參與辦團練勇之後中止了讀書學習，八年六月複出，又恢複了昔日的讀書習慣。複出後的日記有關讀書方麵的記載始見於鹹豐八年九月，那是在十分艱苦的建昌（今江西南城）行軍路上。初十日記："夜，溫《離婁篇》。"十一日記："溫《萬章篇》。"十二日記："溫《告子篇》。"（《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295頁。）可知他這段讀書是從重溫《孟子》開始的，此後時斷時續，內容也較雜，大抵以經、史為主。時間上大約斷續參半，而之所以間斷的原因或因眼疲力乏，或因戰事緊急。如九年正月十四日記："連日因肝氣鬱抑，目光昏蒙，不能久視，不克讀書，坐廢時日。"（《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348頁。）十年正月初六日記："因前敵事急，心緒無片刻之暇，未能看書。並不能清厘報銷冊等件。二更倦甚，幾不能說話。"（《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56頁。）但更多的是能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讀書，如九年二月十六日記："日內眼蒙，神困殊甚，溫《曹參世家》、《張良世家》。"（《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358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記："夜讀毛西河韻書。是日倦甚，似過於勞乏者，幾不能說話矣。"（《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48頁。）也有忙裏偷閑，整日讀書或大半時間讀書的情況，如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記："是日風雨極大，各營牆壕多已倒塌，帳棚吹倒。屋內無光，不能作事。竟日溫《左傳》，至二更溫至‘子罕不貪為寶’止。"（《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46頁。）十五日記："溫《左傳》。日中小睡，下半天溫《左傳·襄公》畢。"（《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46頁。）有時眼睛不能看書，就改為背誦。如八年十月十九日記："中飯後閱《姬傳集》。夜目蒙不敢看書，默誦《詩經》。"（《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317頁。）
曾國藩雖是忙裏讀書，但仍有一定的計劃性，而且能在閱讀的過程中細加思考，如九年十一月初十日記："本年溫《史記》，至是始溫畢一遍。中有數卷著批，有數十卷不著批，則又餘之無恒也。"（《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36頁。）著批是他記錄自己讀書所得的一種形式。但也有不加批而在日記中記下自己所得的，如鹹豐十年閏三月十一日，在讀了《後漢書》李雲、劉瑜、謝弼、虞翎諸傳之後記下自己心得說："念天下之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現以自旌異於人。……能打破此一副庸俗共有之識見，而後可與言道。"（《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83頁。）這段體會是深刻的，盡管他自己的俗見並未打破。
4.注意調整關係
在中國曆史上，官軍與紀律敗壞幾乎是同時存在的概念。清朝官軍紀律敗壞，曾國藩早就對此恨之入骨。他在《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中將民眾稱頌太平軍、歡迎太平軍歸咎於官軍潮勇在楚的奸淫搶掠。"因惡潮勇之故，稱頌粵寇，反謂其不奸淫，反謂其不焚掠，反謂其不屠殺。"事實上太平軍對平民百姓確乎是不焚掠、不屠殺的，至於奸淫，更為其所嚴禁。太平軍與潮勇的區別，說到底就是潮勇是官軍，而太平軍是農軍。同樣，湘軍初起，其紀律也是好的，特別在王時期，更是嚴明。但自成為官軍之後，情形大變，愈往後則愈壞。由於紀律鬆弛，加上某些地方主義的影響，曾軍入贛之後與當地民團、百姓的矛盾十分突出，特別是與當地民團，經常發生互殺事件。鹹豐八年八月十八日，江西南城十八都團局殺湘軍寶勇三十三人，事後曾國藩給當時的江西巡撫耆齡去信說明其原因及利害說："在團局，則久被賊害；賊退之後，寶勇複不免騷擾，甚厭苦之。在寶勇，則口糧不足，又自四月至今疫病死者至五百餘人，又被團局橫殺數十人。彼此各懷不平，若不平情處釋，將來恐有軍民仇殺之案。"（《曾國藩全集》第21冊第680頁。）因糾紛屢屢發生，於是曾國藩作《愛民歌》，用以教育部隊。《愛民歌》共三條，講的都是行軍作戰中在各種情況下的軍民關係。如第一條說："第一紮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踩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雞和鴨，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樹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429頁。）從內容看，句句都好，處處都為百姓著想，隻因這支軍隊的宗旨不是為百姓而是為自己的名利，因而也就無法做到，不僅軍民關係無法改善，而且與友軍關係也十分緊張。在長江蕪湖一帶作戰的廣勇因不滿湘軍的跋扈，竟要投奔蕪湖太平軍，與湘軍水師大戰一場，以泄其憤。（《曾國藩全集》第22冊第1468頁。）湘軍內部也因各自利益時起衝突，李元度所帶之平江勇，曾一次焚殺辰州勇二百餘人。曾國藩雖然費盡心機，然而無法解決，隻好在自己的日記裏發泄："是夕接次青二十六日在街口所發之信，猶多怙過飾非之辭。鹹豐六年，平江勇殺辰勇二百餘人，次青信中亦多怙過飾非之語，此人殆不足為善矣。"（《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534頁。）
三、署兩江總督
鹹豐十年（1860），太平天國由於起用了李秀成、陳玉成等一批青年將領，改變了戰略，形勢為之一轉。這年二月二十七日，忠王李秀成等以一千二百五十人為先鋒，攻占杭州，使清兵受到重創，逼其抽調江南大營兵力援浙。閏三月十六日，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英王陳玉成、輔王楊輔清，由東南、東北、西、南四路攻陷江南大營，天京第二次解圍。閏三月二十一日，幹王洪仁等計議，決定英王陳玉成主援安慶，侍王李世賢主取閩浙，幹王洪仁取長江下遊，忠王李秀成東攻蘇、常，天王準旨，限一個月回奏。於是揚州、常州、蘇州、杭州先後告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江寧將軍和春死於無錫，幫辦江南軍務、江南提督張國梁溺死河中，兩江總督何桂清退走常熟，被革職拿問。
此時曾國藩已移駐宿鬆，兵圍安慶。前此他親赴武昌，與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商議進兵方略，於鹹豐九年十月十七日會奏一折，提出四路進攻的方案。曾國藩自任由宿鬆、石牌攻安慶一路。因為準備不足，計劃流產。鹹豐皇帝的批諭也說："所籌尚屬周妥，但恐言之易而行之難。仍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悉心籌酌辦理。"由於無法進兵，而太平軍又正在醞釀大的行動，故鹹豐九年底至十年初，曾國藩的生活也相對穩定，其《經史百家雜鈔》就是成於這段時期，而"讀書以訓詁為本，詩文以聲調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居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的"八本"思想亦係此時構就。隨著太平軍以攻為守戰略的展開，清軍的節節敗北，曾國藩相對平靜的日子被打破了，停滯多年的官運也因此啟動。
到達曾國藩手中的第一條來自京城的消息是鹹豐十年閏三月二十六日的上諭："本日據和春奏，金陵逆賊圍攻大營，官軍不支，退守鎮江。逆賊乘大營調出各軍援剿之際，分路夾攻和春等營盤。力不能支，遂於十五日退守鎮江。該將軍等圍攻數載，不能出奇製勝，至有今日，實堪痛恨。……即著官文、曾國藩、胡林翼將如何進取之處，悉心籌酌。傳旨令都興阿迅速帶兵馳往，是為至要，將此由六百裏諭令知之。"（《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1128頁。）
此次諭令雖然沒有直接抽調曾國藩的力量，但都興阿係曾國藩原計劃四路進擊的第二路，是與他會同作戰的友軍，抽調都興阿必然要削弱自己的力量。隻是當時凡寄給曾國藩的諭旨都通過官文、胡林翼轉遞，所以到達較遲。曾國藩還未來得及表態，又接到四月初一日直接命他放棄安慶，率師東下的諭旨："金陵大營退守鎮江，軍威不振，而逆賊分踞句容、溧水等處，圖犯蘇、常，江浙安危，在於呼吸。曾國藩現紮安慶，若與楊載福率領所部水陸各軍迅由東流、建德一帶分剿蕪湖，並入寧境，以分賊勢而顧蘇、常，於東南大局實有裨益。惟安慶賊勢頗眾，曾國藩能否舍安慶而東下，著酌度情形，相機辦理，迅速奏聞。"（《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1129頁。）於是曾國藩一並作出了如下答複：
"伏查臣軍共計一萬數百人，現在圖攻安慶，多隆阿一軍現攻桐城，李續宜一軍現駐青草塥，援應兩路，均屬吃緊之際。前奉寄諭，命臣等傳旨，令都興阿酌帶馬步隊四五千人馳赴江北，當經飛谘該將軍，並谘商督臣官文、撫臣胡林翼悉心籌酌。計都興阿之軍，須從皖北各營中抽調，兵力已不能分。此刻安慶賊勢尚強，臣若盡撤以赴蕪湖、寧國，則桐城之師不能獨立，該逆若再乘機上犯楚疆，必將應接不暇。臣處自蕭啟江、張運蘭撥赴楚、蜀後，不獨將領無獨當一麵之才，且兵力亦太單薄，難當巨寇。目下賊勢全趨常、蘇，如蘇州不支，斷非進攻蕪湖一著之所能牽綴，此臣軍不能舍安慶而趨蕪湖之實情也。"（《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1130頁。）
情形也是實在的，因為他的主力蕭啟江、張運蘭調赴湖北、四川，他手下總共才一萬零幾百人，不僅缺兵，而且缺將，故無力東下，即便東下，也無濟於事。不僅自己不能動，而且都興阿也不能動。這樣，兩次諭旨都算白下了。但軍情孔急，江南無人，於是又有四月九日的諭旨，其核心內容是丹陽失守，情況緊急，都興阿仍須帶馬步各隊四五千趕緊前進，而曾國藩"著即迅圖克複安慶，遵照前旨，率師東下"。這無異在說夢話，安慶能夠那麼容易迅速克複？於是曾國藩置之不理，未作任何答複。
可能是為了給曾國藩透露某種信息，朝廷又轉來了浙江巡撫王有齡等"請飭曾國藩速援蘇保浙"的奏折。奏折在報告了當前蘇州的緊張形勢，分析了蘇州與浙江的關係及其在東南地區的重要地位之後，十分誠懇地說：
"竊思軍興以來，江浙完善之區未遭蹂躪者，恃有金陵大營之救援耳。今五六萬兵勇一潰再潰，張國梁既不知下落，張玉良又獨力難支，是大營已無足恃。目前情形，非得一、二萬生力軍，斷斷不能挽回補救。臣等所以節次籲懇天恩，敕曾國藩前來督辦軍務。兵貴神速，未可後時，而就近統兵各臣威望，迥出該侍郎之下。即所部之精兵良將，亦不若該侍郎之多。再四籌惟，惟有請旨敕催曾國藩速統全部，克日前來，由徽、寧繞赴蘇、常，以慰江、浙軍民之望。
"查現在江南三郡，一片逆氛，即使蘇、杭幸而複全，已有不可收拾之勢。臣以為賊以全力注於東南，我亦宜合天下全力以製之，而又得才全德備之臣如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者，稟受方略，仗鉞專征，方足以奏廓清之烈，恐非一二戰將所能勝其任也。"（《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1134頁。）
王有齡的奏折既是為蘇、浙軍民求援，更是為曾國藩本人求官。奏折用具體事實說明了江南大營的不足恃，從多方麵說明現今惟有曾國藩一軍最可靠。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引文的後一段。所謂"三郡"，指的是江蘇、江西、安徽三省，實際上是暗示著兩江總督一職。"兩江"原指江南、江西兩省，後來由江南分出安徽，雍正元年明確兩江總督轄安徽、江蘇、江西三省。當時兩江總督何桂清已被革職拿問，兩江缺人。那末什麼樣的人來接這個兩江總督才適合呢？王有齡提出了兩個條件：有晚唐宰相裴度的才能，有明朝理學家王陽明的學問。有了這兩個方麵的條件為前提，曾國藩三字不說也就人皆清楚了。王有齡是浙江巡撫，而浙江並不在"兩江"之列，何以要在奏折中提出這樣的問題呢？用意也很明顯，就是希望朝廷為曾國藩加官，以便他早日東下援浙。果然，曾國藩很快接到上諭："曾國藩著先行賞加兵部尚書銜，迅速馳往江蘇，署理兩江總督。"所以說曾國藩的兩江總督先是李秀成等人打出來的，再是王有齡等人喊出來的，最後才是鹹豐皇帝加封認可的。遺憾的是，曾國藩雖然得了兩江總督，乃至節製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但最終仍未出兵援浙，王有齡的希望至死也未能實現，而曾國藩按照王有齡指定的路線由徽、寧繞赴蘇、常，結果兵困祁門，差點丟了性命。
四、兵困祁門
鹹豐十年（1860）四月二十八日，對曾國藩來說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這天，他照例黎明起床，第一件事又是照例巡視營牆。早飯後請陳雪樓一連卜了三個卦，一是卜浙江是否能保，二是卜他本人是否該離宿鬆南渡，三是卜李元度應否赴浙江。他已經預感到任兩江總督隻是個時間問題了，他必須認真琢磨下階段的部署，因為拿不太準，所以用卜卦來支撐。果然，就在這天中午，從官文的來函中得知"奉旨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於是全營歡騰，將弁文員，紛紛道賀。曾國藩立即提筆給官文、胡林翼寫信，細商各節。當晚更是興奮不已，"睡不成寐"。通過幾天的往來函商和自己的反複思考，曾國藩於五月初三日拜折入奏："臣奉恩命權製兩江，駐紮南岸，以固吳會之人心而壯徽寧之聲援。無論兵之多寡，將之強弱，臣職應南渡，不敢稍緩。現定於十日內拔營渡江，駐紮徽州（治所在今安徽歙縣）、池州（治所在今安徽貴池）境內。擬於江之南岸分兵三路：第一路由池州進規蕪湖；第二路由祁門至旌太，進圖溧陽；第三路分防廣信、玉山，以至衢州。目下安慶之圍不可驟撤，臣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撥萬人，先帶起程。一麵分遣員弁，回湘添募勁勇，陸續趕赴行營，以資分撥。約須七月方能到齊，八月方能進剿。"（《曾國藩全集》第2冊第1146頁。）
確乎是權力的誘惑，此時的曾國藩並未多添一兵一卒，隻因兵部尚書與兩江總督的頭銜一到，兵將突然間都從曾國藩的胸中來了。通過幾天與湖北胡林翼、湖南駱秉章的緊急磋商，他確定了"籌餉以江西為本，籌兵以兩湖為本"的方針，一麵派左宗棠、李元度等人回湖南募勇，一麵飛調鮑超所部六千人，以及朱品隆、唐義訓所領兩千人，楊鎮魁所領一千人，共九千人先行渡江，進駐祁門，以為進保浙江、退守江西之計。而原圍安慶的全部人馬原地不動，因為是曾家軍，故交其弟曾國荃統領。安排停當，於五月十五日拔營起程，比"十日之內"的許諾僅超過兩天。
曾國藩這次從宿鬆起程的動作雖然迅速，但行軍的速度卻十分緩慢，從宿鬆到祁門並不很長的路程，竟走了將近一個月，五月十五日出發，六月十一日才到達目的地。究其原因，不外兩點，一是要等待主力鮑超、張運蘭及新招左宗棠、李元度等部的到來，二是要擺開兩江總督蒞任的架勢，安排各節。盡管這時的兩江總督實際另有其人在署理，曾國藩仍然隻有署理兩江總督的空頭銜，但他卻要虛事實辦。《年譜》記載說："公治軍八載，至是兼任疆圻，百務填委。乃以安慶水次為老營，設立行署。奏派大員，總理地方文卷，劄委銀錢所、軍械所、發審所各員弁。刊發營製營規，訓飭各營將領士卒；刊發《居官要語》，訓飭僚吏。密劄司道，舉劾屬員；劄各營統領，舉劾營官哨弁。劄飭道府州縣官，訪求地方利病，山川險要。並出告示六條，曉諭江南北士民：其一禁官民奢侈之習，其二令紳民保舉人才，其三安插流徙，其四求聞己過，其五旌表節義，其六禁止辦團。"（《曾國藩年譜》，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