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上）
我於甲午年往三味書屋讀書，但細想起來，又似乎是正月上的學，那麼是乙未年了，不過這已經記不清楚了，所還記得的是初上學時的情形。我因為沒有書桌，就是有抽屜的書桌，所以從家裏叫用人背了一張八仙桌去，很是不像樣，所讀的書是《中庸》上半本，普通叫做“上中”，第一天所上的“生書”，我還記得清清楚楚的是“哀公問政”這一節，因為裏邊有“夫政也者蒲蘆也”這一句，覺得很是好玩，所以至今不曾忘記。回想起來，我的讀書成績實在是差得很，那時我已是十二歲，在本家的書房裏也混過了好幾年，但是所讀的書總計起來，才隻得《大學》一卷和《中庸》半卷罷了。本來這兩種書是著名的難讀的，小時候所熟知的兒歌有一首說得好：
大學大學，
屁股打得爛落！
中庸中庸，
屁股打得好種蔥！
本來大學者“大人之學”，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不是小學生所能懂得的事情；我剛才拿出《中庸》來看，那上邊的兩旬即“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還不能曉得這裏講的是什麼，覺得那時的讀不進去是深可同情的。現今的小學生從書房裏解放了出來，再不必愁因為讀書不記得，屁股會得打的稀爛，可以種蔥的那樣，這實在是很可慶幸的。
現在話分兩頭，一邊是我在三味書屋讀書，由“上中”讀到《論語》、《孟子》，隨後《詩經）），剛讀完了“國風”，就停止了。一邊是父親也生了病，拖延了一年半的光景，於丙申（一八九七）年的九月棄世了。
父親的病大概是在乙未年的春天起頭的，這總不會是甲午，因為這裏有幾件事可以作為反證。第一個是甲午戰爭：當時鄉下沒有新聞，時事不能及時報道，但是戰爭大事，也是大略知道的；八月是黃海戰敗之後，消息傳到紹興，我記得他有一天在大廳明堂裏，同了兩個本家兄弗談論時事，表示憂慮，可見他在那時候還是健康的。在同一年的八月中，嫁在東關金家的小姑母之喪，也是他自己去吊的，而且由他親自為死者穿衣服；這是一件極其不易的工作，須得很細心謹慎，敏捷而又親切的人，才能勝任。小姑母是在產後因為“產褥熱”而死的，所以母家的人照例要求做法事“超度”；這有兩種方法，簡單一點的叫道士們來做“煉度”，凡繼續三天；其一種是和尚們的“水陸道場”，前後時間共要七天。金家是當地的富家，所以就答應“打水陸”，而這“道場”便設在長慶寺，離我們的家隻有一箭之路，來去非常方便，但那時的事情已都忘記了。
小姑母是八月初十日去世的，法事的舉行當在“五七”，計時為九月十五日左右，這也足以證明他那時還沒有生病。有一天從長慶寺回來，伯宜公在臥室的前房的小榻上，躺著抽煙，魯迅便說那佛像有好多手，都拿著種種東西，裏邊也有骷髏；當時我不懂骷髏的意義，經魯迅說明了就是死人頭骨之後，我感到非常的恐怖，以後到寺裏去對那佛像不敢正眼相看了。關於“水陸道場”，我所記得的就隻是這一點事，但這佛像是什麼佛呢，我至今還未了然，因為“大佛”就是釋迦牟尼的像，不曾見有這個樣子的，但是他那丈六金剛，坐在大殿上，倒的確是偉大得很呢。
（中）
伯宜公生病的開端，我推定在乙末年的春天，至早可以提前到甲午年的冬天，不過很難確說了。最早的病象乃是突然的吐狂血。因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裏，不能估量其有幾何，但總之是不很少，那時大家狼狽情形，至今還能記得。根據舊傳的學說，說陳墨可以止血，於是趕緊在墨海研起墨來，倒在茶杯裏，送去給他喝。小孩在尺八紙上寫字，屢次舔筆，弄得“烏嘴野貓”似的滿臉漆黑，極是平常。他那時也有這樣情形，想起來時還是悲哀的，雖是朦朧地存在眼前。這乃是中國傳統的“醫者，意也”的學說，是極有詩意的，取其黑色可以蓋過紅色之意；不過於實際毫無用處，結果與“水腫”的服用“敗鼓皮丸”一樣，從他生病的時候起，便已經定要被那唯心的哲學所犧牲的了。
父親的病雖然起初來勢凶猛，可是吐血隨即停止了，後來病情逐漸平穩，得了小康。當初所請的醫生，乃是一個姓馮的，穿了古銅色綢緞的夾袍，肥胖的臉總是醉醺醺的。那時我也生了不知什麼病，請他一起診治，他頭一回對我父親說道：
“貴恙沒有什麼要緊，但是令郎的卻有些麻煩。”等他隔了兩天第二次來的時候，卻說的相反了，因此父親覺得他不能信賴，就不再請他。他又說有一種靈丹，點在舌頭上邊，因為是“舌乃心之靈苗”，這也是“醫者，意也”的流派；蓋舌頭紅色，像是一根苗從心裏長出來，仿佛是“獨立一支槍”一樣；可是這一回卻不曾上他的當，沒有請教他的靈丹，就將他送走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