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
在男性社會中間，家長是我頂弄不清楚的一個觀念。我從小沒有想到家長屬於那一門，那一類，是怎樣的身份，是怎樣的地位，直到我自己最近成為這種奇怪的家畜之一。這不是說我自來沒有感到家長的權威，或者尊嚴，對於一個孩子，例如我，一切隻有“畏”這個字來表現，至於另一個“敬”，說實話，一個十歲的野孩子，特別是鄉下孩子，根本就不體會這同樣屬於人世的另一種精神作用。
這話當然不便應用到人人身上。我隻是把自己當做實例來講。別人我不知道，我不能分身進去感覺。但是，我自己，我敢說，生下來就好象怕一個人，一個修短適度，白麵書生的中年男子一一不用說，是我父親。我怕他。現在叫我回憶從哪一天怕起，我實在沒有力量做到，反正我可以相信，好象一落娘胎，我第一聲的啼哭就是衝著他來的。我真怕他，他並沒有繞腮胡子，也不永久繃著麵孔，我還瞥見他背著我們摸摸母親的臉，但是一聽見他咳嗽，或者走步，我就遠遠溜開，萬一沒有第二個門容我隱遁，隻好垂直了一雙黑曲曲的小手，站正了，恨不得腳底下正是銅網陣的機關隧道。我想不出他有多大的生殺之權，不過我意識到這是我眼前唯一的人物；他吩咐人，差遣人，從來沒有被人差遣，被人吩咐，母親背地埋怨他兩句，然而也隻是背地罷了。
我必須聲明一句，就是我僅僅當著他怕他。他一不在眼前，我就活象開了鎖的猢猻，連跳帶竄，一直蹦上房去，他出去了，這寺廟一樣清淨的院落，仿佛開了閘。忽然一聲喧響，四麵八方全是回應，兄弟姐妹湊在一起，做成熱鬧的市場。什麼都變了。玻璃砸了一塊；瓶子豁了一角；桌子壞了一條腿；牆上多了幾道鉛筆印子；最後勾針也許紮進姐姐的手指，姐姐疼哭了，我嚇哭了；
父親在前院說著話哪，一切仍歸平靜，甚至於姐姐忘掉疼，不哭了，我更一溜煙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
其實提心吊膽，我藏在後園一叢丁香後頭。
然後我挨了一記耳光。
我哭了，又不敢哭了。
在這些無數的耳光裏麵，我記得最親切的，也最顯家長尊嚴的，差不多回憶起來我最感興味的，是我忘記給他磕頭拜壽的那一巴掌。直到如今，有十五六年了，我還覺得右半個臉紅腫著。尤其難堪（不僅是我，我父親同樣難堪）的，是坐了一屋的客人。在不同的情境，這傷著父子雙方的驕傲。一一但是我說得太多了，或許有人要笑我不知羞了。然而，假如我告訴人，現在我也做了家長，也有權利打自己子女的耳光，誰敢笑我一個不是？假，如我再告訴人，我倒羨慕那些挨耳光的日子，唯其我如今做了家長，難道我因而有失家長的高貴？
我明白我說的是什麼；別瞧我是家長，或者正唯其我是家長。現在我曉得父親為什麼老是繃著麵孔，因為他要弄錢養活這一家大小；為什麼他必須繃著麵孔，因為他要維持他既得的權利或者無從辭職的位置。我開始尊敬他；我了解他的苦衷。在所有的職業之中，家長是終身而且最不幸的一個。他的上司是社會國家，下屬是群一無所能的婦孺。他作愛得躲著子女，或者太太；他歎氣得躲著子女，甚至於太太；他讀書得躲著子女，尤其是太太。他得意的時辰，就許是他失意的時辰。他夢想了十年雲崗，梅蘭芳，峨嵋山，甚至於中山公園。
“明天我們結伴兒去，好不好？”明天？他搖搖頭：“我不閑在；我二孩子病了，出疹子。”
這種不可避免的累贅，並不足以證明家長之不可為。曾參唯恐家長之不可為，特地創造了一個“孝”字，來做父親或者家長的護符。然而在人生的現象裏麵，最難令我理解的，正是那塊“父嚴子孝”的匾額。無論如何，家長在無形之中占了便宜，卻也一絲不假。我可以強子女用功，說是為了他們好，甚至於象我父親，打他們一記耳光，我可以逛八大胡同，碰見兒子，罵他一聲不肖，打他一記耳光，把他從我心賞的小班踢走。然而這還顯不出家長的威風。我可以為了一粒芝麻，摔壞蘇漆小凳，或者扔破乾隆時代的細磁瓶，沒有一個人敢說我，除非愛財心重，事後我輕輕自怨自一句。我必須守舊。我可以開出一批賞心悅目的方針，例如，頑固，蠻橫，拍桌大怒，不置可否，衣冠整飭等等。
然而一個家長最堅固的城堡，卻是緘默。這是進可攻、退可守的無上戰略。從我做了家長以後，我明白這怎樣容易，又怎樣困難。這要來得自然。我有三字秘訣奉贈，就是“言必中”。所以，我學來好些為人的道理，從我做了家長以後，不幸是我立即發現我老，老到尋不見一絲不負責任的赤子之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