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轉戰江南
一、宋金戰爭的嚴峻形勢
南宋政府建立以來，在朝廷內部就爆發了以李綱、宗澤為首的對金主戰派和以高宗趙構、黃潛善、汪伯彥為首的對金妥協投降派之間的鬥爭。鬥爭主要圍繞三個重要問題：
其一，是對金戰還是和的問題。李綱、宗澤等堅決主張抗金鬥爭，“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庚申條。），為此，頒布新軍製二十一條，積極部署長江沿江、淮河沿河的防禦，置帥府、練水軍、造船艦；堅決支持兩河軍民的自發抗金鬥爭，加強開封的守禦等等。而高宗及汪、黃一夥，則主張對金卑辭厚賂、屈膝投降，以換取對南宋政府的承認；並以徽、欽二帝被金扣押，非和議則會使二帝遭殺害為藉口，反對兩河忠義民兵的抗金鬥爭，反對在河北、河東設招撫司，經略司招募義兵。
其二，是要不要處理偽楚皇帝張邦昌的問題。為了張揚百姓抗金保國的民意，弘揚臨危不屈的民族氣節，鼓舞民心和士氣，並提高對政府的信心，李綱堅決主張懲辦民族敗類、甘心賣國與金人合作的張邦昌，並表示如不懲辦張邦昌，自己則堅決辭職。高宗及汪、黃一夥，視張邦昌為金人的親信，怕懲辦了他會開罪於金人，並幻想利用張邦昌作為與兀術、粘罕等金軍統帥溝通的工具，因而不但不懲辦張邦昌，還無恥地吹捧他“知幾達變，勳在社稷”，給他封官加爵，授予太傅、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
其三，關於定都之爭。是否仍以東京開封作為皇帝駐蹕之地，這是朝野上下最為關注的問題。因為這是關係到皇帝是否真心抗金、無畏地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態度問題。嶽飛不過是一個無名的下層小軍官，為此，就曾滿腔熱血、不顧個人得失上書反對京師南遷。定都問題，在最高統治集團內部，勢不可免地成為和戰兩派鬥爭的最敏感的問題。事實上，高宗畏金如虎，他早已定下放棄京師開封的決心，隻不過善於揣摩皇帝心理的執政汪伯彥、黃潛善把高宗不便表白的話說出來而已。汪、黃主張高宗巡幸東南，於是“手詔：京師（開封）未可往，當巡幸東南（揚州）為避狄之計”（闕名《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一，建炎元年七月，詔修京城條。）。而李綱則堅決反對，主張還京開封，作為權宜之計，可暫徙襄陽、鄧州，“以示不忘中原之意”。“俟兩河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七，建炎元年七月乙巳條。
以上爭論的三大問題，除了懲辦張邦昌這一條，高宗出於輿論壓力，不得不部分同意李綱意見以外，其餘均與李綱相左，導致擁立高宗集團汪、黃的得勢與專權，並通過唆使打手殿中侍禦史張浚給李綱橫加十多條罪名，高宗得以順水推舟，以“狂誕罔悛謀謨弗效”之罪名，罷了李綱的官，從而將李綱的一切抗金部署和措施予以徹底破壞。
抗金派擋道的障礙掃除了，建炎元年（1127）十月，宋高宗帶著他的一班主和寵臣，從應天府（歸德府改名，即北宋南京）沿運河乘船逃到揚州。他們感到離金人越遠，越安全。這一步，決定了南宋朝廷南移，同時亦表明了高宗一夥甘冒天下大不韙，決計把河北、河東的土地和人民拱手奉送給女真貴族了。無複中興、收複失地之意了。
（一）宗澤齎誌以歿
主戰派領袖李綱被逐出朝廷以後，宗澤在東京留守兼開封府尹任上，繼續高擎抗金的旗幟，與高宗為首的投降派作毫不妥協的鬥爭，在抗金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經過金軍的蹂躪，繁華的開封，已麵目全非，變得殘破不堪、樓櫓盡廢。社會秩序十分混亂，物品奇缺，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宗澤受命東京留守於危難之時。他一到開封，就著手整頓社會治安和部署守城防務。首先，處死了一批勾結金軍作惡多端的地痞惡棍，嚴禁盜竊，嚴懲哄抬物價的商人，使開封的社會環境得以安定；市民能夠恢複正常的生活。
其次，對聚集在開封周圍、紀律散漫、缺乏統一指揮的勤王軍，做團結、安撫的工作。把原來各自為政、近於“烏合之眾”的勤王軍，如王善、丁進、王再興、李貴、楊進等率領的義兵，都爭取到留守的麾下，兵力達到一百八十萬之多。宗澤把他們統一部署在開封城四壁和近郊，使開封軍勢為之大振！
接著，宗澤對已被摧毀的開封四壁防禦設施，重新加以修葺和擴建。在開封四周，修築了二十四個堅固的壁壘，各駐兵數萬，以保障開封的外圍。沿黃河南側，至開封近郊，修建了一層層像魚鱗那樣緊密相連的連珠寨。為了阻止金軍騎兵的長驅直入，又挖了許多深廣各丈餘的濠溝。宗澤不顧年近七十的高齡，費盡心血，經過近半年的苦心慘淡經營，於建炎元年十月，開封內外堅固的防禦體係構築起來了。開封，在宗澤擔任留守任上，成了固若金湯、金軍難以逾越的軍事堡壘。
建炎元年十月，金軍分東、中、西三路軍馬，南下進犯江淮，這是南宋建立後，金軍第一次南侵。高宗急忙從南京應天府逃到揚州。
然而，南下的金軍，每一路都遭到了南宋愛國軍民猛烈的抵抗。由兀術統領的金東路軍，在千乘縣（山東廣饒），被抗金義兵所擊敗，“金人棄青、濰去”；西路金軍由婁室率領的一部，遭到李彥仙、孟迪等十多支抗金義兵和經略使王庶部隊的阻擊，迫使金軍不敢渡黃河；由粘罕統率的中路金軍，一度占領了西京（今河南洛陽），然後東進，與渡過黃河的部分金軍會合，夾攻開封，企圖掃掉南侵的最大障礙。宗澤憑恃堅強的防禦體係，加之指揮有方，使金軍難以接近，金兵夾攻開封的軍事計劃破產了。在胙城（河南汲縣東）、在黑龍潭等地，又被嶽飛連連擊敗，在竹蘆渡，嶽飛還活捉了金軍千戶等頭目。
由於宗澤、嶽飛等抗金將士和人民的英勇作戰，金軍南下滅南宋的軍事行動遭到了挫敗，遂使高宗的南宋朝廷得到暫時的安定。
“時寇盜稍息，而執政大臣偷安朝夕。”高宗熱衷於大興宮室，沉湎酒色。黃潛善、汪伯彥等大臣，則經營起由國家壟斷專賣的貨物，牟取暴利。高宗君臣雖也感到金軍的嚴峻威脅，但決不主張抗金，深怕觸怒金人。他們對金隻有“守和議”、“結好金人”的策略。唯其如此，他們“漫不治兵，略無捍禦”；自己不抗金，還咒罵抗金義兵“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
在國家危急的關頭，赤膽報國的宗澤，經營開封的防務，不僅僅是要守衛開封，更重要的是，要在抗金最前線，建立起聲援兩河人民抗金鬥爭和官軍北伐收複兩河失地的基地。他在位一日，一日不忘進行著提兵北伐的準備工作。他向高宗發出十九道奏章，要求皇帝回京師來主持抗戰，結果是石沉大海，毫無反響。臨近生命結束，他仍不甘心，呈上他第二十封奏章。
這第二十封奏章以《奏乞回鑾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為題，疏文說：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夷狄以弓矢馬騎為先，而當六月炎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狁，以建中興之功。
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賊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浚、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擴等自大名取洺、趙、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領，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止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賊，事才有緒。
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求好。且興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虜人駭聞，自相攜貳邪？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
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係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為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裏，謳歌擊讓，以盡殘年。頻煩上瀆天聽，悚恐待罪。
建炎二年五月奏《宋宗忠簡公全集》卷七。
宗澤接到高宗的詔書，其中說什麼“朕將還闕，恭謁宗廟”。可是，宗澤卻受了騙。原來，高宗聽到了信王趙榛將領五馬山寨義軍渡河前往東京的傳說，生怕趙榛與自己爭奪帝位，才急急忙忙地下了要回東京的詔書。後來，五馬山寨被金軍攻陷，“信王不知所在”，高宗此詔也就成了一張廢紙。以後，宗澤又接連四次上書，要求高宗“毋惑讒邪之言，毋沮忠之論”。他還呈報了聯結各地忠義山、水寨，約日會師的北伐計劃。朝廷照舊不予理睬。
年邁的宗澤，心力交瘁，最後憂憤成疾了。建炎元年的炎夏，背上發癰，終於臥床不起。
部下的將領，一批一批地來看望他。東京留守司統製官嶽飛，已成為宗澤的親密部下了，常常守候在宗澤的病床邊。每當部下來看望時，宗澤總要掙紮著坐起來，勉勵部將繼承他的未竟之誌：
“澤固無恙，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而（爾）等能為我殲滅敵兵，以成主上恢複之誌，雖死無恨！”
部將們聽了宗澤這席話，熱淚如雨，他們對著這位百折不撓、堅持抗金的老英雄，迸出一句誓言：“願盡死！”
臨絕命之前，宗澤掙紮著坐起來，環顧了四周，他歎息著吟起了杜甫的詩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過了一會兒，他突然連聲呼喊：“渡河！渡河！渡河！”喊完，即與世長辭了。
這一聲呼喊，震動三山五嶽，銘刻在南宋愛國軍民的心坎裏，更深深銘刻在嶽飛的心坎裏。
（二）高宗逃竄與杭州兵變
宗澤一死，開封抗金堡壘隨之瓦解。宋高宗派投降派杜充接任東京留守。杜充一到開封，為了讓高宗放心，也為了向金人表明南宋小朝廷棄戰求和的心跡，對宗澤苦心經營起來的防禦設施肆意破壞。宗澤召集起來的一百八十餘萬忠義兵，眼見杜充一反抗金老將宗澤所為，既憤慨又失望，紛紛散去。史稱：“充無意恢複，盡反澤所為。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為用。”（《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六，建炎二年六月甲辰條。宋高宗與汪、黃一夥，在有步驟地排擠、打擊抗戰派李綱、宗澤和破壞他們一係列抗金措施之後，感到“勤王義兵”對妥協投降同樣是嚴重威脅。誣蔑各地人民抗金武裝是“盜賊”，並下詔：“以勤王為名，擅募民兵、潰卒者，並令遣散。”正式宣布取締自發組織起來的抗金忠義民兵。南宋統治集團自毀抗金長城、自折“迎二聖、複故疆”旗幟的投降做法，更加助長了金統治者南侵的氣焰。
建炎二年（1128）秋天，金太宗下令發動對宋戰爭，一要擒拿趙構，“窮其所往而追之”，二要攻取陝西。遂命婁室率軍一路攻陝西，粘罕一路攻江淮。粘罕一路從雲中出發，打到了黃河邊。這時，接任宗澤當東京留守的杜充，不敢與金軍作戰，卻決開黃河，企圖以茫茫大水來阻擋金軍的前進。結果粘罕一軍繞過東京，經由山東，打進了江淮地區，並於建炎三年二月，攻下了揚州北麵的泗州。參讚軍事張浚得知敵情，深夜派人向高宗報告。正在行宮尋歡作樂的高宗，嚇得臉色慘白，天一亮，高宗立即找來黃、汪計議，準備南逃。但黃、汪至今還把南下的金軍當作流竄在宿州、泗州一帶遊寇李成的餘黨，而且他們深信朝廷的使者宇文虛中已赴金和議，不久和議必可達成。過一會，探報又到，說是金軍已到天長軍（安徽天長）。朝廷這才急忙派劉光世領大兵迎敵。劉光世是個資曆較高的大將，當時朝野都說：“光世必能禦敵。”（《中興小紀》卷五。）哪想到劉光世一軍剛剛到達淮河，就草木皆兵，逃跑潰散了。
三日，金軍攻陷天長，高宗大驚，立即披甲上馬，僅帶禦營都統製王淵、參讚張浚、內侍康履等五六人以及一些衛士，連宰相也沒有通知，慌忙逃跑。這時黃、汪二相，正與官員“會食中堂”。突然堂吏大呼：皇上跑了！這才驚出一身冷汗，立即上馬逃命。
揚州數十萬市民，看到皇帝、宰相顧自逃命，才知敵情嚴重，揚州城中頓時大亂，他們隻好扶老攜幼，也向城外奔逃。但高宗十萬禦營兵，卻縱馬狂奔，衝開人群，與民爭路。馬踏人擠，百姓死傷者不計其數。揚州軍民對黃、汪誤國，恨之入骨。司農卿黃鍔騎馬奔至江邊，一軍士喊一聲：“黃相公在此！”人們以為是宰相黃潛善，紛紛痛罵“誤國害民，皆汝之輩！”黃鍔立即被拉下馬來，他來不及分辯，頭已落地。給事中黃哲，被騎士一連射中四箭，死於非命。還有黃唐傑兩兄弟也被溺死水中。憤怒到了極點的群眾，誤把姓黃的朝官當作黃潛善處死的，竟有好幾個。
由於高宗君臣如驚弓之鳥競翅飛遁，金軍未曾遇到抵抗，唾手取得了揚州。又聽說高宗已渡江，他們就四處縱火。城內男女老幼及金帛儲積，慘遭金軍的屠殺、搶劫。城外擁擠在長江北岸搶渡的數萬逃難軍民，因互相擠軋蹂踐而死和墜江而死的，難以計數。城內、城外“官軍、吏民死者數十萬”（《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〇，建炎三年二月三日。）。
從揚州至長江邊的瓜洲鎮，這五十裏的水路中頭尾相接地擠滿了公私逃難船隻，因潮水未漲，大小船隻不能開進長江。金軍一到，所有金珠玉帛，宮車禦服用具，都成了金軍囊中之物。
揚州遭受了毀滅性的浩劫，變成了屍骨堆積的廢墟。
在自揚州逃往杭州的過程中，沿途丹陽、鎮江、常州、蘇州、吳江縣、秀州同樣刮起一股逃難風，百姓棄家而逃，扶老攜幼、慌不擇路，親屬失散、哭泣呼喊聲不絕於道。名為招安的官軍與潰散士卒，乘機打家劫舍、縱火滅跡，至於“所經之處，則煙火亙天，焚燒十室而九，所存者往往亦不足障風雨矣”（《三朝北盟會編》引《維揚巡幸記》。）。百姓怨聲載道，對宰相汪伯彥、黃潛善和指揮調動運河船隻的禦營司都統製王淵恨之入骨。
十三日高宗帶著一批寵用的奸臣、宦官，一口氣往南逃到杭州。在朝野輿論譴責下，不得不匆匆下了一道罪己詔，罷免黃、汪的宰相官職。但對遇金軍不戰、先自逃跑的王淵，竟飛躍提拔為簽書樞密院事，而對保駕有功的人竟不嘉獎。如此賞罰顛倒，是非不分，令人憤怒萬分。一到杭州，王淵成為眾矢之的，原因有三：其一，在去年平陳通嘩變時，王淵殺害了已屈服招供的一百四五十名軍人，並搜刮了所謂與嘩變有牽連的杭州城內富戶的“贓物”，貪為己有的財物不可勝記。此次利用職權之便，搶先從揚州經運河運往杭州上百艘船中的金銀財物，除了部分是內侍康履等的財物之外，其餘悉數為王淵從杭州所掠奪得來的。所以杭州人對他切齒痛恨。其次，在金軍未到揚州前，王淵身為渡江舟船調度總指揮，首先不考慮到情況緊急時之應變，而是調撥了上百艘船滿載家財和眷屬安全轉移到杭州，為了巴結內侍，其中部分船隻裝的是他們的財物。終於釀成了十餘萬軍民擁擠江北岸，並因不得舟船，墜江、踐踏而死的不計其數的慘禍。其三，在扈從高宗自揚州至杭州的水路上，王淵與宦官“以射鴨為樂”，一到杭州，不顧“皇上”和逃難百姓顛沛流離，而先去錢江“觀潮”，“中官（宦官）供帳，赫然遮道”。引起扈從統製官兵十分不滿，痛罵王淵：“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己卯朔。而作為扈從的官兵，大部分來自北方黃河流域，他們懷戀失去的故土，個個磨拳擦掌，要為收複兩河失地而戰，如今皇上卻讓一班寵臣、侍從王淵、康履簇擁著，一股勁地往南跑，毫無抗金保國之意。他們心中積怨日益強烈。高宗對貽誤軍機、以權謀私、一味尋歡作樂的王淵，不加懲辦，反而提升為簽書樞密院事，則成了導火線。扈從統製官苗傅和武功大夫劉正彥，利用了禦營司官兵對高宗不滿情緒，發動了軍事政變。他們按事先研究好的計劃，先殺死了王淵，接著又殺了受賄賣官的宦官康履。當眾曆數了高宗沒有嚴懲誤國奸臣黃潛善、汪伯彥，逃將升官，寵信宦官，致使“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遺棄”等罪狀，並且宣布：“上（高宗）不當即大位”，逼使高宗退位，立三歲太子為皇帝，由孟太後垂簾聽政。苗、劉暴動，得到“三軍”擁護，“百官從之”。杭州市民聞訊，人心大快。但政變不久，擁護高宗的文臣武將呂頤浩、張浚、韓世忠、張俊、辛道宗、劉光世等人率領各路人馬前來包圍了杭州。苗、劉不得不逃離杭州（後被追擊兵潰，遭俘後被殺害）。於是高宗複辟，重新恢複建炎年號。苗、劉暴動，廢除高宗建炎年號，改元“明受”，見《宋史》卷四七五《苗傅傳·附劉正彥傳》。五月，改江寧府為建康府，並把行在從杭州移至建康（今江蘇南京），作為順應軍民抗戰心情的一個姿態。
二、苦諫杜充守東京
建炎二年（1128）底，南侵的金軍繞開開封直撲揚州，意在追擒宋高宗。在次年三月初占領了揚州後，未敢輕易深入江河湖泊星羅棋布的江南，就撤兵北歸。而在這一時期，嶽飛作為原東京留守宗澤屬下的一員將領，仍然留在開封，歸屬於新任東京留守杜充。同為東京留守，杜充與宗澤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宗澤在，則盜可使為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李綱罷，而汪、黃相於內；宗澤死，而杜充守於外，則天下事可知矣！”（《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六，建炎二年六月引呂中《大事記》。
嶽飛歸隸杜充八個月來，他看到杜充一反宗澤所為，處處遵照黃、汪的意旨，搞得“士心不附”；他又貪功疑忌，酷而無謀，以誅殺製服部下，使宗澤招聚來的眾多義兵，紛紛離去。嶽飛感到十分痛苦。而這些義兵，竟被杜充指為遊寇，令部下征剿。嶽飛是杜充的部下，他不能不聽從指揮。他東征西討地去打仗，官銜逐漸升高了，從武功郎轉為武經大夫、武略大夫、武德大夫，並授予遙領刺史的職銜。但他長期來要收複中原失土，迎“二聖”，雪國恥，馳騁於抗金前線的壯誌未能實現，心中是十分苦悶的。
盡管如此，嶽飛始終懷著抗敵保國的決心，堅守在開封前線，抱著保存實力、希望杜充能以開封為北伐基地，著手收複失地的行動。在宗澤麾下，嶽飛立了不少戰功，因而受到宗澤賞識和器重。杜充也十分器重嶽飛，視為一員可靠的勇將。當時留駐開封的隊伍，因宗澤之死，杜充既無抗金誠意，又苛刻殘暴，猜忌部將，已經人心渙散，難以指揮。駐屯在開封城東的後軍王善，濮州人，擁眾數十萬，分為六軍；駐屯在城南的張用，原是湯陰縣一弓手，聚眾起事，與曹成、李宏、馬友諸頭領結拜兄弟，也擁眾數十萬，“有膂力，軍中服其勇”，桀驁難製，使杜充十分頭疼。杜充決計消滅異己，企圖藉此增強自己的威望。
建炎三年（1129）正月十六日，杜充乘張用不備，急調駐在城西的嶽飛、桑仲、馬皋、李寶諸部在南薰門集結，準備攻擊張用所部。不期張用早已得到情報，在南薰門擺好應戰陣勢。不但如此，王善也率城東部隊趕來支援張用。在混戰中，張用、王善在全局上，仗著人多勢眾、加之有備，打敗了杜充所親信的部隊，並活捉了李寶。唯獨嶽飛，在南薰門戰鬥中，用兵如神。他率領二千士卒，麵對十倍於己的數萬之眾，毫不畏懼，一馬當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看準一員“賊魁，奮大刀劈之，自頂至腰分為兩，數萬眾不戰而潰”。事後，憶及此事，嶽飛還不敢相信自己的神勇，曾對黃機密說：“人力不至於此，真若有神助之者，某平生之戰類如此。”（《鄂國金佗續編校注》卷二七，《百氏昭忠錄》卷之十一，黃元振文。
張用、王善雖然沒有被杜充所製服，但他們也感到，難以繼續在東京留守司下立足。隨即率眾南下，幹脆和官府作對，去攻打陳州了。杜充派馬皋等去追擊，反而被他們打得大敗而還。杜充徒歎奈何。這真是：在宗澤旗幟下，變寇盜為官軍；在杜充手下，官軍變為寇盜。眼見留守部隊分崩離析，實力大損，陷於孤立的開封，已非昔日宗澤在時固若金湯所能比。故爾，一聽說金軍從揚州北返，金軍騎探又常常深入京畿，好像要進攻開封模樣，處於風聲鶴唳之中的杜充，不敢再在東京留守下去了。為此，他抓住高宗複位、行在所自杭州移至建康的機會，決計打起“勤王”的旗號，離開東京率部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