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序
匡亞明
偉大的中華民族在長達五千年連綿不斷的曲折發展過程中，像滾滾東流的長江那樣，以磅礴之勢，衝破了重重險阻，奔騰向前，現在更以嶄新麵貌，雄姿英發，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奇跡。產生這一奇跡有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勤勞、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活動、社會活動、思維活動和對外交往以及抗擊外來侵略過程中，逐漸創造、積累、發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內在思想活力為核心的優秀傳統思想文化。這是一種偉大、堅強的精神支柱，是我們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曆史留給我們所有海內外炎黃子孫引以為自豪的無價之寶。
當然，和各國各種不同傳統思想文化一樣，在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傳統中，也是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因而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不對；一知半解、信口開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對。鄭重而嚴肅的態度應該是對它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繼承和弘揚這份瑰寶，振興中華，造福人類。人類曆史發展的連續性，就是在不斷去粗取精、繼往開來和改革創新過程中實現的。繼往是為了開來，開來不能離開繼往。民族虛無主義和複古主義，都是違背曆史發展的辯證規律的。
現在我們國家正處在一個新的繼往開來邁向四化的關鍵時刻。繼往就是繼民族優秀傳統之往，開來就是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來。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從廣度和深度上進行係統研究，實現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繼往開來必須完成的緊迫任務。我認為這是中國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學術界、理論界義不容辭的光榮職責。但麵對這一時間上長達五千年，內容上涉及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等各個領域的傳統思想文化，將從何著手呢？毛澤東同誌早在1938年就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頁。】這是很有遠見而又切合實際的英明建議。從孔子到孫中山這兩千餘年是中國曆史上思想文化最豐富的時期，如果總結了這段曆史，也就基本上總結了五千年傳統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當然，基本上不等於全部。孔子以前和孫中山以後的情況，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認為首先最好是在時間上從孔子開始到孫中山為止，方法上采取《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的形式作為實現這一任務的開端。這就是從這段曆史的各個時期、各個領域和各個學科（包括文、史、哲、經、教、農、工、醫、政治等等）有傑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選二百餘人作為傳主（一般為一人一傳，少數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傳），通過對每個傳主的評述，從各個側麵展現那些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業績，從而以微見著、由具體到一般地勾勒出這段曆史中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總體麵貌，揭示其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的主要內涵，以利於開門見山、引人入勝地批判繼承、古為今用，也為進一步全麵係統地總結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打下基礎。自從毛澤東同誌提出上引建議後，半個世紀以來，不少專家學者已從各個方麵做了許多工作，但對全麵完成這個任務來說還遠遠不夠，還要在深度和廣度上繼續努力。作為“拋磚引玉”，本《叢書》隻是這個繼續努力所應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叢書》凡二百部，約四千萬言，自1990年開始陸續出版，爭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齊。
《叢書》所以用“中國思想家評傳”命名，主要是考慮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內在思想活力，而曆史事實也反複證明，凡是在各個不同時代不同領域和學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當時曆史條件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認識和掌握了該領域事物發展規律的具有敏銳思想的人。他們取得成就的大小，取決於思想上認識和反映這些規律的程度如何。思想並非先驗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這些規律，主要是通過社會實踐和對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鑒和繼承。思想一旦形成，反過來在一定程度上又對實踐起決定性指導作用。韓愈說的“行成於思，毀於隨”（韓愈：《進學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東雅堂本《韓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頁。），列寧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列寧：《怎麼辦》，《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頁。），這些話，雖所處時代和所持立場不同，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性質也不同，但就認識論中思與行、理論（思想的高度概括）與實踐的關係而言，確有相通之處，即都強調思想對實踐的指導意義和作用。因此我們以“中國思想家評傳”命名，就是力圖抓住問題的核心，高屋建瓴地從思想角度去評述曆史人物，以便對每個傳主在他所處時代的具體情況下，如何在他所從事的領域中，克服困難，施展才華，取得成功，做出貢獻，從思想深處洞察其底蘊。曆史上各個時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關方麵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闡述自己思想觀點的論著雖亦不少，但大量的則是其思想既來自實踐（包括對前人、他人實踐經驗的吸取）、又滲透在自己創造性實踐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業績和事功上，而沒有留下論著。另一些人卻隻留下著作而無其他功績，對這些人來說，他那些有價值的著作就理所當然地是他的偉大業績和事功。如果論述一個人的思想而不聯係他的業績（包括著作），必將流於空洞的抽象；同樣，如果隻講一個人的具體業績而不結合他的思想活動，又必將成為現象的羅列。評價思想和評價業績，兩者不應偏廢。而不斷在實踐中豐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則是經常起主導作用的因素，強調這個因素，引起人們的正視和反思，正是我們的主旨和目的。當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實踐家，都是既有區別又有聯係的不同概念，忽視這一點是不對的。《叢書》的重點則是放在兩者的聯係和結合上。至於如何使兩者很好聯係和結合而又著意於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種方式表達，則自當由作者根據傳主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