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王安石與北宋諸子
王安石生活的北宋時代，雖然國家積貧積弱，內憂外患嚴重，但由於長期的曆史積累與朝廷的文官政策，文化與學術卻很發達，一時學者輩出，著家並起，除了王安石以外，在政治與學術思想上著名的人物還有範仲淹、李覯、周敦頤、歐陽修、張載、司馬光、程顥、程頤等人。梳理王安石與這些人思想的異同與邏輯聯係，乃是深化王安石思想研究的必要環節。
第一節 王安石與範仲淹
把王安石與慶曆改革的代表人物範仲淹加以比較，是很有意義的。
範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生於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卒於宋仁宗皇四年（1052）。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登進士，隨後步入官場。宋仁宗景三年（1036），範仲淹因事忤宰相呂夷簡，與餘靖、尹洙、歐陽修同被斥為朋黨，遭到貶斥。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範仲淹以龍圖閣直學士被召為陝西都轉運使，後與韓琦同任陝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範仲淹在任積極組織民兵，抵禦西夏入侵，屢有勝仗，時邊地有“龍圖公為長城”之稱。慶曆三年（1043），範仲淹入朝為參知政事，他聯合富弼等人進行政治改革，史稱“慶曆新政”。後以朝廷權勢派的阻撓，新政推行不到半年即被廢止。範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離京出為陝西西路宣撫使。皇四年（1052）卒於徐州。
範仲淹是文學家，所作散文、詞對後世有積極影響。在政治上，他主張強化君權。他引孔子的話說：“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並舉出眾多的曆史故事，如春秋時晉委權於三卿，結果三家分晉；西漢委權霍光，又委權王鳳以至王莽，終致王氏篡權，孕成大禍；東漢委權後族與宦官，至奸雄並起，東漢遂亡；曹魏委權司馬氏，東晉委權劉裕，亦是如此。唐高宗獨用李義府，明皇獨信李林甫，遂至唐德衰亡。故人君職雖委於下，而權必收於上。
範仲淹執政的慶曆年間，是社會矛盾與政治危機深重的時代。他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說：“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製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範文正公集》，《範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四部叢刊本。社會危機的深重，使他認識到隻有改革國家才有出路。
範仲淹提出了“端本澄源”十項改革措施：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幸；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範仲淹十項措施的前四項是改革科舉，任用賢人，除冗官，省恩蔭，以及厘定官吏的升遷。第五、六項是調整達官貴族對土地的占有和振興農業。第七項是加強軍備。第八項是減輕剝削。第九、十項是指建立政府信用，令行禁止。這十項措施，雖然還比較粗疏而不精密，但事涉吏治、人才選拔、發展農業、加強軍備、提高政府辦事效率等問題，都是當時異常突出、不得不革、不得不變的事。遺憾的是，由於種種曆史原因，慶曆新政推行不到半年，即遭失敗。
王安石雖比範仲淹小三十三歲，其主要政治活動亦在慶曆改革二十多年後，但他對北宋時局的看法與憂慮卻與範仲淹相同。嘉四年（1059），他在上仁宗皇帝的萬言書中說：“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此雖二帝、二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誌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萬言書》。王安石對時局的這一看法，與範仲淹的“官雍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是相同的，其要求政治改革的思想，亦與範仲淹息息相通。綜觀王安石的熙寧諸法，如均輸、青苗、免役、市易、農田水利、方田均稅、貢舉、保甲、將兵等法，亦事涉政治、財政、選舉、農桑、軍備等領域，與範仲淹一樣，其意亦在內立法度，外抗夷狄，富國強兵，強化君權，隻是與慶曆新政比較，王安石更突出財政問題。可以說，王安石變法，是範仲淹慶曆新政的繼續和深化，以其規模較大，實行有年，故比慶曆改革對社會更有震撼性，對後世更有影響力。
範仲淹慶曆革新年（1043），王安石登進士剛一年，已簽書淮南判官。範仲淹去世時（1052），王安石時任舒州通判。沒有資料說明王安石與範仲淹有過交往，但他對範仲淹是深懷崇敬的。《祭範穎州仲淹文》雲：“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閉奸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對範仲淹抗禦西夏的功業，王安石極表讚揚，同文雲：“戎孽狂，敢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王安石特別對範仲淹慶曆年間改革的失敗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文雲：“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厘我典常。扶賢讚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閼不遂，歸廁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於計？”《王文公文集》卷八一。於此可見王安石對範仲淹的敬意。
王安石變法雖然與範仲淹慶曆革新精神一致，亦同歸失敗，但失敗的原因與改革的影響是不同的。慶曆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在反對派的阻撓，自慶曆三年（1043）九月範仲淹等人提出改革方案，到次年為夏竦、內侍藍元震以朋黨罪名所傷、新政被罷為止，前後不到半年。新政雖為仁宗采納，頒行全國，但其實並未大力實行，故在當時與後世影響並不大。王安石變法則不一樣。新法的推行，開始雖遭到司馬光等人的阻撓和反對，但在王安石執政期間，反對派被貶被革，司馬光居洛陽，富弼出判亳州，韓琦出任相州，基本力量已被拆散。從根本上說，新法後來的失敗，主要原因在變法派內部的分裂與支持者神宗的去世。王安石變法，如從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參知政事，創設製置三司條例司算起，至哲宗元（1086）更化止，前後共持續了十七八年時間，這是慶曆革新不能比擬的。故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熙寧改革的影響遠不是慶曆改革可以同日而語的。這就是為什麼範仲淹以忠見稱於史而王安石則成為一個褒貶不一的曆史人物的原因。
第二節 王安石與李覯
宋代李覯的思想常常被看成是王安石變法的理論先驅，因而比較王安石與李覯思想的異同，亦是有意義的。
李覯字泰伯，建昌南城人，生於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於宋仁宗嘉四年（1059）。因其在南城盱江邊創盱江書院，學者稱為盱江先生。
李覯自小聰明穎悟，少年即能文。但一生並未做官，以講學和教育為務。皇二年（1050），以範仲淹的推薦，任太學助教，後升為直講。嘉中，為太學說書，權同管勾太學等。李覯著述宏富，以政治論文為多，是宋代著名的政論家。
李覯為學，崇尚《周禮》，其《周禮致太平論序》雲：“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跡……信矣。鄙儒俗士，各滯所見。……今之不識者，抑又將使人君何所取法？是用摭其大略而述之。”《李覯集》，中華書局1981年8月版，第67頁。李覯的這一論文，即據《周禮》之義，針對現實政治問題，述內治，論國用，說軍衛，言刑禁，議官人，倡教道。其《平土書》則以《周禮》所載的田製為據，提出了平土均田的主張與具體方案，規定農民除田宅外，皆可得田百畝，而王室貴族、達官大賈占田亦有定數，不得擴張。故清傅振鐸《盱江李泰伯先生文集原敘》雲：“先生自言曰謂《周禮》足致太平，非徒解經，有為之言也。”《李覯集》，第530頁。劉玉瓚《李泰伯先生文集原敘》雲：“其言富強也，一以《周官》遺法，委曲詳盡，悉舉而歸之《平土》。雖迂闊繁重，若不宜後世者然，然自儒者言之，其道有不可易也。”《李覯集》，第527頁。這都表明李覯為學對《周禮》的重視。
李覯政治思想的核心是足財用。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在於足食，國之所以為國，在於足用。其《富國策》雲：“《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蓋城郭宮室，非財不完；羞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群吏，非財不養；軍旅征戍，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事；兄弟婚媾，非財不親；諸侯四夷朝覲聘問，非財不接；矜寡孤獨，凶荒劄瘥，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李覯集》，第133頁。在這裏，他把豐財足用看成是國家政治的根本。又《國用》雲：“孔子謂‘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民不富倉廩不實，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禮節，使之趨榮而避辱，學者皆知其難也。”《李覯集》，第89頁。在這裏，他把富民看成是社會教化的基礎。這一重視財用的思想，可以說貫穿於李覯的全部政治論文中。在北宋，沒有人像李覯這樣重視財用對國家政治的意義。
王安石為學，亦崇尚《周禮》，以財用為國計民生第一義。這一點，可以說與李覯無異。也許正是因為政治思想的相同，王安石對李覯有著深深的敬意，雖然他比李覯晚生十三年，但有資料表明，他與李覯有過交往，王安石《答王景山書》雲：“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為無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遍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概之，亦不可也！”《王文公文集》卷八。這說明王安石對李覯的敬意，而且彼此有過交往。李覯卒於嘉四年（1059），年五十一歲。時王安石為度支判官，離熙寧變法尚有十年。雖然李覯未親見王安石變法，但其學生鄧潤甫後來參與了變法，在熙寧中向朝廷上李覯《退居類稿》、《皇續稿》與《後集》，並請官李覯子參魯，詔以參魯為郊社齋郎。因此，胡適等人以李覯思想為王安石變法的先導。
王安石雖與李覯共崇《周禮》，同重理財，而彼此依然不同。李覯的理財，依據《周禮》，所重在富民，這使他十分敏銳地看到土地問題的嚴重性，由是提出平土均田的主張。他說：“生民之道食為大，有國者未始不聞此論也。顧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雖盡智力弗可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獲，末也。無地而責之耕，猶徒手而使之戰也。法製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耒耜，穀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堯舜複起，未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聖人先之。”（李覯《平土書序》，《李覯集》，第183頁。）又說：“耕不免饑，土非其有也；蠶不得衣，口腹奪之也。未幹，喉不甘矣；新絲出盎，膚不縫矣。巨產宿財之家，穀陳而帛腐。傭饑之男，婢寒之女，所售不過升鬥尺寸。嗚呼！吾乃今知井地之法，生民之權衡乎！井地立則田均，田均則耕者得食，食足則蠶者得衣。不耕不蠶，不饑寒者希矣。”（李覯《潛書》，《李覯集》，第214頁。）李覯看到北宋社會土地兼並的嚴重性，看到貧富分化的根源在於土地向一極集中，由是他根據《周禮》所載田製，提出國家按照一夫百畝的標準把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同時限製貴族占田，從而實現“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一手一足無不耕，一步一畝無不稼，穀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財豐”的目的。（李覯《國用》第四，《李覯集》，第78頁。）
而王安石的理財，所重在政府的財政收入，他依據《周禮》提出的理財方針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王文公文集》卷一。王安石執政期間所頒行的熙寧新法，雖然事涉財政、商貿、軍事、農田、教育，但其核心則是國家財政問題。新法中的均輸、青苗、免役、方田均稅、市易是主要法規，而這些法規的基本精神，是通過國家政權對社會經濟活動的控製，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從而達到富國強兵、改變朝廷積貧積弱的局麵，這是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與李覯足財用思想的主要區別。
李覯以平土為主要措施的足財用的主張，限於曆史條件，當然是不能實行的，如果付諸實施，必然導致社會動亂。這一點，已有西漢末年王莽改製的曆史教訓。李覯以其身為平民，沒有權位與機會推行他的改革思想，而使他的平土主張僅僅停留在紙上，這是李覯的不幸，亦是李覯的大幸。王安石則不同，他不但是理論家，而且是實行家，他身處執政的地位，有權位也有條件推行新法。他的新法在一定程度上雖具可行性，但由於理論不等於實踐，更由於未能解決實行中的問題與變法派的分裂，其結局是失敗的。王安石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張付諸實行，這是他的大幸，亦是他的大不幸，如果王安石也像李覯那樣處於無職無權的地位，他就不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在思想史上，李覯多得人們的好評，而王安石則是褒貶不一的人物。
第三節 王安石與周敦頤
王安石與周敦頤的關係，後世頗有歧見。王安石是新學的開創者，而周敦頤則是理學的創始人。宋以後的理學家，無不揚周貶王，同情新學的學者，又起而維護王學，從而使王、周的關係變得複雜化。
王安石是否會見過周敦頤呢？宋山陽度正撰《周濂溪年譜》，言周敦頤在嘉五年（1060）自合州（四川）解簽判職事還京師，時王安石已號為通儒，任江東提點刑獄，遇周敦頤，“與語連日夜，介甫退而精思，而忘寢食。”度正認為新學來自濂學。又真西山在書王安石《推命對》後說，考王安石平生之言，“無一與周子合”；羅景綸《鶴林玉露》言王安石三及濂溪之門而三辭；三山林言，王安石與程明道同學於濂溪。清蔡上翔作《王荊公年譜考略》，認為上述這些記載都是無妄之談。他考證後說，天禧元年（1017），濂溪生於道州營道縣，在十五歲以前，未離營道，年二十四歲，始以官職入江西，而王安石生於天禧五年（1021），自幼隨父宦遊各地，至二十二歲登進士，官淮南，則二人當少年時，未嚐會麵。嘉三年（1058），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至五年（1060）召入為三司度支判官。當周敦頤自合州解簽事歸京師，王安石已去江東，說二人相遇於江東，於時於地皆不合。至於王安石與程明道同學於周濂溪更是無稽，程明道在南安見濂溪，是慶曆六年（1046），而此時王安石已官淮南，秩滿又調鄞縣，根本不可能同學於濂溪。
今人梁紹輝作《周敦頤評傳》，則肯定了度正《周濂溪年譜》言周敦頤、王安石相遇“與語連日夜”是可信的，並且認為二人的“會晤必在開封無疑”（梁紹輝《周敦頤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49頁。），而且以周敦頤主動造訪王安石的可能性居大。
王安石與周敦頤是否會過麵，這本不是一個重要問題，但如實而論，還是以蔡上翔所言比較合乎情理。度正的說法本身就有矛盾，周、王二人如果相會，隻能是在京師，因為王安石任提點江東刑獄，周敦頤還在合州。梁紹輝肯定周、王之會必在開封，顯然是在度正所說的基礎上加以推論所致，沒有事實根據。
王安石與周敦頤未曾謀麵，並不是說王、周的思想沒有相同的方麵。宋、明的學者，特別是宋代的理學家，出於門戶之見，無不把王、周對立起來，貶王揚周以張揚理學。今世的學者，則出於唯物唯心之分，貶周揚王以張揚唯物論。
誠然，王安石的新學與周敦頤的濂學不同。周敦頤作為哲學家，其理論重心在哲學與道德論。王安石作為政治家，理論重心在社會政治思想。但二人依然有相同處，特別是在哲學方麵。
在本體論上，周敦頤最重要的命題是“無極而太極”。其《太極圖說》雲：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周敦頤無極而太極的涵義，依朱熹的解釋，不是說太極之上還有一個無極，而隻是說，太極無形而有理，不像真有一個極，故曰無極。周敦頤這一命題的本意，是說宇宙之初、萬物之本，隻是無形無象的理。但這一無形無象的理，卻有動靜的作用。以其有動有靜，故而生陰生陽；以其有陰有陽，故而生五行之氣；以其有五行之氣，故有萬物之生。因此，萬物歸本五行，五行歸本陰陽，陰陽歸本太極，而太極隻是無極。這一理論，後經朱熹等人的發展，構成了一個完整而係統的理本體論。
王安石則提出道以元氣為體、衝氣為用。他說：“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衝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輯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8頁。王安石所謂的元氣，是指陰陽未分的融和之氣，所謂的衝氣，是指陰陽已分的混和之氣。元氣是萬物的本根，它寂然不動；衝氣是萬物的成因，往來於天地之間。道以氣化生萬物，即道以元氣外化為衝氣化生萬物。在哲學上王安石以氣為本，雖不同於周敦頤的無極說，但王安石所說的道，在別處亦稱天、太極，了解了這一點，王、周的相同之處也就明顯了。這主要是：①王安石亦以道為宇宙萬物的本體，隻不過他的道，是合道體與道用而言。②王安石亦以靜為動之本，因為道體不動，道用才動。③王安石亦以道或太極先生五行而後生萬物，如《原性》說：“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王文公文集》卷二七。這些觀點，從總體上說亦與周敦頤無異，隻是王安石在五行生萬物中突出了五行中的奇耦變化。
王安石、周敦頤在本體論上的相同，與他們的理論淵源有關係。周敦頤的宇宙本體論源於道家與道教，這一點似無疑問，陸九淵在與朱熹關於無極而太極的辯論中，就曾提出：“‘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宋元學案》卷一二。朱熹雖極力為周敦頤辯護，認為周子這一命題是獨創，但終不能駁倒陸九淵關於無極而太極與老子學說相聯係的舉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