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隋唐—明清科技名家
孫思邈
可貴的品質和對醫學的革新
孫思邈（581～682）是隋唐時代的一個有名的醫生，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孫家塬)人。他比扁鵲要遲一千多年，比華佗要遲四五百年，但他的品質、鑽研學問的精神、對待病人的態度，與扁鵲和華佗都有相同的地方。孫思邈像
孫思邈自幼用功讀書，據說20歲的時候便精通諸子百家的學說，很有學問，因此，後來有許多著名的人，如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都來拜他做老師。隋文帝也曾經要他去做國子博士，他托病推辭了。後來唐太宗和唐高宗又曾召他到京師，給他官做，他也沒有接受。他專心致力於醫學的鑽研，替人們解除疾病的痛苦。
關於學醫，孫思邈說過：有些人，僅僅讀了三年醫書，就驕傲起來，以為自己有治好一切疾病的本領，等到治了三年病以後，才知道自己懂得的實在太少。因此，必須孜孜不倦地學習，還要弄清楚醫學的源流，絕對不能道聽途說，否則就是自己害自己。孫思邈為了學好醫學，除了非常認真的研究古代經典醫學著作、學習前代醫學家的經驗以外，還到處采集民間的單方，加以實驗和總結。
孫思邈也接受並且發揚了我國古代醫生行醫的優良道德傳統。他說：一個好醫生，給人治病，一定要拿出全付精神，絲毫不能夾雜有貪求財物的念頭。對於病人要有深切的同情和非常愛護的精神。醫生的誌願就是為病人解除痛苦。不論貧富貴賤，也不論是否親友，都要一律對待，把病人看作和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樣。遇到危險的病症，尤其不能考慮到自己的利害得失而躊躇不前。被請出門去替人治病的時候，不論山路怎樣難走，不論深夜還是大寒大熱的天氣，都要立刻就去。這就是孫思邈一生對待病人的可貴態度。
孫思邈治療過很多麻瘋病人。麻瘋病是一種很難治好的慢性傳染病，他為了找到治療這種病的方法，不怕傳染，親自看護病人，把各個病人的病狀和在醫療過程中的情況，詳細記錄下來。藥王山
孫思邈留下了兩部重要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從這兩部有名的醫學著作裏，可以看出：他既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又有卓越的創造才能。
關於孫思邈的這兩部書，宋代的林億曾經說：這兩部書，上自有文字起，下至隋朝止，無論醫學的理論和方劑，沒有不被采納的，而且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清代著名醫學家徐大椿也說：張仲景的學說到唐代發生了一個大變化。張仲景治病、論病的道理完全根據《內經》，所用的藥方，都是古代聖人相傳的藥方，並非自己創造；有時加減，也都有根據，用藥的分量也有一定的標準。所用的藥物都根據《神農本草經》，沒有一味是假借的。但是，《千金方》則並不如此，孫思邈論病的道理，不但根據《內經》，而且也根據《內經》以後的醫學家的學說，應用的方劑，除了古方以外，還應用後來的方法。所用的藥品，也並不完全根據《神農本草經》，而同時采取雜方和單方中常用而有效的藥品；所以一種病有幾種治療方法，也有用一個方法可以治療幾種病的。這是醫學上的一個大變革。他能夠自成一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由此可見，孫思邈是我國醫學史上一個富於創造性的醫學家。
傑出的營養病學家和藥物學家
孫思邈在醫藥衛生上的重大貢獻，首先是在營養病學和藥物學方麵。
山區的人很容易患大脖子病。現代醫學告訴我們，這是甲狀腺腫大，致病的原因是山區人的食物中缺乏碘質。孫思邈在當時雖然不知道什麼叫做碘質，但他已經知道這種病是由於久居山區而引起的，並且用昆布(海帶)、海藻、鹿靨、羊靨(即鹿和羊的甲狀腺)等含碘質豐富的東西，來治療這種病。
人如果缺乏維生素甲要患夜盲症，缺乏維生素乙會引起腳氣病，但這是近幾十年才知道的事。歐洲人第一次論述腳氣病是在公元1642年；而孫思邈早在公元七世紀的時候，由於他善於總結人民群眾的經驗，並且根據自己長期的臨床實踐，就創造性地提出了醫治夜盲症和腳氣病的有效方法。他說：牛肝明目，肝補肝，明目。他用動物的肝髒給患夜盲症的人當藥服用，而動物的肝髒正是含有大量維生素甲的。對於腳氣病，孫思邈則用杏仁、防風、吳茱萸、蜀椒等含維生素乙很多的藥品來醫治。他並且說，用穀皮煮湯和粥吃，可以防止腳氣病，而穀皮也是含有多量維生素乙的東西。
除了治療營養缺乏病的藥物以外，孫思邈對一般藥物，也很注意研究。例如他用白頭翁、苦參子、黃連治療痢疾，甩常山、蜀漆治療瘧疾，用檳榔治絛蟲，用朱砂、雄黃來消毒，都有很好的效果。他的著作中，列舉了六百多種藥材，其中有二百多種，都詳細地說明了什麼時候可以采集花、莖、葉，什麼時候適宜於采集根和果。要不是他花費了艱巨勞動和苦心研究，是不可能得到這樣大的成績的。
重視婦嬰和預防、保健
孫思邈特別注意婦女和小孩疾病的醫治。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說：沒有小孩就沒有大人，如何把小孩撫育好，是很重要的問題；我的書首先講婦女和小孩的疾病，然後再講成年和老年的疾病。孫思邈特別指出，婦女的病和男子的病不同，小孩子的病和成年人的病不同，要大家特別加以注意。孫思邈並且主張小兒病和婦女病都應該另立一科，後來婦科、小兒科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的發展，證明孫思邈這一主張的正確。
孫思邈說，孕婦不能受驚，臨產的時候精神要安靜，不能緊張，接生的人和家裏的人都不能驚慌，或者流露出憂愁或不愉快的情緒。他認為這些都容易引起難產或產婦的其他病症。他指出，嬰兒生下來以後，要立刻擦去小嘴裏的汙物，以免窒息或者吃下去引起疾病。嬰兒生下來如果不哭，就要用蔥白輕輕敲打，或者對小嘴吹氣，或者用溫水給他沐浴，一直到嬰兒能哭出聲來為止。這一切都是合乎科學的。
關於撫育小孩，孫思邈主張衣服要軟，但不能太厚、太暖。要把小孩時常抱到室外去曬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否則小兒會像長在陰暗地方的花草，身體一定軟弱。小孩吃東西也不能過飽。孫思邈還對選擇乳母的條件，哺乳的時間、次數和分量，以及其他種種護理方法，作了說明。孫思邈這些見解，到今天都還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此外，孫思邈書中對於如何處理難產，如何治療產前產後的並發症，也有詳細的說明。他對於胎兒和小兒的發育程序的記載，也是很正確的。孫思邈在醫學上的貢獻，除了上述的一些以外，在針灸方麵，他繪製了《明堂針灸圖》，對針灸的孔穴加以統一。他並且強調針藥應該並用。他說：針而不灸和灸而不針，不是好醫生；針灸而不藥，或藥而不針灸，也不是好醫生，針藥並用，才是良醫。這種用綜合治療方法來提高醫療效果的思想，扁鵲和華佗都很重視，孫思邈則特別加以提倡。這種思想，今天已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孫思邈還曾經用瘋犬的腦漿來治瘋犬病。這就是所謂“以毒攻毒”，也就是用毒物和病菌來增強人的抗病力量以戰勝疾病的方法。這與後來用種牛痘來預防天花，接種卡介苗防止肺結核，以及用其他種種疫苗來預防疫病，是同一個道理。
講求衛生、預防疾病，也在孫思邈的醫學思想上占著重要的地位。在《千金方》裏，孫思邈就曾經介紹用蒼術、白芷、丹砂等來消毒的方法，以防止疾病的傳染。他也告誡人們不要隨地吐痰，注重公共衛生。而特別注意於節勞和飲食。孫思邈說：人一定要勞動，但不要過分疲勞。又說：吃東西要嚼爛、緩咽，不要吃得過飽，飲酒不能過量，肉要煮爛再吃。孫思邈還勸大家飯後漱口，睡眠時不要張著口，不要把頭蒙在被子裏睡，不要在爐邊或露天睡眠等等。孫思邈後來活到一百零一歲，這同他注意衛生有很大的關係。
人民對孫思邈的崇敬
孫思邈也與扁鵲和華佗一樣，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深切的懷念。因為他是一個傑出的藥物學家，後人尊稱他為“藥王”，而且把他曾經隱居過的五台山稱做“藥王山”。在他的故鄉建有紀念孫思邈的祠堂，祠裏有孫思邈和他父母的塑像。藥王山上也建有藥王廟，廟裏有相傳是唐朝人拜孫思邈的“拜真台”和孫思邈隱居的石室——太玄洞，洞裏還有他的塑像。太玄洞旁邊的一個亭子，還有八塊“千金寶要碑”，刻著《千金方》的一部分藥方，那是宋朝時候刊立的。
李時珍
李時珍生平李時珍像
李時珍（1518～1593）生活在明朝的嘉靖、萬曆年間。當時的封建統治者不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所以關於這位偉大科學家的生平事跡記載很少，除了他的兒子李建元在把《本草綱目》獻給萬曆皇帝時寫的《進本草綱目疏》以外，幾乎找不到什麼更詳細的文字記載。直到清朝初年，李時珍的同鄉人顧景星才為他寫了一篇傳記。這篇傳記是我們今天了解李時珍的重要史料。
李時珍字東璧，號瀕湖，蘄州東門外瓦硝壩人，生於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李時珍的上幾輩都行醫。他的父親李言聞，號月池，著有《月池人參傳》、《四診發明》、《痘疹證治》和《蘄艾傳》等書，在家鄉一帶頗有醫名。
在家庭環境的影響下，李時珍從小就對祖國醫藥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當時醫生的社會地位是很低的，常常被人看不起；在正史裏，他們的傳記也排列在方伎列傳裏，醫學被人視為末學雜流。一般讀書人熱衷於科舉考試，輕視實際知識的積累。李時珍的父親也希望兒子能夠“學而優則仕”，因此督促李時珍從小就讀那些陳腐枯燥的八股文。
李時珍在十四歲那年即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考取了秀才。此後又三次到武昌去應鄉試(省一級的考試)，考舉人，但三次都落選了。
李時珍從小身體瘦弱，20歲那年參加鄉試前後還生過一場大病。據他自己在《本草綱目》中所說，這次病是從感冒引起的，咳嗽了很久，沒有及時注意，結果轉為“骨蒸病”，皮膚發熱，熱得像火燎一樣，覺得心煩口渴，每天吐痰一碗多。從現在的醫學知識來看，他患的可能是肺結核。李時珍當時已懂得醫道，他自己用了柴胡、麥門冬、荊瀝等各種清熱化痰的藥，治了一個月，病情未見好轉，甚至以為生命有危險了。後來還是由他父親給治好了。他的父親根據李時珍皮膚發熱、口渴，而白天又更加嚴重的情況，選用了名醫李東垣的獨味黃岑湯，李時珍服後第二天就退了燒，痰和咳嗽也漸漸好了。李時珍事後感歎道，藥對病症就好像鼓槌敲在鼓上一樣，立刻發出響聲，“醫中之妙，有如此哉”!
李時珍從小遵父命讀八股文，應科舉考試，但他對這一套實在不感興趣。嘉靖十九年(1540)，他第三次鄉試落選後，從此告別了八股科舉，專心一意地鑽研醫藥學。由於李時珍的刻苦鑽研和他父親的精心指導，他進步很快。
李時珍在25歲那年，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開始正式行醫。當時他已結婚，有了第一個兒子建中。他幫助老父共同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擔。蘄州玄妙觀是李言聞、李時珍經常行醫的地方。
李時珍行醫不久，蘄州一帶連年大旱，河塘幹涸，糧食歉收，同時又發生了瘟疫。按明朝的醫事製度，明政府在各地都設有“醫藥惠民局”。而所謂“惠民”，隻不過是統治者籠絡人心的話。當時貪汙成風，藥局的官吏營私舞弊，賤買貴賣，以假充真，實際上窮苦百姓很少能沾到什麼“惠”。
在貧病交加、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許多窮苦百姓來找李家父子求醫。對待窮人，李時珍總是細心診察、用藥，不論他們是鄉鄰還是遠路來的病人，有時甚至還為病人賠上藥錢。由於李家父子的精心治療和熱情幫助，許多危重病人恢複了健康，所以後人稱讚李時珍道：“千裏就藥於門，立活不取值(報酬)。”
李時珍行醫十年之後，在醫學上的造詣已經遠遠地超過了他的父親，他的醫名也越來越大。不久，明朝皇族住在武昌的楚王朱英火僉得知他醫術高明，就把他召去，讓他以王府“奉祠正”(管祭祀禮節的八品官員)的名義掌管王府“良醫所”的事務。楚王的長子患有“暴厥症”，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抽風病，經李時珍的治療，很快就好了。
李時珍在楚王府呆了好些年。他過去長期給群眾看病，同普通老百姓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到楚王府後，仍舊常到外麵給人看病。武昌蛇山觀音閣就是他常去的地方。
嘉靖三十七年(1558)，明朝皇帝令各地舉薦醫學人才到北京太醫院填補缺額，楚王推薦了李時珍。太醫院是掌管醫政和為宮廷服務的禦用醫療機構。關於李時珍在太醫院任職情況，缺乏確鑿的記載。據顧景星的《李時珍傳》，李曾任太醫院判，院判係太醫院負責人之一，六品。但後來朝廷應李的長子李建中之請，封李時珍為七品的文林郎、蓬溪縣知縣(都是空銜，不是實職)。後來所封的官按例不會低於先前所任的官，所以李任太醫院判一事，確否存疑。
關於他一年後托病辭去太醫院職務的真正原因，由於史料不足，也無從確知。但有一點值得指出來的，那就是：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是曆史上出名昏淫無道的嘉靖皇帝，執掌朝廷大權的，是曆史上有名的大奸臣嚴嵩。在他們的統治下，朝政十分腐敗，官場裏一片烏煙瘴氣，就是太醫院這個清水衙門也不能例外。這種情況，對於秉性正直的李時珍來說，的確是難以久處的。李明珍采藥銅像
李時珍辭職後，回到故鄉，除了行醫，把主要精力用於編寫早已著手的《本草綱目》。《本草綱目》大約是在明萬曆六年(1578)寫成的，但直至萬曆十八年(1590)才著手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先要把字雕刻在整塊的木製印板上，這是一件相當費時的工作，所以一部書往往要刻很久。
兩年後李時珍病倒了。他在病中仍盼望著《本草綱目》能早日刻成，但當快要刻成的消息傳來時，這位老人的病勢卻更加沉重了。萬曆二十一年(1593)，李時珍與世長辭，終年76歲，遺體安葬在蘄州東門外雨湖的南岸。
李時珍一生除了研究本草外，他在脈學、診斷學以及其他一些中醫理論方麵，都有深湛的造詣，並有不少專著。現存的有《瀕湖脈學》、《奇經八脈考》和《脈訣考證》。此外如《醫案》、《五髒圖論》、《三焦客難》、《命門考》和《白花蛇傳》等，都已失傳。李時珍還是一個詩人，寫過《所館詩》、《詩話》，可惜也都已失傳了。
李時珍遺留給後人的著作，價值最大、影響最深遠的，是他的醫藥學巨著——《本草綱目》。
重新修訂“本草”
“本草”就是中藥。由於絕大多數中藥來源於植物，其中又以草類最多，所以中藥書都以“本草”命名，其實不少蟲、魚、鳥、獸和礦物也是常用的中藥。
李時珍為什麼要重修“本草”呢?這要從我國本草學的發展史說起。
我國地大物博，曆史悠久，古代文化燦爛輝煌，藥物學方麵的遺產也十分豐富。自古以來，我國就有神農嚐百草的傳說，神農被認作我國藥物學的始祖，《神農本草經》(簡稱《神農本草》)則是我國第一部比較完備的本草學著作。據考證，《神農本草經》並非神農所著，而是漢代人假托神農之名問世的。《神農本草經》總結了我們的祖先世世代代遺留下來的許多醫療經驗和當時認識到的藥物365種。
從漢代到明朝，時光已經逝去了一千五百年了，隨著人們與疾病鬥爭的知識日益豐富，本草學也日益發展、完善起來。在這段時間裏，曆代醫藥家又編纂了很多新的本草，數目不下二三百種，大大地豐富了祖國的醫藥學寶庫。
南朝齊梁時期大醫藥學家陶弘景編寫的《神農本草經集注》，是一部很有影響的著作。《集注》將《神農本草》中所收載的365種藥物加以注釋和整理，又補充了漢、晉以來新發現的藥物365種，共收載藥物730種。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由大臣長孫無忌、李勳等領銜編纂、由蘇恭實際負責編著的《新修本草》，宣告完成，並由政府在全國統一頒行。《新修本草》共收載藥物八百四十四種，是我國第一部官修藥典。
宋朝影響較大的本草有劉翰、馬誌的《開寶本草》，有掌禹錫、蘇頌的《嘉祜本草》；最值得重視的是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由四川名醫唐慎微所著的《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簡稱《證類本草》。《證類本草》是我國當時最完備的本草學著作，共收載藥物1455種，並附有藥方三千多個。
李時珍是個喜歡讀書的人，像《神農本草》、《新修本草》、《證類本草》這些名著他早就仔細讀過。據《李時珍傳》記載，他青年時曾經“讀書十年，不出戶庭”，可見他對於學習前人經驗是十分認真的。不過這話也有不夠符合實際情況的一麵，因為李時珍以醫為業，經常出外應診，又喜歡進行實地考察，怎麼可能“不出戶庭”呢?實際上李時珍不僅善於總結前人經驗，而且也十分注意把書本知識和實際情況加以對照、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李時珍在自己行醫過程中漸漸感到我國古來的本草同明朝當時用藥的實際情況不甚相符，舊本草不隻是品種不全，而且還有許多錯誤。
就拿唐慎微的《證類本草》來說吧；這是當時醫藥界公認的“全書”。李時珍一方麵稱讚唐慎微的學問實在廣博，《證類本草》彙集了各家本草的藥物和民間許多的單方、驗方，使這些民間和古來的用藥經驗能夠流傳下來，這些都是他的功勞。但另一方麵，李時珍覺得《證類本草》仍“瑕疵不少”，例如把“葳蕤、女萎二物並入一條”，這就是個差錯。葳蕤是一種矮小的多年生草本植物，開白色的鍾形小花，葉子像竹子，所以又名玉竹，是一種常用的滋補強壯藥。女萎也稱萬年藤，莖長數丈，是止痢消食藥。這兩者怎麼可以混為一談呢?還有，生薑、山藥是兩種菜蔬，《證類本草》卻把它們列入草部；檳榔、龍眼是兩種果子，《證類本草》又把它們列入木部，等等。
再舉一些例子來說：
如硝石與芒硝。前者也稱火硝(主要成分是硝酸鉀)，後者又名水硝(主要成分是含水硫酸鈉)。但曆代各家本草對硝石和芒硝成分差別都弄不清楚，錯加注釋。
又如有的本草認為“黃精即鉤吻”，“旋花即山薑”。黃精是一種補藥，無毒，鉤吻卻有劇毒；旋花與山薑也是兩種不同的植物，分屬旋花科和薑科。這些東西怎麼可以互相混淆呢?
曆代諸家本草“似茲之類(的錯誤)不可枚舉”。藥搞錯了，盡管醫生處方開得再好也還是不能治病，甚至會因此引起醫療事故，所以這些錯誤都需要及早加以糾正。
同時，從《證類本草》問世到李時珍生活的時代，已經過去四個多世紀了，這四百年來本草學仍在繼續向前發展。
在與疾病作鬥爭中，一些醫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古代醫學的基礎上，有了新的收獲。金、元時期有四大醫家聞名於世，他們是：主張用寒涼藥的劉完素，常用攻下藥的張從正，擅長用補養脾胃藥的李東垣，研究滋陰降火藥的朱丹溪。他們提出了不應當盲目搬用古方的觀點，指出了舊醫書和本草的許多訛誤不足之處。四大醫家研究新藥理，推廣新藥效，發現新藥物，討論如何組成新的有效方劑。他們的學術爭鳴對李時珍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更增強了他重新修訂本草的意願。
另外，宋元時期海陸交通日益發達，對外貿易超過了唐朝。1973年，考古人員在福建省泉州灣發現了一艘宋元時期沉沒的海船，船艙中除有大量古銅錢和瓷器外，還發現了許多藥物，如沉香、檀香、水銀、朱砂、胡椒等。可見那時我國與國外醫藥學交流已經相當發達。
元朝時，由阿拉伯邀來了醫生，在北京開設了“回回藥物院”，並且翻譯了阿拉伯醫藥書籍《回回藥方》。
明朝時，鄭和七次奉命下西南洋，最遠航行至非洲東岸，帶回了蘆薈、乳香等外國藥材和許多國外的醫藥學知識。
隨著本草知識的日益豐富、發展，舊本草早已不夠用了。應當早日有一本新的本草問世，來全麵地總結祖國本草學的新認識、新經驗，以提高醫藥學的水平，更有效的為人們治病。
曆代本草許多是由當時的封建朝廷主持修訂的，如前麵談到的《新修本草》、《開寶本草》、《嘉祜本草》。但李時珍所處的時代，如嘉靖皇帝和萬曆皇帝這些明朝統治者，一心隻想煉丹求仙，長生不老，對重修本草卻不熱心。重修本草的工作已經迫不及待了，李時珍毅然決定，由自己獨自承擔起這一艱巨的工作。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時珍開始編寫《本草綱目》，這一年李時珍是三十五歲。
前麵提到，李時珍曾經多年掌管過楚王府的良醫所，這使他有機會飽覽了王府所藏許多民間難得的醫藥書籍。此後他到太醫院任職，太醫院的生藥庫裏保存著各種民間稀有的珍貴藥材，圖書資料也更豐富。這些都是李時珍編寫《本草綱目》時極有參考價值的資料。但是太醫院的許多醫官隻知道一味地討好皇家，沒有多少真才實學。這樣的環境對他從事《本草綱目》的編寫工作，沒有什麼好處。任職一年以後，他終於棄官回鄉了。
北京離李時珍的故鄉蘄州有幾千裏路。李時珍在南歸的路上還念念不忘本草，隨時為重修本草收集材料。他在旅途中看到北方的車夫常常帶著一種叫旋花的粉色小花，於是就向車夫作了調查。車夫告訴他，這是“暮歸煎湯”飲用的。因為他們是幹力氣活的，這草每晚煎湯飲下，可以舒筋活血，補氣長力。於是李時珍記下了車夫的話，以後並在《本草綱目》中寫道：過去醫書中旋花能“益氣續筋之說，尤可證矣”。
李時珍回到故鄉後，把全副精力集中到編寫《本草綱目》上來。他先後查閱了前人醫學著作八百多種。他親自采集藥用植物，解剖藥用動物，煉製藥用礦物。他向農民、獵戶、藥農、鈴醫們請教。他對《本草綱目》所要收載的品種“一一采視”，足跡踏遍了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河北、兩廣和太和山(武當山別名)等許多地方。
李時珍重新修訂“本草”，經過翻閱大量醫學文獻，多方麵從事調查訪問，采集和煉製藥物，結合行醫進行試驗，然後分析研究，編寫草稿，反複修改，從壯年一直到晚年，前後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有誌者事竟成，明萬曆六年(1578)，《本草綱目》這部輝煌的巨著終於編寫完成了。《本草綱目》既是我國億萬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也是李時珍個人辛勤勞動的結晶。
《本草綱目》完成後，由於李時珍又屢加修改補充，特別是由於在經濟上力量不足，所以這部書遲遲沒有雕版印行。本書一開頭提到，李時珍帶了書稿到太倉去拜訪著名文學家王世貞，這可能與書的印行有關。他們兩人會見後，談得很投機。李時珍指著隨身帶來的幾十卷書稿對王世貞說：他曆時三十年，參考了八百多家醫學著作。三易其稿，寫成了《本草綱目》，希望王世貞寫篇序言，“願乞一言，以托不朽”。王世貞 欣然從命，他開卷細讀之後，很快就看出了這部新著的重大價值，不久就寫了序言。
王世貞在序言中高度評價了《本草綱目》，說這部書“博而不繁，詳而有要，綜核究竟(全麵核查原因)，直窺淵海(了解到事物的本質)”。進而說，它不僅是一部醫書，“實性理(哲理)之精微，格物(物理)之通典，帝王之秘篆，臣民之重寶也”。序言還記述了他們兩人會見時的情景，形象地刻畫了這部巨著的作者：“予窺其人，啐然 (麵色潤澤)貌也，臒然(清瘦)身也，津津然談議也，真北鬥以南(喻指天下)一人。”一位清瘦而麵色潤澤，精神奕奕，談鋒頗健的老人的風貌，真是躍然紙上。看來，大文豪王世貞對李時珍的學問和為人也極為傾佩，所以讚之為“北鬥以南一人”。
王世貞寫《本草綱目序》，所署時間為“萬曆歲庚寅春上元日”，即萬曆十八年(1590)正月十五日。估計他們兩人會見的日期當在此前不久。就在這一年， 《本草綱目》的手抄本傳到南京一位出版商胡承龍手中，他覺得這是一部有價值的藥物書，所以願意幫助雕版印行。
萬曆二十四年(1596)，《本草綱目》在南京刻成印行；因為南京古稱金陵，所以這個版本叫“金陵版”，這是《本草綱目》的第一個刻本。
同年，明神宗命令各地獻書，李時珍的兒子李建元就把《本草綱目》獻上去了。明神宗看了《本草綱目》，批了“書留覽，禮部(主管禮樂祭祀和典章製度的中央官署)知道”七個字，就沒有下文了。
萬曆三十一年(1603)，在江西巡撫夏良心倡議主持下，依據金陵本，重刻了《本草綱目》，這就是江西初刻本。江西初刻本改正了金陵本的一些訛誤。《本草綱目》此後在國內重版了二三十次，它的各種明、清刻本一般都是以江西本為底本翻印的，改動不大。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合肥張紹棠味古齋經過校勘重刻，對本書作了不少改動。張氏重校刻本固然改正了不少錯處，但也有改錯的，而且抽換了幾百幅圖，從而使原書有不少失真之處。
《本草綱目》的內容概要
《本草綱目》共五十二卷，收載藥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種。全書可以分成以下三個部分：
1《本草綱目》的序言、凡例、目錄和附圖
由於《本草綱目》在國內翻刻過幾十次，所以各種刻本的《序言》也不完全一樣，但一般都收有初版時王世貞所寫的《本草綱目序》。和李建元寫的《進本草綱目疏》。《進本草綱目疏》轉述了李時珍臨死前寫的準備上奏皇帝的《遺表》的部分內容，陳述了李時珍一生勤奮編纂《本草綱目》，“曆歲三十，功始成就”的經過。
卷首除了序言和《進本草綱目疏》以外，還有全書五十二卷的目錄，說明編寫的方法、體例的《凡例》，以及附圖。
《本草綱目》共有附圖一千一百六十幅。在《本草綱目》初次刻本中曾有“李建元圖”的記載，可以推測這些藥物圖大約是李建元畫的。這些圖雖然不算十分精美，但都比較清楚、真實，對於識別藥物和防止藥物相互混淆，有一 定的科學價值。
2《本草綱目》的《序例》和《百病主治藥》
《本草綱目》第一、二卷是《序例》部分。《序例》首先簡明、扼要地介紹了四十一部曆代諸家本草，這些都是李時珍編寫《本草綱目》的主要參考書。《序例》中還列有“引據古今醫家書目”和“引據經史百家書目”，這些也是李時珍編寫《本草綱目》時的參考文獻。
《詩經》是我國最古老的一部民間歌謠集，其中記有到現在還應用的藥物五十餘種，如妄(貝母)、艾(苦艾)、苤苡(車前子)等。《爾雅》是我國古代解釋詞義的書，共收載了各種動植物約三百種，其中可供藥用的有四十種。司馬遷《史記》中這方麵的資料就更豐富了；其中講到漢文帝召見當時有名的醫學家淳於意時，淳於意敘述的二十五個病人的病曆記載——“診籍”，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醫案記錄。這些古籍中的有關資料，李時珍都充分采用，正如他自己說的，“上至墳典，下至傳奇，凡有相關，靡(無)不收采”。
序例中還一一列出了《本草綱目》從曆代各種本草中收錄的藥品數目。例如：從陳藏器《本草拾遺》收入了三百六十九種，這是收錄最多的；從《神農本草》收入了三百四十七種，次之；等等。李時珍自己發現、收集的藥物，則有三百七十四種。
為了便於後人學習，李時珍還從曆代醫藥學名著中摘錄了一部分祖國醫藥學的經典理論和有關知識，列入序例，以供查閱。例如：“神農本草經名例”、“五味宜忌”、“服藥食忌”等。其中“神農本草經名例”一節，把《神農本草》收載的三百六十五種藥物分為三類：能夠補養身體，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的屬於上品，有一百二十種；可以治病補虛，但有一些毒性的是中品，也有一百二十種；專門用來治病但毒性大的為下品，共一百二十五種，使用一定要謹慎，不可久服。
《本草綱目》第三、四卷是“百病主治藥”。其中詳細歸納了當時認識到的各種疾病共一百一十七種，在每種病的後麵開列了治療用的主要藥物。例如在“諸蟲”病項下，李時珍列舉了百多種可以治療人體寄生蟲病的藥物：如使君子、扁蓄、烏梅、龍膽可以治蛔蟲，鶴風、檳榔、百部、榧子可以治蟯蟲等。這些藥現在一般統稱為驅蟲藥。李時珍當時就能了解這麼多驅蟲藥實在不容易。而且他還認為各種驅蟲藥對不同寄生蟲有選擇作用，所以應當因蟲選藥。又如在“失眠”項下，列舉了大棗、酸棗、朱砂、燈心草等藥物；在“痢疾”項下，列舉了白頭翁、綠豆、枳殼、馬齒莧；在“黃疸”項下列舉了茵陳、大黃、白鮮皮、苦參。這些記載，從現代醫學科學角度來看，大體上也都是正確的。
3《本草綱目》的正文內容
由第五卷至五十二卷是《本草綱目》的正文和主要內容。這裏，李時珍把所收錄的一千八百九十二種藥物共分成十六個部分；每部又細分成若幹類，共六十類；各類之下再分別列出所屬的藥物名稱；對每種藥物又按“釋名”、“集解”、“修治”、“氣味”、“主治”、“發明”、“正誤”、“附方”等八個方麵加以解說。對這八個方麵，下麵略作說明。
“釋名”解釋各種藥物的名稱來由，並且列出該種藥物的別名。例如，白頭翁又名野丈人，那是由於白頭翁“近根處有白茸，狀似白頭老翁”而得名的；再如，夏枯草又名鐵色草，是由於“此草夏至後即枯”而起名的；遠誌又叫細草，李時珍認為“此草服之能益智強誌，故有遠誌之稱”，等等。
“集解”專門介紹藥物產地、形態、采集等。例如夏枯草，“原野間甚多，苗高一、二尺許，其莖微方”，“開淡紫色小花”，花謝了以後就結出細小的種子。李時珍在這兒還批評了元朝的大醫學家朱丹溪觀察事物不夠細致，因為朱氏曾講夏枯草是不結種子的。
“修治”該欄介紹藥物加工炮製的方法。中藥炮製是我國一門獨特的傳統製藥技術，藥材經過炮製加工可以降低毒性，提高臨床療效。李時珍十分注意研究各種藥物的加工炮製方法，除了引證諸家學說，綜述古來記載外，還特別重視調查當代的經驗，提出自己的看法。
石膏，古來隻把它“打碎如豆大”，然後用絲綢包好就直接入湯藥了。石膏性很寒，會影響腸胃的功能。李時珍認為近年來人們都先用火來煆燒，或用糖拌炒後再入藥，這種方法好，因為經過煆炒的石膏不會影響腸胃的功能了。
同一種藥，炮製方法不一樣，加入的輔料不同，療效就會有差別。黃連味很苦，可以瀉火解毒，是治療目疾、痢疾等許多疾病的重要藥物。古來處理黃連，僅以布擦去須根，用水浸泡一下，取出後切片、焙幹，就供藥用了。李時珍認為根據病情不同，應該有不同的加工炮製方法：可以不加任何炮製而生用，也可以按照需要分別用豬的膽汁浸炒、《本草綱目》書影醋炒、酒炒、薑汁炒、鹽水炒、樸硝炒、黃土炒，然後再使用，這樣可以增加療效。例如，用來治上焦(身體上部)的病，就可以先用酒炒；治中焦(身體中部)的病，就用薑汁炒；治下焦(身體下部)的病就用鹽水和樸硝炒；黃連治食積，最好是用黃土炒後再入藥。
“氣味”氣味本來講的是食物的味道、性質，中藥為什麼也談氣味呢?原來上古時對藥物與食物還分不太清楚。最古的本草書《神農本草》中所列的上品藥就有許多是今天常用的食品。隨著醫學日益發達，本草才逐漸分為食用本草和藥用本草。明代編寫的《食物本草》、《食鑒本草》都是典型的食用本草，而《本草綱目》基本上屬於藥用本草。由於藥用本草和食用本草本來是一家，所以藥用本草仍沿用了“氣味”這個詞。在《本草綱目》中，氣味指甘苦鹹酸澀，寒溫涼平(平指不寒不溫)，有毒無毒等特性。如甘草，甘平無毒；知母，苦寒無毒；五味子，酸溫無毒；迎春花，苦澀平無毒；翦草，苦涼無毒；桔梗，辛微溫有小毒；旋覆花，鹹溫有小毒；銀朱，辛溫有毒；附子，辛溫有大毒；等等。
“主治”列舉這種藥物治療的主要病症。例如：五味子可治瀉痢，生津止 渴；白及可以治癰腫惡瘡、白癬、瘧疾、跌撲損傷等。李時珍在這一欄中所列內容雖豐富，資料卻比較龐雜。像當歸名下所列的主治病就有十多種，到底哪一種是主要的呢?這樣往往就使人不得要領。這是《本草綱目》的一個缺點。
“發明”這一項記錄了李時珍和曆代醫家對一些藥物研究的心得體會。例如黃連，李時珍引述了曆代名家對黃連藥理作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最後得出了自己的結論：黃連雖無毒，但性質太寒，所以不宜長久服用。
“正誤”糾正過去本草書中的一些訛誤。例如前麵提到的，舊本草誤認萎蕤和女萎是一物。李時珍就在《本草綱目》所載萎蕤的“正誤”欄下指出：“古方治傷寒風虛用女萎者，即萎蕤也，皆承本草之訛而稱之。諸家不察，因中品有女萎，名字相同，遂致費辨如此。今正其誤。……其治泄痢女萎，乃蔓草也，見本條。”
“附方”專門收錄以該種藥物為主的經驗藥方。中醫的處方是很有講究的，一種藥配方不同，功效也就不同。隻講藥，那就隻能孤立地了解一味藥，沒有藥方，或方劑組合得不合適，藥也就不能夠發揮作用。有了好的藥方，才能把藥物與臨床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 《本草綱目》共收載了曆代經驗藥方11096個，其中8160個是李時珍親手收集的，約占全部的附方3/4。 “附方”很有實用價值，是《本草綱目》的重要內容。
以上八項，每種藥物名下不一定項項俱全，有的多幾條，有的少幾條。例如，人參這味藥八項俱全；百合由於曬幹後即可供藥用，不需特殊加工炮製，所以缺“修治”一項；棚梅由於收集的資料比較少，僅有“集解”、“氣味”、“主治”三項。
就《本草綱目》全書來看，正如李時珍在凡例中所講的，是“以一十六部為綱，六十類為目”。而就每一樣藥品來看，則以這種藥的名稱為綱，而以其他八項解說為目。由於這種編排方法提綱挈領，綱目分明，正文前又有豐富的資料便於查閱，所以既可由病症來尋找所需用的藥物，又可由藥物來尋找可供選擇的方劑，使用起來十分方便。
李時珍的治學思想
李時珍是一位十分重視實踐的科學家。他不為古人舊說所束縛，堅持革新，並且同當時社會上存在的封建迷信進行了鬥爭。他對醫藥學的研究明顯地體現了唯物主義的傾向。
1注重調查研究
李時珍一向主張通過了解事物的實際情況，來“窮究物理”，反對牽強附會地對前人的經驗進行“紙上猜度”。他認為學習前人的經驗雖然重要，但這僅僅是事情的一個方麵，對藥物隻有親采、親試才能“頗得其真”。
例如，芸薹是當時常用的一種藥，但它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李時珍查閱了許多本草，發現各家本草互相抄錄，都解釋得十分含糊，隻說它是一種菜。李時珍一時也搞不清楚，於是就向農民請教，才知道原來書上講的芸薹，就是我們常吃的油菜。李時珍為了具體了解油菜的形態特點、播種和生長情況，就親自到菜園進行觀察，並在仔細觀察的基礎上對芸薹重新進行了描敘。他寫道：這種菜頭年秋天下種，第二年春天才開花，由於容易抽薹而且分枝很多，所以 稱芸薹。它的葉子“似白菜”，“開小黃花”，花有“四瓣”，和芥菜花十分相像。它的種子可以榨油，這種油“燃燈甚明”，但“食之不及麻油”。有了這些細致的記敘，芸薹到底是什麼菜，後人讀到也就容易搞清了。
李時珍青年時曾對蘄蛇進行過實地考察，還把自己的研究結果寫成了《蘄蛇傳》。蘄蛇是李時珍故鄉蘄州的一種特產。這種蛇毒性很強，是一種重要的藥材，能祛風濕，治半身不遂、關節疼痛。起初李時珍對蘄蛇並不十分了解，由於蘄蛇又叫白花蛇，所以他以為市場上出售的白花蛇就是蘄蛇。白花蛇雖然兩湖和四川一帶都有，但隻有蘄州產的獨負盛名，是正品，產量也不多。市場藥店裏賣的都是從興國州(今湖北陽新縣)山中捕來的。要了解真正的蘄蛇，就要到它的產地龍峰山上去。為了觀察蘄蛇的生活習性，李時珍冒著被蘄蛇咬傷的危險，幾次爬上了龍峰山。
在捕蛇人的幫助下，李時珍仔細觀察了蘄蛇的生活習性，他發現蘄蛇常在石南藤上活動。石南藤葉子橢圓帶尖，嫩葉是紅色的，開白色小花，嫩葉和花都是蘄蛇喜歡吃的東西。每當捕蛇人發現蘄蛇，就先在它身上撒一把沙土，蛇就會盤曲而伏，這時捕蛇人就用叉子叉住它，用繩懸起，破腹去腸，用清水洗淨，再用竹架支起來，最後把蛇盤成一團，紮縛好，用火烘幹。
李時珍在實地觀察的基礎上記述了蘄蛇的形態特點：蘄蛇身上的顏色是黑的，有白色花斑，脅下有二十四個斜方格的花紋，腹部還有佛珠似的塊斑，嘴裏有四個長牙。蘄州產的白花蛇即蘄蛇與其他地方所產的白花蛇不同：蘄地產的烘幹後眼睛睜著，藥用效果高；而別處所產者幹後則閉著眼，藥用效果不及蘄蛇。
李時珍長期生活在人民之中，經常進行實地調查和訪問，所以他的一些記述都比較細致、確實，對當時一些流行的迷信傳說和沒有根據的猜測都不輕易地相信。
“伏翼”就是蝙蝠，有的地方又叫夜老鼠。古代有人認為伏翼是一種“仙鼠”，人藥服用，可以“令人肥健長生壽千歲”。李時珍認為這種說法實在太荒唐。他指出，伏翼白天倒懸在洞窟裏睡眠，傍晚外出飛行活動，隻不過是一種捕食蚊蟲的動物而已，所謂“服之令人不死者，乃方土誑言也。陶氏(指陶弘景)、蘇氏(指蘇恭)從而信之，迂矣”。
李時珍在科學上是個坦坦白白的人，如有什麼問題自己還沒有搞清楚，他就直截了當地說不了解，沒見過，決不掩飾。例如《舊唐書》上曾載有一種食蛇的鼠，李時珍既沒有見到過，也未能查到更多的有關資料。他就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難以斷定《舊唐書》所載是否可靠，隻好留待後人去研究。他在“食蛇鼠”一目下這樣寫道：“按《唐書》雲：廚賓國(今阿富汗東北一帶)貢食蛇鼠，喙尖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以鼠嗅而尿之即愈。今雖不聞說此，恐時有貢者，存此以備考證。”李時珍所講的這種食蛇鼠，很可能就是今天我國雲南和印度、緬甸一帶所產的蛇犭蒙。蛇犭蒙又名犭蒙哥，四肢短小，很像鼬，鼠，善捕毒蛇，對蛇毒有一種特殊的抵抗力。
在四百年前的封建時代，李時珍能這樣重視實地調查，這種樸素的唯物主 義思想是十分可貴的。他的那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在今天也仍是值得讚揚的。
2糾正古人舊說的錯誤
李時珍注重實踐，所以能不為古人舊說所束縛，人雲亦雲。古人的話凡是有與實際情況不符的，他就要提出批評；不管是本草名著中收載了的或是醫藥史上的權威講過的，李時珍都直言不諱。這表現了他對祖國醫藥學的忠實和對人民健康負責的態度。
五倍子是一種用途廣泛的藥品，有收斂止血的作用，可治久痢脫肛、水火燙傷，也是當時的一種解毒劑。但五倍子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大家都不甚了解。宋朝的《開寶本草》曾把五倍子收入草部； 《嘉礻右本草》的作者看到五倍子生在鹽膚木上，所以認為是鹽膚木的果實，又把它移入木部。李時珍讀了這些記載後感到不滿意，盡管這兩部本草都是很有名的。他講，五倍子是“梢蟲窠也”。梢蟲就是蚜蟲，五倍子是蚜蟲寄生於鹽膚木上而形成的。五倍子蚜蟲很像螞蟻，每年五、六月就開始在鹽膚木上活動，並漸漸在葉間形成蟲癭。這些蟲癭“初起甚小，漸漸長堅”，大的像人的拳頭，小的像菱角，“形狀圓長不等”，“初時青綠，久則紅黃”，綴於枝葉間，確實很像樹木結的果實。但隻要敲開它那又薄又脆的殼，就可以看到裏麵有許多小蟲，由此可見它並不是樹木的果實。山區老百姓采來五倍子以後都要先蒸熟，防止以後蟲子穿殼而出並使五倍子腐敗。
還有，大藥物學家陶弘景對穿山甲的記述，李時珍覺得也有問題。穿山甲又名鯪鯉，是一種哺乳動物。它的樣子像鯉魚，但有四足，會在陸上爬行，又善遊水。鯪鯉全身和尾部都長滿了堅硬的鱗甲。它的鱗甲是一種治療婦女經閉腹痛、乳汁不通的重要藥材。陶弘景在《神農本草經集注》中寫道，這種動物會在岸上張開鱗甲裝死，引誘螞蟻爬入它的鱗甲，待螞蟻爬滿了一身，穿山甲就閉上甲片鑽進水中，然後再次張開鱗甲，結果“蟻皆浮出”，於是它就“接而食之”。為了辨明陶弘景記述的“張甲誘蟻”的說法，李時珍在獵人幫助下曾親剖其胃，果然從它那特大的胃中掏出了一升多螞蟻。不過李時珍在實地考察過程中發現，穿山甲雖是一種食蟻動物，但他吃螞蟻的方式卻不是誘蟻後入水吞食，而是直接搔開蟻穴，用它那細長的舌頭進行舐食。
李時珍一生糾正了不少前人、包括權威性學者的許多錯誤。他認為有些錯誤完全是由於作者在編寫本草時，對所收載的品種缺乏調查的結果。例如蘭花是蘭科植物，可作觀賞用；蘭草是菊科植物，可治感冒。可是宋代有名的藥物學家寇宗爽竟以“蘭花為蘭草”。又例如，天花粉和栝樓：天花粉即栝樓根，栝樓是栝樓的果實，而宋代名醫蘇頌卻將天花粉和栝樓按兩種植物畫了藥物圖。他覺得如果作者事前對所要收載的藥品先收集實物，加以研究，搞清其產地、形態、生長特點、藥用價值等情況，然後再動筆，那麼這些錯誤就可以避免。
3主張醫藥學要有創新，有發展
李時珍認為事物總是不斷發展的，前人不認識的藥物後人在實踐中可能不斷地發現和了解。所以他強調在本草學的研究中應當“發前人未到處”，對於各種藥品凡是“有功用而人卒(始終)未識者”，都應當收錄起來。
三七，又名金不換，是一種貴重藥品。這種藥應用的曆史不長，曆代本草也都未提到過。李時珍在行醫中發現三七這種藥治療跌仆損傷的功效很突出，所以就把它收入了《本草綱目》。《本草綱目》詳細地記述了三七的藥用價值，指出這種藥無論對出血或瘀血都很有效。隻要把它嚼爛，敷在傷口上，出血馬上就能停止，青腫也會隨即消散。但是有關三七的傳說，李時珍也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分別情況進行分析。當時有人講，這種植物的葉子左麵分成三小片，右麵分成四小片，所以叫三七。也有人講三七又名山漆，是由於它能愈合刀傷創口像漆粘東西一樣。李時珍認為前者之說不符合情況，而後一種講法多少有一些道理。
曼陀羅也是一種新藥。它莖直立，圓滑而綠，葉子很像茄子葉，所以又叫山茄子。曼陀羅有野生的，也有家種的。八月開花，花白色，喇叭筒狀，很像牽牛花。果實圓而有芒刺，中有許多細小的種子。當時民間傳說，用曼陀羅的花釀酒飲，會“令人笑”，“令人舞”，有一定的麻醉作用。李時珍對祖國藥物學的曆史很了解，他知道早在東漢時名醫華佗就創造過“麻沸散”，用來進行全身麻醉。但麻沸散到了明朝早已失傳，所以李時珍特別重視關於曼陀羅的傳說。
為了驗證曼陀羅的麻醉作用，李時珍親自采來了曼陀羅花和火麻子花，在通風處攤開陰幹，然後每樣一半研成細粉。李時珍在“割瘡灸火”以前就把這種藥給病人吃，一般用“熱酒調服三錢”。病人服藥後不久就“昏昏如醉”，失去了知覺，這時再施行手術，病人就不會有痛苦了。實驗結果，證明曼陀羅確實有很強的麻醉作用。於是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詳細地記下了曼陀羅這一功用。今天，我國醫務人員通過大量臨床驗證，充分證實了李時珍的實驗結果是十分正確的，重新發掘了中藥麻醉這一寶貴的祖國醫學遺產。以曼陀羅為主的中藥麻醉，安全、有效，現已廣泛應用於外科臨床手術中。
對於巴豆的藥用價值，李時珍也作過一番探索。巴豆是一種瀉藥，有毒。南朝大醫家陶弘景也認為：“巴豆最能瀉人”。而元朝有位醫生王海藏卻說：巴豆可以通腸，但也可以止瀉；還特別指出，巴豆止瀉的功能，“世所不知也”。不過，王海藏對此沒有作出很具體的論證。到底巴豆有無止瀉作用呢?有一次，李時珍遇到了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婦人，她腹瀉已經五年。這位老人隻要吃一點油腥、生冷的東西就犯病，經過許多醫生的治療，吃了不少止瀉和調養脾胃的藥，總不見效。李時珍仔細地聽了這個病人的陳述，他認為她的腹瀉是由於胃寒，是“大寒凝內”所至。巴豆是熱性藥，可以祛寒，是不是對這種腹瀉有作用呢?於是李時珍給這位病人開了巴豆。第二天，病人腹瀉果然停止了。事實證明，巴豆能致瀉也能止瀉，足見王海藏的經驗之談是正確的。此後，李時珍又用這一方法陸續治好了將近一百個腹瀉病人。於是他在總結這一經驗時寫道：巴豆用量大固可致瀉，但用量小也有止瀉的作用，問題是要藥對病症，配合得當。這樣，他在自己的直接經驗的基礎上，檢驗了前人的經驗，並且作出了具體的、令人信服的說明；這比之王海藏的簡單的論斷就又進了一步。
還有一些藥，如朱砂，根治咽喉腫 痛效果很好，但當時“惟太和山人采之”；如半邊蓮，田邊濕地到處都有，對毒蛇咬傷有良效。這些藥在古書中也都沒有記載，但都有很高的藥用價值，因此李時珍把這些藥都一一收入了《本草綱目》。
4批駁方士煉丹的迷信邪說
李時珍在行醫、采藥、編寫本草的同時，還與方士的迷信妄說展開了鬥爭。
在我國，煉丹術大約在公元前二世紀就發展起來了。專門研究煉丹術的人稱為方士。方士的迷信活動正好迎合了封建統治者企圖長生不死、永遠統治人民的願望。方士煉丹，在社會上也成為宣揚迷信、坑害騙人的一種活動。有的人受騙上當，因服食所謂丹藥而損害健康以至喪生。
李時珍所處的嘉靖朝，那個出名荒淫腐朽的嘉靖皇帝，就熱衷於煉丹求仙。他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對他所寵信的方士陶仲文，予以“忠孝秉一真人”的稱號外，還授以禮部尚書官銜，加官少師，封為恭誠伯。北京皇宮中設立法壇，建醮求仙，搞得烏煙瘴氣。陶仲文死後，當時有名的清官海瑞曾在奏章中質問嘉靖帝道： “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對這些情況，李時珍則從醫學的角度，作了有力的駁斥。
例如，金子是一種比重很大的金屬，但方士卻說服食黃金可以成仙。李時珍一向反對服食黃金和所謂丹藥。他講，人是血肉之軀，需要正常飲食才能生活，能忍受“金石重墜之物久在腸胃乎”?用現在的話來講，金子比重太大，吃下去是會引起腸穿孔而危害生命的，這就是古書中通常所說的墜金而死。所以服食黃金實際上是“求生而喪生，可謂愚也”。
最使李時珍生氣的，是一些本草書也收錄了不少方士的胡言亂語。例如水銀是一種易蒸發的金屬，人吸了水銀蒸氣，水銀就會“人胃鑽筋，絕陽蝕腦”。方士的“丹書”上胡說水銀是長生不老藥，這當然不可信，問題是一些本草書也竟隨聲附和，說水銀沒有毒。所以李時珍說：“方士固不足道，本草豈可妄言!”
究竟水銀是否有毒，李時珍引用了宋代名醫寇宗爽記敘的兩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有個太學士李於相信方士柳泌能用水銀製造長生不老藥，但是當他吃了柳泌用水銀燒製的丹藥後就開始便血，而且病情愈來愈重，四年以後就死去了。另外還有一個叫歸登的人，是工部尚書，據他自己介紹說，他也是由於吃了水銀才得病的；結果，此人也“唾血十數年以斃”。
我國很早就有人不相信煉丹、服丹、吞水銀可以成仙。東漢的一首古詩中就寫道：“服食求神仙，終為藥所誤。”鉛、錫、雄黃、硫黃、水銀等礦物都有一定毒性，單獨服用水銀或把這些東西混合燒製成各種丹藥吃下去，都是十分危險的，決不能延年益壽。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皇帝朱厚熄由於服食“丹藥”終於喪了命。明穆宗朱載墾即位，嚴懲方士，於是一時許多人再不敢提水銀朱砂可以醫治什麼病了。
李時珍一向反對方士的迷信邪道，不過，他在批判方士邪說的同時，又對丹藥在醫療方麵的作用給予了適當的肯 定。他認為煉丹術剔除其中不科學的成分也可為醫藥學服務。水銀雖不可隨便服食，“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水銀同黑鉛結合可製成鉛白霜，鉛白霜有止驚悸、解酒毒、治療中風的作用；水銀同硫黃可合煉成靈砂，靈砂是一種鮮紅色針葉晶體，有安神鎮靜作用。問題是這些藥都有一定毒性，不可隨便亂用。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還收載了東晉時煉丹家葛洪煉丹的許多材料，肯定了水銀、丹砂、密陀僧、雄黃等幾十種金屬礦物類藥材的藥用價值。這些都體現了李時珍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本草綱目》對科學的貢獻
明朝時的中國，已處在封建社會的後期。一方麵，沒落的封建勢力開始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阻礙作用；另一方麵，同宋元時期比起來，農業、手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都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為科學的進步提供了物質基礎，而且也對科學技術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明朝的中後期，我國農學、數學、天文學、地理學和醫藥學等各門學科都取得了許多新成就。這個時期除了李時珍的醫藥學著作《本草綱目》以外，還出現了我國古代最優秀的科學技術論著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最有影響的地理學著作《徐霞客遊記》和徐光啟的農學名著《農政全書》等。
《本草綱目》內容十分豐富，至今在許多學科研究中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草綱目》對科學的貢獻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麵。
其一，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糾正了曆代本草相沿的許多訛誤，研究和補充了當時人民群眾新發現的藥物三百多種，彙集了當時民間流傳的有效藥方八千多個，繪製了一千多幅藥物圖，係統地整理、總結了當時我國醫藥學發展的新成就。這是《本草綱目》最主要的貢獻。但是《本草綱目》一書的內容涉及麵很廣，李時珍對科學的貢獻是多方麵的，遠遠超出了本草學範圍，所以僅從醫藥角度來評價還是不夠的。
其二，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把收錄的全部藥物清楚地分成了水、火、土、金石、草、穀、菜、果、木、服器、蟲、鱗、介、禽、獸、人等共一十六個部分，糾正了過去本草書中“玉、石、土混同，諸蟲、鱗、介不別”的情形，創造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藥物分類法。
水部專門收載各種來源不同的水。
火部講的是如何利用物質燃燒產生的熱量或燃燒後的餘燼來治病。例如，用艾燃燒產生的熱來灸治疾病，用木炭灰來熱熨關節等等。
土部多數是指鬆散的無機物質。
金石部收載金屬、金屬化合物和比較堅硬的無機物。
蘋、穀、菜、果、木五部都收錄植物性的藥材，它們之間按植物形態“從微至巨”的順序排列。前三部多數為草本植物，後兩部多數是木本植物。
在這五部分中又以草部收載的藥材最多，共612種，占《本草綱目》全書藥品數的1/3。李時珍又將草部藥材細分為許多類，其中山草類、濕草類、水草類、石草類是按植物生長環境來區分的。例如，石斛、骨碎補、石韋、佛甲草都可以生長在石頭的縫隙裏，所以同屬石草類；海藻、海帶、水萍都生長在水裏，所以都收入水草類。《本草綱目》這一分類法很有科學意義。現代植物學仍十分重視植物區、植物帶 的研究，並按生境、生態來進行植物分類，如旱生植物、濕生植物、沼生植物、水生植物等。李時珍講的水草類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水生植物和沼生植物；濕草類就是我們今天說的生長在濕潤環境中的濕生植物和不能忍受嚴重幹旱和長期水澇的中生植物。還有芳草類、毒草類這兩類是按植物是否含毒性物質和是否含芳香油區分的，芳草類部分藥材就是我們所說的芳香植物。此外，還將具有相同形態特點的一些藥草排列在一起，如：一些藥草莖比較柔弱，攀援、纏繞在其他物體上或匍匐在地上才能生長，因此同列入蔓草類；又如半夏、魔芋、天南星的花軸都特別肥厚，而且外麵都有一個焰火形苞片(佛焰苞)包裹著，所以也排列得比較靠近，這些植物同屬今天所說的天南星科。
李時珍這種“析族區類”的植物分類法，是按照植物所需要的生活環境條件、形態特點和所含化學成分不同而劃分的。這種分類法要比瑞典著名植物學家林耐(1707—1778)所提出的，按植物花雄蕊數目分類的方法要早一百多年。當然，李時珍的植物分類法也還缺乏完整的分類理論，而且在具體劃分時不甚嚴格，但這種分類法畢竟比較實用，所以至今仍常被沿用。林耐的植物分類法由於太死板，實用價值不大，早已很少應用了。
服器部列入了一些可以供藥用的日常用品。如麻紙、絲綿，這兩種東西燒成的灰都是藥物，有很好的止血作用。
“蟲，鱗，介，禽，獸，終之以人”；這大致上是按藥用動物由低級向高級的順序排列的。
蟲部相當今天所說的無脊椎動物；鱗部指蛇類和魚類；介部主要包括魚鱉類、蚌蛤類；禽部收載鳥類；獸部收載哺乳動物。這種動物分類法與今天按動物進化情況的分類法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在當時來講也是比較先進的。
李時珍還認為獼猴與人有許多相近之處，“手足如人，亦能豎行”，甚至母猴已經“逐月有天癸(月經)”，所以將獼猴列入了哺乳類動物最高級的一類——寓怪類，確定了猿猴在動物界的地位。
獸部寓怪類之後就是人部。人體的一些附屬物如毛發等也可以入藥。人比猴更進化，已經脫離了動物界，所以排在最後。
其三，《本草綱目》不僅是一部空前的本草學著作，而且在化學、礦物學等方麵也有一定的貢獻。
我國古代的煉丹術曾為礦物學、化學的發展積累了許多知識，但是由於煉丹術脫離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生產實踐，脫離了社會的實際需要，所以不可能得到發展。而李時珍的研究是麵向實際、麵向人民的，所以他在化學和礦物學方麵的成就遠遠超過了煉丹術。
《本草綱目》中共收載了礦物藥材一百多種。現代礦物學十分重視礦床的分布。《本草綱目》“集解”一欄裏，這方麵資料很豐富，我們從中可以知道：當時金的主要產區在湖南、湖北、四川、雲南；銅出在四川、兩廣、雲南、貴州；山西出明礬；朱砂以湖南辰州的最好，所以又名辰砂；蒲州的膽礬最為上品；等等。
在藥用礦物的性形、顏色、成分和真偽鑒別方麵，《本草綱目》所收集的資料就更豐富了。例如金子是貴重金屬， 金的純度不同，顏色也就有差別，“七青、八黃、九紫、十赤”，隻有十成的純金才是赤色的。李時珍還采用了不少化學鑒定法。胡粉又名鉛粉，是鉛的一種化合物，李時珍用“胡李時珍墓前塑像粉得雌黃而色黑”的變化來鑒別。由於雌黃是一種硫化物，所以胡粉與雌黃接觸可以生成硫化鉛，硫化鉛是黑色的，所以變黑。這是一種簡便的快速鑒定法。礬石，其中有一種是硫酸銅，《本草綱目》引述了古來以它磨鐵，鐵作銅色的鑒別法。銅的化學性質不及鐵活潑，所以銅塊中的銅都可被鐵置換成金屬銅，因此用來畫在鐵上，會使鐵變為銅的顏色。這是劃線鑒定法。自然銅也常有偽品出現，那就是黃鐵礦。這種礦石含硫，燃燒後發出青色的火焰，所以可用“燒之青焰如硫黃者是也”的方法來區別；這就是焰色反應。
以上各種鑒定方法，當時人們對它的原理雖不清楚，可是由於我國勞動人民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方法早已掌握，結論也是正確的。
現代化學十分注意研究晶體。從《本草綱目》中我們還可以知道，從公元五世紀以來我國勞動人民就已經把鹽類的多次結晶法用於製藥生產上了。把粗製的芒硝放在鍋裏，用水煮化，倒入盆中，待慢慢冷卻，就可以得到大塊的透明結晶。這種經過重結晶的芒硝由於純度高，所以“縱橫玲瓏，洞澈可愛”。
李時珍研究礦物之深入，有時使我們感到驚奇。如黑辰砂含汞較多，這樣有經濟價值的事情直至現代才有人指出，而《本草綱目》中早就記載了。李時珍這一發現是世界上最早的。
《本草綱目》對水質的研究也很細致、深入，他把水分成天水與地水兩大類。“天水”包括雨水、雪水等。從現代化學角度來看，雨水、雪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天然的蒸餾水，雜質較少。當時由於科學不發達，還沒有人造蒸餾水，但李時珍就已利用雨水、雪水等天然蒸餾水來供藥用了。他認為天 水比地麵的水煎藥更好。露水也是一種天水。李時珍認為露水也可治病，柏樹葉子上的露，菖蒲葉上的露都有“明目”的作用。我們現在知道，這些露都含有該種植物的微量分泌物，有一定滅菌作用，所以李時珍的講法是有一定科學根據的。
“地水”包括一般地麵水。李時珍深知水質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他知道山區的大脖子病(現代醫學上叫甲狀腺腫大)是由於那兒的溪澗水質不好(現在講是缺碘)而引起的。就是同一種地水，由於水源不同，性質也不盡相同。例如井水有“遠從地脈”來的，有從“近處江湖”滲來的，有從“城市近溝渠汙水雜入”的。李時珍認為這三種水以第一種最好，第二種次之，有地表汙水滲入的井水水質最差。第三種水用時須先煎滾，等雜質沉澱後才可用，“否則氣味俱惡，不堪入藥食茶酒也”。這與現代水質評價的觀點是一致的。
其四，《本草綱目》刊行後引起了國內外的普遍重視，促進了醫藥學的發展。在李時珍革新思想的影響下，明清兩代醫學界研究本草的風氣甚濃。李時珍以後的本草著作很多，其中以清乾隆年間刊印的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較為著名。該書體例與《本草綱目》大致相同，共載藥921種，其中有716種是《本草綱目》未收載的新藥。繼《本草綱目拾遺》後，清道光末年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也有相當的學術價值。但這些著作無論在規模和學術價值上，都遠遠不及《本草綱目》。
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本草綱目》傳入日本。清乾隆四十八年 (1783)由小野蘭山翻譯為《本草綱目譯說》，以後又介紹到朝鮮。清順治四年(1647)，有波蘭人將《本草綱目》譯為拉丁文，題名《中國植物誌》。此後《本草綱目》又先後被譯成法、德、英、俄等國文字，流傳於世界。在近代自然科學發展初期，《本草綱目》的傳入，對當時歐洲大陸的藥物學、植物學、化學、礦物學，都起了一定的影響。
《本草綱目》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於李時珍受到曆史條件、當時總的科學發展水平的限製，因此對不少事物還不能作出正確的解釋。《本草綱目》總的傾向是反迷信的，可是也還夾雜了一些荒誕落後的迷信糟粕。例如把“寡婦床頭土”、“孝子衫”也列為藥品；相信懷孕者不可食兔肉，吃了會“令子缺唇”，等等。他否定了古人關於草子變魚的說法，卻又相信爛灰為蠅、腐草為螢之類的無稽之談。當然，這些缺點對於一部封建時代的科學著作來說，是難於避免、不足為奇的；這不過是白璧微瑕，決不能掩蓋《本草綱目》在科學上的傑出貢獻。
毛澤東同誌指出：“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李時珍就是中華民族曆史上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他的醫藥學巨著《本草綱目》就是聞名中外的一部文化典籍。
李時珍離開我們已經四個世紀了。解放以來，人民政府積極提倡祖國傳統的醫藥學，有關的研究、出版單位整理和刊行了大量的中醫醫藥學文獻，《本草綱目》相繼出版了影印本和排印本。 許多學者寫了關於李時珍和《本草綱目》的論著。
我國醫藥學源遠流長，它曾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過重要貢獻。在古代醫學史上，李時珍勤奮治學的動人事跡和他對醫藥科學的卓越貢獻，都是值得大事表彰的。李時珍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科學，人民永遠紀念這位偉大的科學家。
賈思勰
在我國曆史上有著豐富的農學遺產
我國勤勞的農民有無窮的智慧和非凡的創造力。在封建社會裏，農民雖然受到極度苛酷的剝削和非常殘暴的壓迫，生活非常淒慘，但是，就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在辛勤的勞動中還是有很多的創造，積累了極為豐富的寶貴的生產經驗。這些創造和經驗，由許多農學家加以總結，寫成了許多農學著作。我國不僅在很早以前就是農業發達的國家，而且也是有最豐富的農學遺產的國家。
我國最古的詩歌總集《詩經》裏，就有著很多我們祖先關於農業生產的創造和經驗的記載。以後的許許多多的書籍裏，關於農業生產經驗的記載，更是十分豐富。西漢末年，農學家汜勝之總結了當時和以前一部分農民的生產經驗，寫成了一部叫作《汜勝之書》的農學專門著作。這本書的科學性在當時來說，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這以後，崔的《四民月令》等等，也都是我國農業科學的珍貴遺產。但所有這些著作，就內容的係統性和全麵性來說，或是就科學水平來說，都遠不如我們現在所要說到的賈思勰著的《齊民要術》這部書。
《齊民要術》是我國在六世紀的一部最完整的、最有係統的、內容最豐富的農學著作，也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一部不朽的名著。書中閃爍著我們祖先的智慧的光輝和偉大的創造力。賈思勰能夠在一千四五百年前寫成這樣的一部偉大的著作，主要是由於他很注重生產實踐，關心人民生活，肯虛心向農民學習，同時又能夠勤修苦學。賈思勰的巨大成就有力地告訴了我們，我們的祖先，在祖國的土地上長期辛勤勞動所創造的農業生產經驗，是多麼豐富，我們應該珍視和發揚這份光輝的遺產，使它有利於我們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傑出的農學家賈思勰
賈思勰，北魏(386～534)末期人，他的老家在現在的山東。他出身於地主家庭，後來做過高陽郡(郡治在今河北高陽)太守。
賈思勰雖然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他與當時一般地主子弟和讀書人不同。這些人輕視勞動，並且喜歡作毫無實用的空談，而賈思勰則十分注重生產事業，有著發展生產和富民強國的熱切願望。因此他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認為對發展生產事業有貢獻的人才是最值得尊敬賈思勰像 的。他很推崇西漢時候(前206～23)的龔遂、召信臣，東漢時候(25～220)的王景和三國時候(220～265)的皇甫隆等人，向別人介紹他們的事跡，希望大家，特別是做官的人，向他們學習。
他說，龔遂在他作渤海(郡治在今河北滄州)太守的時候，獎勵人民努力耕田養蠶，發展生產。他要那裏的人民每人種一棵榆樹、五十棵蔥、一百棵薤、一畦韭菜；每家養兩隻大母豬，五隻母雞。有帶著刀、劍之類東西的，他就叫賣了去買牛。在春季和夏季，大家必須到田裏去勞動；秋冬裏要評比收獲積蓄的成績，並讓大家收集各種果實。由於龔遂獎勵生產，當時原是生產比較落後的河北東部一帶，便逐漸富裕起來，人民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召信臣也是西漢時候一個注意發展生產事業的官員。他在當南陽(郡治在今河南南陽)太守的時候，常親自下鄉勸勉大家努力耕種。他又十分重視水利事業，到處考察水道和水源，領導南陽人民開辟了大大小小的渠道，造起了幾十處攔水門和活動水閘，使農田有水可以灌溉。南陽的農業因而得到發展，人民生活因而也獲得改善。
東漢時候治理黃河出名的王景，尤其受到賈思勰的崇敬。王景領導農民在黃河下遊築堤防水，使得當時黃河兩岸居民不受水災的痛苦。這不用說是一件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巨大事業。但最使賈思勰佩服的，還是王景在當廬江(郡所在今安徽廬江)太守的時候，他把北方用鐵製造的農具介紹到南方去，並在那裏推廣了用牛耕地的方法。這就大大增強了當地人民對自然鬥爭的力量，許多荒地開墾起來了，已耕的土地也比以前耕作得精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