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有一種偏見：以為這種Public-lecture-mania是一種Yankee-disease。他們同我們是很要好的，所以我們不知不覺就染了他們的習慣。他們是一種開會，聽講，說笑話的民族。加拿大文學家Stepken Leacock在他的My Discovery of England裏曾說過美國學生把教授的講演看得非常重要，而英國牛津大學學生就不把lecture當作一回事，他又稱讚牛津大學學生程度之好。真的我也總懷一種怪意思，因為怕挨罵所以從來不告人，今日無妨同你一講。請你別告訴人。我想真要得智識，求點學問，不隻那東鱗西爪吉光片羽的講演不濟事，就是上堂聽講也無大意思。教授盡可把要講的印出來，也免得我們天天冒風雪上堂。真真要讀書隻好在床上，爐旁，煙霧中，酒瓶邊，這才能領略出味道來。所以曆來真文豪都是愛逃學的。至於Swift的厭課程，Gibbon在自傳裏罵教授，那又是紳士們所不齒的……”
他講到這裏，人也倦了，就停一下，看桌子上栗子花生也吃完，茶也冷了。他的朋友就很快地講：“我們學理科的是非上堂不行的。”
“一行隻管一行，我原是隻講學文科的。不要離題跑野馬，還是談講演吧，我前二天看Mac Dougall的《群眾心理》，他說我們有一種本能叫做？‘愛群本能’（Gregarious in stinct），他說多數人不是為看戲而去戲院，是要去人多地方而去戲院。幹脆一句話，人是愛向人叢裏鑽的。你看他的話對不對？”
他忽然跳起，抓著帽和圍巾就走，一麵說道：“糟！我還有一位朋友，他也要去三院瞧熱鬧，我跑來這兒談天，把他在家裏倒等得慌了。”
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於北大西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