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新創獨特的文體——報告文學，差不多與劇變而多質的20世紀同行。真正的報告文學，作為一種典型的知識分子的寫作形態，它描畫出主體變動不居的心路曆程，從一定意義上說，它存活了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精神曆史。這是一段讓人感奮，同時又令人沉鬱的曆史。因而，毋庸置疑，它具有思想文化史的價值。報告文學以其非虛構的文體規則，以對曆史性現場的觸摸與近距離的攝照，為我們真實地全景地記錄了社會變遷中風雲際會的曆史圖景。這樣，它所具有的曆史文獻式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從文學本身而言，報告文學無疑豐富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內存。有一個不爭的史實是無法改寫的：在20世紀3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國文學格局中，報告文學曾是一種頗富實績的文體，成為文學時潮中的主潮之一。
一、 報告文學發生期研究諸說辨析
報告文學（Reportage）這是一個舶來的文體稱名。“報告文學這一名詞在我國大革命期間，……從日本傳到中國。這是德語reportague的譯名。”胡仲持：《論報告文學》，見《文藝學習講話》，香港智源書局1949年版。從現存資料看，報告文學的漢語標名始見於1930年。1930年3月1日出版的《大眾文藝》刊出了由日本中野重治作、陶晶孫譯的題為《德國新興文學》的介紹性文章。譯文指稱：“刻羞（現通譯為基希）可說是新的形式的無產階級操觚者，所謂‘報告文學’的元祖，寫有許多長篇，而他的麵目尤在這種報告文學隨筆紀行之中。”自此，中國的新聞文學有了一個比較正式的文體專名。
相對於文體稱名時間所具有的某種確定性，學界對中國報告文學的發生時間存有諸多異說。文體發生期是文體學研究中一個基礎性的重要課題。隻有正確地把握某一文體的基本特征、屬性及其發生的根因等，才能正確地指稱這一文體發生的特定時期。關於中國報告文學的發生時間，主要有四種界說。一是“古已有之”說。報告文學作家劉白羽等持這樣的觀點。曾任台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積極倡導報導文學的高信疆，就認為報導文學（即報告文學）“它該是最古老的一種文學才對”，“一部《詩經》正是報導文學在中國的濫觴”，司馬遷是“中國第一個報導文學家”高信疆：《永恒與博大——報導文學的曆史線索》，收入陳銘編報導文學討論集《現實的探索》，台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版。。在晚近出版的《紀實：文學的時代選擇》中，主編高文升也奉持“古已有之”一說。作為對這一觀點的實證，高文升列舉了唐朝駱賓王、宋代文天祥和清代方苞的有關作品。作者認為“駱賓王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可以說它是我國古代報告文學的先聲”，“文天祥寫於公元1276年的《指南錄後敘》，應當說更具報告學性質”，而“到了清代，較為典型的古代報告文學作品便脫穎而出。方苞的《獄中雜記》，就是其優秀代表作”高文升：《紀實：文學的時代選擇——新時期紀實文學研究》，河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14頁。。二是近代說。袁殊在三十年代初發表的重要論文《報告文學論》中指出：“‘報告文學’這一名詞在中國還是很新的。……這文學的形成，自然不會是古已有之的；它是一種近代工業社會的產物。”袁殊：《報告文學論》，《文藝新聞》第18號，1931年7月。阿英、黃鋼、馮牧、蔣孔陽、朱子南等都持有和袁殊相同與近似的觀點。朱子南指認19世紀後半期到1918年為中國“報告文學的萌生期”朱子南：《中國報告文學史·緒論》，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張春寧則將報告文學的發生期明確地定為1898—1919年，認為梁啟超發表於《清議報》（1898）上的《戊戌政變記》是“中國報告文學誕生的標誌”張春寧：《中國報告文學史稿》，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頁。。三是“五四”說。周而複、藍海（田仲濟）、趙遐秋、楊如鵬諸家都稟持此說。藍海指出：“中國的‘報告’或‘報告文學’應產生於中國新文學的發軔時期，即五四新文學時期。”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長足進展的報告文學》，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藍海等將《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動》（1919.5.11）、《唐山煤礦葬送工人大慘劇》（1920.11.7）、《餓鄉紀程》（1923）和《赤都心史》（1924）視為報告文學發生期的代表性作品。四是20世紀30年代說。持此說者有以群、羅蓀、賈植芳、林非等。以群斷言：“在1931年的‘九·一八’以前，中國還沒有報告文學。”其根據是“那時，即或有少數類似報告文學的作品，也未被稱為報告文學，因為當時‘報告文學’這一名詞還未被確立起來。”以群：《抗戰以來的中國報告文學》，《中蘇文化》第9卷第1期，1941年7月25日。
研究者對報告文學發生時間的不同指認，這反映了他們對於報告文學文體的屬性的認識存有差異。在我們看來，報告文學是一種以非虛構為規則、以社會關懷為主旨、以現實生活為主要報告對象（亦可反映具有現實性的曆史題材）的具有新聞性文學性與論理色彩的邊緣性文體。作為一種具有顯性新聞特征的文體，它從新聞文體中衍化而出。因此，新聞事業的發展成為這一文體發生的前置性條件，新聞文體是其母體。作為一種頗重思想性的關注社會公眾事務的寫作方式，它需要有一個相對開放的具有某種自由度的言說空間。非虛構性是報告文學的一個基本屬性，但並不指代其屬性的全部。古代有大量的非虛構性作品。但在中國漫長的專製的封建社會中，不可能設置一個自由言說的論壇，也沒有生成具有普泛性的麵向更廣大受眾的新聞事業。因此，從總體上說，古代中國尚不具備報告文學的發生條件，這樣也就不可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中國社會初步具備報告文學的萌生條件，一直遲到近代。封建王朝行進到晚清這一站，已如拖拉著破車的老牛，步履蹣跚。內憂外患，西風東漸，王綱解紐，思想活躍蔚然而成潮流。列強以堅船利炮撞開天朝塵封日久的大門，同時，他們將創辦報業當作文化殖民的重要手段。受此影響，中國人在19世紀中葉以降，也開始建設自己的近代報業。晚清國人自辦報刊數以百計。凡此情由，都為報告文學這一新文體的生成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而考諸史實，我們發現正是在近代，具有報告文學屬性的作品開始批量地出現了。
以群等依據報告文學文體稱名始於1930年代這一實情，認定報告文學發生在30年代。這一觀點是不夠科學客觀的，它既忽視了報告文學已在此前存在的事實，又背離了文體形成的一般規律。考察文體發展史，我們可以知道，一種文體的實際形成與文體的命名，往往並不是共時態完成的。即如散文，從詞彙學的角度看，散文一詞大約最早見於《文選〈海賦〉》，其中有“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句，而具有文體學意義的散文概念，通常認為似由南宋周益公首先提出。周益公評說宋代駢文時認為“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於渾融有味，與散文同。”（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劉錡贈官製》），但散文作為一種實然存在的文類卻早已出現在文學史上。報告文學的情形類似於散文，隻是文體的萌生與文體命名之間的時差並不像散文那樣大罷了。至於有學者將中國報告文學的發生期確定為“五四”時期，這不能說沒有依據。但實際上報告文學的萌生形成是一個漸行漸進的曆史過程。中國報告文學的發生期包含了“五四”時期，而其發端是在此前的晚清。“五四”運動並不是一種無源之流，晚清的維新運動是其重要的思想資源，“五四”新文學的根係在晚清。考辨關於報告文學發生期的諸家觀點，我們以為還是近代說比較接近於曆史的真實。因此，我們奉持報告文學發生於近代的基本觀點。研究的對象是晚清至20世紀末百餘年間有關報告文學的諸種存在。
二、 文化生態與報告文學流變
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性生成了它的諸多特異。文本與報告對象之間所具有的同質性，意味著報告文學隻能是一種選擇的藝術或曰選擇性的文體。這就決定著主體與客體之間具有一種與其他文體所不同的更為直接的對應關係。小說可以虛構生活，詩歌可以“向內轉”，抒寫自我浩瀚的心靈，而報告文學作家無法拒絕生活、逃避生活，而隻能介入生活，在現實的前沿地帶作一種在場的深度報告。由此可見，一定時代的現實存在不僅直接成為報告文學反映的具體對象，而且由這種現實存在及其關係所形成的文化生態，直接影響著報告文學作家對於現實的選擇與評說。這樣不同時代文化生態中產生的報告文學自然就呈現出不同的景態。文化生態的變異，從根本上關聯著報告文學內在的流變。
文化生態是我們研究報告文學的一個重要的學術關鍵詞。文化生態這一範疇關聯著兩個基本的概念，即文化與生態。文化的定義正像文化本身一樣異常複雜。愛德華·泰勒爵士於1871年給出了一個具有“標準”意義的定義：“文化……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人們所接受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他各種能力和習慣。”參見博克：《多元文化與社會進步》，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頁。但此後人們並沒有放棄定義文化的權利，現在有關文化的詮釋已是成百上千的了。在我看來，文化可簡言之為人與人化的存在。與文化相比，生態的定義似簡化得多。它通常是指在一個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發展的係統之中，各種因素的相互關聯相互製約而達到相對的平衡。與此相關的生態學就是研究生物之間及生物與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學科。提取借用生態或生態學中有關關聯性結構性的機理，我們或可將文化生態指稱為一定時代文化各構成要素之間相互關聯所呈現的形態，所形成的一種具有特征性的文化結構。
運用生態學的某種原理、方法研究人類文化，學術界已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早在1957年，日本學者梅棹忠夫首次用生態史觀——以生態學的方法探索世界文明史發展規律，發表了著名論文《文明的生態史觀序說》參見《文明的生態史觀——梅棹忠夫文集》，王子今譯，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版。。美國人類學家普洛格和貝茨撰著了影響甚廣的《文化演進與人類行為》，據作者自稱，他們“所采用的主要是生態學和進化論的方法。個體作出決定，人和社會的適應策略及這些方麵的進化過程，是本書的中心主題。”普洛格、貝茨：《文化演進與人類行為·再版前言》，吳愛明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普洛格和貝茨認為：“人類是文化動物，這是由於三種生態學適應機製的相互影響——人類的自我保護基本動力，人類對具有生存價值的社會生活的要求和人類對於在周圍世界中認識有序現象的推動。按照這種觀點，這三種生態學上的基本要求不僅可以解釋文化的起源，而且也是文化普遍性的關鍵。”《文化演進與人類行為》，第65頁。晚近於90年代前後西方出現了所謂生態後現代主義（Ecological Postmodernism），其代表人物是美國生態女權主義（Ecofeminism）理論家斯普瑞特奈克，主張用“相關性，轉化、包容、關心和愛來取代西方父權主義力主分立、異化、對立的二元論和窮竭自然資源的世界觀”參見斯普瑞特奈克：《生態女權主義》，載塔克等編《世界觀與生態》，奧比斯圖書公司1994年版。。
我們將文化生態的理念引入報告文學的研究，無意將生態學的範疇作教條式的生搬硬套，而是試圖運用其相關性的係統方法，建構適合報告文學的研究模式，以更有效地探求報告文學內在流變的若幹規律。一種文化現象的出現，包括我們所研究的報告文學在內，它是一種“場效應”的結果。“文化從來不可能在理想的純粹的條件下發展，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終構成了文化的‘場’。”“所謂‘場’或‘力場’，本義是指文化處於多種力的錯綜糾結的相互作用中。”周憲主編：《世紀之交的文化景觀——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的多元透視·導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版。從這一點看來，文化的“場”也就是文化生態。報告文學的萌生與發展正是由多種文化因素合力所致。與報告文學密切關聯的文化生態，它包含著諸多的因素，主要有一定時代的政治文化氛圍、物質經濟的水平、社會生活的樣態和主體的人文精神情懷、話語立場以及受眾的文化境界等。我們之所以認定中國報告文學發生於近代，這是因為近代已初步置備了這一文體萌發的生態條件。
論及報告文學的發生，茅盾曾有一段著名的表述：每一個時代產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學。“報告”是我們這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所產生的特性的文學樣式，讀者大眾急不可待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變化，作家迫切要將社會上最新發生的現象（而這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給讀者大眾看，刊物要有敏銳的時代感——這都是“報告”所由產生而且風靡的根因。茅盾：《關於“報告文學”》，《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茅盾給出了影響報告文學產生與發展的要素，包括時代的“匆忙而多變化”，讀者知曉生活的信息渴望，作家社會職誌的履行和刊物的價值實現等，這些要素之間相互關聯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生態，不僅使報告文學的產生成為可能，而且顯得十分必要。而這樣的文化生態隻有到晚清方始形成。首先，作為報告文學刊布的主要載體，能夠滿足讀者大眾信息需求的報刊，它的大量出現是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結果。中國此前雖然有邸報等報紙，但隻是在封建政權的體製內發行。而近代的報紙，雖不像今天這樣麵向更廣泛的社會大眾，但它的受眾已遍及知識階層和市民階層。報紙已成為一個麵向社會的信息中心，有的報紙還成為評說國是時事的論壇。其次，報紙的大量創辦和作家對於時事的論評“解剖”，這需要有一個相對開放的政治環境。薩特曾經說過：“寫作的自由包含著公民的自由，人們不為奴隸寫作。散文藝術與民主製度休戚相關，隻有在民主製度下散文才保有一個意義。”薩特：《為了什麼寫作》，見戴維·洛奇編《二十世紀文學評論》（下），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晚清遠不是一個民主的時代，但它較之於古代社會，其封建統治已顯頹勢疲軟。迫於時勢，朝廷於1895年發布詔書，準許自由開設報館。一時報業廣開，學會林立，思潮風起。再次，近代是一個風雷激蕩、波詭雲譎的曆史時期，原有的文體不適應反映這樣的社會存在，因此需要有一種更真實迅捷具有一定信息容量和理性力度的新文體加以反映。正如黃遠生所說：“今欲發揮情感，溝通社會潮流，則必提倡一種新文學；今欲睿發智慮，輸入科學，綜事布意，明白可觀，則必提倡一種近世文體。”黃遠生：《遠生遺著》卷4，商務印書館1984年影印，第184頁。晚清出現了風靡一時的新文體“報章文體”。文學史家阿英認為：“由於新聞事業的發達，在清末產生了一種新型文學，就是譚嗣同所說的‘報章文體’，也就是‘政論’。”阿英：《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序》，中華書局1958年版。阿英正確地揭示了“報章文體”產生的物質條件和時代背景，但他將“報章文體”等同於“政論”，則失之於片麵。其實，譚嗣同所說的“報章文體”是“兼容並包”的。他認為：“報章文體”“斯事體大，未有如報章之備哉燦爛者也”。他將《報章文體說》別稱為《報章總宇宙之文說》見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頁。。以“報章文體”主要實踐者梁啟超的作品視之，其中既有如《少年中國說》等以時評說理為主的政論，也有《戊戌政變記》一類的新聞紀事。因此，“報章文體”實是現代雜文（政論）和報告文學（新聞作品文學）的重要導源。
由於文化生態直接決定著報告文學的形成和流變，因此，考察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們就能比較清晰地探視報告文學史行進的軌跡。
許多治文學史的學者往往直接移用社會發展史的分期方法，將文學史的分期完全與社會史的分期對接。這種方法考慮到了文學對社會政治曆史的關聯，因而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又忽視了文學史本身的演進規律，所以存在著片麵性。文學史家範伯群曾說：“文學往往受影響於政治時期而又有其自身內在的節奏與律動，以此跨出自我的步幅。”“國家的政治大事可以成為曆史劃界分段的依據和標誌，但是文學的發展並不一定與國家的政治大事件同步。”範伯群、朱棟霖：《1898—1949中外文學比較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在各種文體中，報告文學與政治的關聯最為緊密，但這並不意味著報告文學可以等同於政治史。因此，依據文化生態的變化，觀照報告文學本體的內在律動，我們可以將百餘年的中國報告文學發展史分成三個階段：近代文化文化轉型與報告文學的發生；政治文化製導與報告文學的發展；現代文化建構與報告文學的成熟。第一階段由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20年代，這是報告文學的自發期；第二階段由30年代至60年代，此為報告文學的自立期。第三階段由70年代末肇始的改革開放的曆史新時期，這是報告文學的自覺期。這樣的劃分，隻是從整體上描述了中國報告文學演進的坐標係，給出了一種發展的總趨勢。文學史的發展並不是直線式的，而呈現出曲線狀。
報告文學的自立期也就是報告文學的發展期，但其間的發展是頗為曲折的。自立期的30年代，是中國報告文學開局便見精彩的一個重要時期。抗戰初期因著戰爭的特殊環境和國共合作的政治氛圍，一度時期報告文學曾經成為文學的時代交響中的勁歌。但此後國統區的報告文學便漸見沉寂。50年代初湧現出一批反映抗美援朝和新中國建設的報告文學，創作頗見繁榮。而反右風暴的突起又使報告文學趨於蕭條。大躍進時期所謂的報告文學已經變異，它們的價值在於為當時浮誇浪漫的政治立論偽造證據。到60年代前期受到重創後的報告文學漸趨恢複，但文革一開，又成為荒唐的政治滑稽戲中的一種道具，報告文學徹底地異化了。80年代報告文學轟動一時，而90年代知識分子開始邊緣化，人文精神佝僂與思想性的匱乏成為時代的症候，相應地報告文學也就呈現出了頹勢。文學史的行進正如黃河一樣，雖然它的路向“畢竟東流去”，但在其中的行程中，卻是九曲回環。這就是曆史。
報告文學是近代的文化轉型的產物。發生期的報告文學是一種自發性的文體，作者的寫作並沒有某種文體意識，其時的文體總體上是雛形化的，尚不具有完全的形態。中國社會從古代向近代的質變過程中，文化在劇烈的碰撞中或破滅或新創。除了近代新聞為報告文學的發生提供物質條件外，促使報告文學這一文體應運而生的正是晚清作為社會主潮的啟蒙文化。近代啟蒙主義或啟蒙文化的興起導源於當時中國社會的深刻危機。中華民族自古就有憂患意識，但這常常將它視為個體的一種人生觀，缺乏深度的憂患意識——危機意識，作為國家民族整體的思維模式。偌大的封建王朝自以為是天中上國，睥睨夷蠻。誠然，中國曾有令世界注目服膺的繁榮時代。但西方經過資產階級革命迅速崛起，而固步自封的封建專製的中國終於陷落，“日之將夕，悲風驟至”龔自珍：《尊隱》，《龔自珍全集》（上），中華書局1959年版。。中國成為列強鯨吞的魚肉。當此艱危之際，一部分啟蒙主義思想家，或來自封建階級內部，或來自於新生的資產階級陣營，由深度的危機意識激發出強烈批判意識；其批判所指是現存的腐朽破敗的封建政製。批判意識在中國文化中大體上是闕如的，對王朝作集體性的抗議乃至批判實肇始於近代。啟蒙主義者作思想啟蒙，需要有相應的舉措，他們或“公車上書”，或直接參與維新改革，或收徒講學，或組織學會，同誌相論，或辦報創刊，但更為普遍的是作文著書，以此作為向社會發言的一種重要方式。報告文學發生期後期，辛亥革命爆發，漫長的封建統治從此終結，但軍閥統治下的現實依然黑暗；反封建、反專製任重道遠，科學與民主成為時代的主題。統觀整個報告文學發生期，啟蒙文化成為一種主導性的社會存在。
報告文學正是這種啟蒙文化的伴生物，同時報告文學又成為啟蒙文化的重要成果。服從於這個時期啟蒙的總主題，報告文學的取材呈現出重大性、政治性、開放性的特色，其有三種基本的主題取向。一是直接揭露專製統治的黑暗腐敗，代表性的作品有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黃遠生的《外交部之廚子》等；二是實錄現實生活慘酷難堪的圖景，主要作品有《被難始末記》、《唐山煤礦葬送工人大慘劇》等；三是“睜眼看世界”，以旅行考察記的形式報告域外的政俗風情，作者著意記述與國內政製維新、民智開發、社會進步、文化建設等有關聯者。這一類作品有王韜的《漫遊隨錄》、梁啟超的《新大陸遊記》，還有周恩來的《旅歐通信》和瞿秋白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等。
將30年代至60年代這一包含兩個不同的社會曆史形態的曆史時期指認為報告文學的自立期，這是基於對文學史的史實所作出的一種判斷。30年代報告文學開始擁有自己的文體稱名，對它的理論研究也逐步展開，此間已經出現在報告文學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重要作品，如夏衍的《包身工》等。報告文學從無名之體一躍成為文壇的重鎮。抗日戰爭初期報告文學更是異軍突起，以群對此盛況作有描述：“一切的文藝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十分之七八）發表報告文學；讀者以最大的熱忱期待著每一篇新的報告文學刊布；既成的作家（不論小說家或詩人或散文家或評論家），十分之八九都寫過幾篇報告。在這樣的情況下，報告文學就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了！”以群：《抗戰以來的中國報告文學》，《中蘇文化》第9卷第1期，1941年7月25日。五六十年代報告文學在文壇也占有一定的份額。1963年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和中國作家協會聯合召開了報告文學座談會。在座談會的紀要中確認：“從報告文學本身的發展來談，在全國解放以來的十三年中，在報紙和刊物上占有不小的比重，也產生了不少富有戰鬥性、反映了時代精神的優秀作品。”可以認為，報告文學作為一種文體已經獨立地存在於文壇了。有些作品或被指認為散文，或被歸入通訊一類，文體屬性常常發生漂移。據此，有研究者認為報告文學尚沒有取得獨立的文體地位。其實，文體屬性的漂移是作為邊緣性文體的報告文學的一個表征。因為這一文體本來就具有某種互文體的特性（intertextuality）。在我看來，文體的獨立與文體的成熟並不是一個等值的判斷，兩者之間雖有關聯，但各有特指。一種文體的獨立並不意味著它的成熟。獨立，更多的是指文體在文體序列中具有了一種“戶籍”，表明它的存在；而成熟，則不僅表明文體的獨立，更表明它已經走向自覺。從總體上看，3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國報告文學是自立的，但尚不是自覺的。
中國的報告文學是一種顯得“早熟”的文體。這一個判斷意指它的自立，除了文體自身的生長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歸結於環境的催生促長。這一環境即是特定時代的社會文化生態。從某種意義上說，報告文學的自立更多的是一種“他立”。這種“他立”的實現，在於具有獨特功能的文體與具有特殊需要的時代之間產生了一種雙向選擇的契合關係。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社會與此後的當代中國社會有著本質性的重大區別。但就報告文學而言，雖然寫作的具體內容與主題取向有了顯見的不同，而社會政製的革命性變化，並沒有截斷三四十年代與五六十年代報告文學創作中某種內在的關聯。佘樹森、陳旭光注意到了包括報告文學在內的現當代散文之間變異相承的史實，指出：“30—40年代，時代劇變曾經引起散文觀念的變革，造成散文天地的傾斜：以個性意識為主導的抒情小品體日趨衰落，而以群體意識為主導的通訊特寫體則蓬勃發展。當代散文、報告文學的初創期，正是在這種傾斜的天地裏開始的。從整體審美風範上考察，可以說：建國初期的散文，乃是‘延安散文’的延續，而建國初期的報告文學，則是40年代‘戰地報告’的拓展。”佘樹森、陳旭光：《中國當代散文報告文學發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應該說這樣的觀點上頗有原創性的，但是它隻是提示了一種關聯性的現象，而沒有揭示內在的具有實質性貫穿性意義的本因。在我看來，這本因就是強勢的政治文化的製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