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七年春天，我的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由於以前過度操勞，累垮了身體，身體仍然很差。荷蘭——蘇門答臘公司案和莫拍杜依斯男爵的巨大計劃案，大家都還記憶猶新。這些案件與政治和經濟有很密切的關係，我不好在我的一篇篇短篇作品中寫出來。但那兩件案子又比較新奇、複雜。那間接的方式使我朋友有機會證實一下一種新的鬥爭方法的價值。我朋友一生都在與犯罪行為作鬥爭，這種方法也是他所使用的許多方法中的一種。
我翻了一下筆記，是在四月十四日，我收到了一封從裏昂來的電報。那電報上說福爾摩斯病倒在杜朗旅館。二十四小時內，我趕到了他的病房，發現他的病情不太嚴重，這才放心。不過，雖然他有這麼強健的體格，在兩個多月的勞累後，也免不了垮了下來。在這期間，他每天最少也要工作十五小時，而且他還跟我說，他多次不停地連續工作五天。在這樣極度的勞累之後，勝利的消息也不能使他的身體有所好轉。他的名字傳遍歐洲，各地發來的賀電在他房中都堆了幾寸厚，但我發現福爾摩斯還是提不起精神來。這次，三個國家的警察都失敗了，他反而贏得了成功，歐洲最高超的詐騙犯玩弄了這麼多的鬼計，他一一都識破了。結果這也沒能使他從極度勞累中感到精神振奮。
過了三天，我們又回到了貝克街。我想換個環境對我朋友的身體可能會有好處，再說我自己也非常想趁此明媚的春光到鄉下呆一個星期。我有個老朋友叫海特上校。他還在阿富汗時，我就給他治過病。他在薩裏郡的瑞蓋特附近買了一所住宅，經常邀我到他那裏去做客。不久前，他又說，如果我的朋友福爾摩斯願意和我一起去，他同樣會高興地招待他。我委婉地把這意思說了出來。福爾摩斯一聽說主人是個單身漢，他又可以不受拘束地隨意行動，就同意了我的計劃。從裏昂回來隻有一個星期，我們就到上校家去了。海特是個傑出的老軍人，見多識廣。他很快就發覺和福爾摩斯交談很愉快，我早就料到會如此的。
我們到達的那天傍晚，吃過晚飯後，大家坐在上校的貯槍室裏。福爾摩斯伸開手腳躺在沙發上，海特和我正在看著他那收藏手槍、步槍的小軍械室。
“順便說一聲，”上校突然說，“我想拿支手槍到樓上去，免得有警報。”
“有警報？”我說。
“是的，不久前這個地區出了一點事，嚇了我們一跳。老阿克頓是我們這裏的一個有錢人。上星期一有人闖進了他家。雖然沒有丟失什麼值錢的東西，可是也沒有抓到那些家夥。”
“有線索嗎？”福爾摩斯抬頭望著上校問。
“現在還沒有。不過這隻是一件小事，是我們村裏的一件小小的犯罪案件，你剛辦了這麼大的國際案件，這不會引起你的注意的，福爾摩斯先生。”
福爾摩斯揮揮手叫他不要稱讚自己，但他的微笑卻說明這些讚美話也使他很高興。
“留下了什麼重要的痕跡沒有？”
“沒有。那賊在藏書室亂翻一通，費了一肚子勁，但沒得到什麼。書籍翻得亂七八糟，抽屜也全都撬開了，整個圖書室一團糟。最後隻偷走了一卷蒲柏譯的荷馬史詩、兩隻鍍金燭台、一方象牙鎮紙、一個橡木製的小晴雨計和一團線。”
“真是五花八門的東西！”我說。
“嗯，很明顯，這些家夥是碰到什麼就拿什麼。”
福爾摩斯在沙發上哼了一聲。
“當地的警察應該從這裏麵找到一些線索，”福爾摩斯說，“嗯，很明顯……。”
可是我伸手製止他說：“你是到這裏來休息的，老朋友。不要去搞什麼新的案子，尤其是現在，你仍然十分疲倦。”
福爾摩斯聳聳肩，無可奈何地看了一眼上校。然後，我們便談起了其它不那麼敏感的話題來。
然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作為醫生提醒他注意的那些話都白說了。
就在第二天早晨，這案子就使我們卷了進去，避也避不開了。這突然的變化是我們始料不及的。我們正吃著早飯，上校的管家一點禮節也不顧地衝了進來。
“又有消息了，先生，”他氣喘籲籲地說：“是在坎寧安先生家裏！先生。”
“又偷了什麼吧！”上校舉著一杯咖啡大聲說。
“是殺了人呢！”
上校驚叫了一聲，“天哪！”他說：“那是殺了誰？是治安官還是他兒子？”
“都不是，先生。是馬車夫威廉。一顆子彈擊中了他心髒，他再也不能說什麼了，先生。”
“那是誰開的槍？”
“是那個賊，先生。他飛快地跑了，一下子就跑得無蹤無影了。他剛從廚房窗子爬進去，威廉就看見了他。為了保護主人的財產，威廉就丟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