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羅納德·阿代爾在最奇特和最莫名其妙的情況下被人謀殺。這一案子不僅引起了全倫敦人的關注，而且也使得上流社會恐慌不安。對於警方在調查此案中所發現的那些詳細案情，大家都已經知道了。不過當時有許多細節沒有被公開，因為起訴的理由非常充足，無須公開所有的真相。將近十年過去了，直到現在我才能把這樁奇案中那些省去的環節補充出來。案子本身很耐人尋味，不過對於我來說，這案子吸引我的程度與案情出乎意料之外的發展相比，簡直是無足輕重，因為這後來發生的事可算是我出生入死的一生中最為震驚、最為詫異的一起了。即使在事隔這麼多年後的今天，我每每想起它來仍激動不已，仍能再次感受到讓我茫然不知所措的那種突如其來的高興、驚愕和懷疑之情。我知道讀者們對我偶爾談起的這位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斷很感興趣，那麼我現在要向你們說一句：不要因為我沒有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訴你們而責備我。要不是他曾親口下令禁止我這樣做，我會把這當做首要義務的。這條禁令上個月三號才取消。
大家不難想象，由於我和歇洛克·福爾摩斯的密切關係，我對刑事案件也甚感興趣，因此在他失蹤之後我也從未停止過仔細閱讀各種登載的疑案。
為了滿足個人興趣，我甚至還不止一次地試用他的方法來解開這些疑案，隻是不大成功。然而，還沒有一件案子像羅納德·阿代爾的慘死那樣吸引我。
當我讀到審訊時提出的證據以及根據這些證據判決某個或某些未查明的人蓄意謀殺時，我比以前更清楚地意識到福爾摩斯的去世給社會帶來的損失。我可以肯定，這樁奇案中有幾點會特別吸引他；而這位歐洲數一數二的刑事偵探，以他非凡的觀察力和敏銳的頭腦，很可能會補充警方的力量，更有可能使警方提前結案。我整天巡回出診，腦了裏卻在琢磨著這起案子，但總也得不出一個說得通的解釋。我甘冒講陳舊故事的風險，把審訊結束時公布於眾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這位可敬的羅納德·阿代爾是當時澳大利亞某殖民地總督梅努斯伯爵的次子。阿代爾的母親從澳大利亞回來做白內障手術，和兒子阿代爾以及女兒希爾達住在公園路４２７號。這位年輕人出入上層社會，就大家所知，沒有仇人，也沒有什麼惡習。他曾與卡斯特爾斯的伊迪絲·伍德利小姐訂過婚，但幾個月前在雙方的同意下解除了婚約，事後也看不出他有多少留戀。他總是生活在一個狹小、循規蹈矩的圈子裏，並且因為生性冷漠，習慣有規律的刻板生活。可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號晚上十點與十一點二十之間，死神出乎意料地以最奇特的方式降臨到了這位無憂無慮的年輕貴族的頭上。
羅納德·阿代爾喜歡打牌，一打起來就不想歇手，不過他下的賭注從來也沒有大到有損他身分的地步。他是鮑德溫、卡文迪希和巴格特爾三個紙牌俱樂部的會員。據報道，他遇害的那一天，晚飯後在卡文迪希俱樂部玩了一盤惠斯特。當天下午他也在那裏打過牌。和他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約翰·哈代爵士和莫蘭上校作證說他們打的確實是惠斯特，每人的手氣都差不多。阿代爾大概輸了五鎊，不會超過這個數字。他有一筆可觀的財產，因此這樣的小輸贏決不致於對他有什麼影響。他幾乎每天不是在這個俱樂部就是在那個俱樂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很謹慎，結束的時候通常是贏家。證詞中還提到幾星期前，他與莫蘭上校配對一口氣贏了戈弗雷·米爾納和巴爾莫洛勳爵四百二十鎊。調查報告中提到的關於他的近況就這些。
案發的當晚，他從俱樂部回到家時正好是十點。他母親和妹妹上親戚家串門去了。女仆證明說，她聽到他走進二樓的前廳——也就是他通常用作起居室的那一間。她已經在裏麵生好了火，因為有煙；還打開了窗子。房間裏沒有任何動靜，直到十一點二十分梅努斯夫人和女兒回來。夫人想進兒子的房間去道聲晚安，卻發現房門從裏麵鎖上了，而且無論她們怎麼喊叫和敲打，裏麵都毫無反應。於是找人來把門撞開，隻見這位不幸的青年躺在桌子旁邊，腦袋被一顆左輪開花子彈擊碎，樣子非常可怕。但是屋裏不見任何武器。桌上擺著兩張十鎊的鈔票和十七鎊十先令的金銀幣，分成了幾小堆，每堆的數目各不相同。另外還有一張紙條，上麵記了一些數字，還並排記了幾位俱樂部朋友的名字。由此可以推測他遇害前正在計算打牌的輸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