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刑事專家的角度來說，”福爾摩斯先生說，“自從莫裏亞蒂教授死了之後，倫敦變成了一座非常乏味的城市。”
“我相信正派市民沒有幾個會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說。
“是啊，是啊，我不該自私，”他笑著說，一麵把椅子往後一推，離開了早餐桌。“這對社會當然有益。除了因失去活幹而無所事事的可憐的專家以外，誰也沒有受損失。在那個家夥惹事生非的日子裏，每天都可以從晨報上讀到可能發生的事。而且，華生，雖然常常是微不足道的蛛絲馬跡，模糊不明的一個暗示，卻足以讓我知道這個惡毒的匪首還在那裏，就如同蛛網邊緣稍有顫動，就能使人想到潛伏在網中央那個可惡的蜘蛛一樣。對於掌握線索的人來說，小偷小摸的行徑、恣意行凶、意圖不明的暴行，都可以連成一個整體。對於研究上層黑社會的學者來說，當時的歐洲還沒有一個首都能提供倫敦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可是現在呢——”他聳了聳肩，很幽默地對他自己費盡心血創造出的現狀表示不滿。
我現在談到的這個時候，福爾摩斯回到倫敦已經有幾個月了。我在他的請求下，也已經出讓了我的診所，搬回貝克街和他合住在我們的老寓所。一個叫維爾納的年輕醫生買下了我在肯辛頓的小診所，而且沒有絲毫猶豫就按我冒昧提出的最高價付了錢。幾年後我才弄清真相，維爾納原來是福爾摩斯的一個遠親，錢實際上是我朋友出的。
其實，在我們合作的這幾個月裏，日子並不像他所說的那樣平淡無奇。
我查看了一下我的筆記，發現這段時間的案子裏有前穆裏羅總統文件案和荷蘭“弗裏斯蘭”號輪船的驚人事件。這後一個案子差一點要了我倆的命。但是，他天性冷靜、自重，總是不喜歡任何形式的公開讚揚，而且以最嚴格的規定約束我隻字不提關於他本人、他的方法、他的成功的話。我已經解釋過，他的這項禁令隻是現在才被取消的。
福爾摩斯發表了上述古怪的牢騷之後，往椅子背上一靠，悠閑地打開晨報。就在這時，一陣嚇人的門鈴聲引起了我們的注意，緊接著是一陣咚咚的敲門聲，好像有人在用拳頭捶打大門。門開了，可以聽到有人吵吵鬧鬧地衝進了過道，急切的腳步噔噔噔地上了樓梯。沒過一會兒，一個頭發散亂、目光淩亂、臉色蒼白的年輕人發瘋似地闖進屋來。他輪流打量了我們，看到我們疑問的目光，意識到有必要為自己這樣冒冒失失地闖進來道聲歉。
“對不起，福爾摩斯先生，”他大聲說，“請別責備我，我都快要發瘋了。福爾摩斯先生，我就是那個倒黴的約翰·赫克托·麥克法蘭。”
他這樣介紹自己，仿佛光是他這名字就能解釋他來訪的目的和失禮的原因一樣，但我從我朋友毫無反應的臉上可以看得出來，他和我都一樣對這個名字一無所知。
“先抽支煙吧，麥克法蘭先生，”他說著遞過煙盒。“我相信我這位朋友華生醫生準能根據你的症狀開一劑鎮定藥。這幾天天氣夠熱的。要是你現在感到心神安定一點了，就請坐在那把椅子上，慢慢地、靜靜地告訴我們你是誰，找我們有什麼事。你報了你的名字，好像我應該認識你，可是除了你是個單身漢、律師、共濟會會員、哮喘病患者以外，我確實對你一無所知。”
我因為熟悉我朋友的方法，所以不難領會他的推理，並且看得出，他這些推理的依據是這位年輕人不修邊幅、帶著一紮法律文件、表鏈上有護身符、呼吸急促。可是這位年輕的委托人卻驚得目瞪口呆。
“是的，您說的都沒錯，福爾摩斯先生。此外，我現在還是全倫敦最不幸的人。看在上帝份上，福爾摩斯先生，別扔下我不管。要是他們在我沒有講完之前就來逮捕我，請您讓他們給我點時間，把全部事實告訴您。隻要知道有您在外麵為我奔走，我會高高興興地走進監獄。”
“逮捕你！”福爾摩斯說，“這真是太……太有意思了。你認為他們會以什麼罪行逮捕你呢？”
“謀殺下諾伍德的約納斯·奧達克先生。”
我朋友那富有表情的臉上露出了一種在我看來似乎多少帶點滿意的同情。
“我的天哪，”他說，“剛才吃早飯的時候，我還對我朋友華生醫生說，一切轟動社會的案子都已經從報上消失了呢。”
我們的客人伸出一隻顫抖的手，拿起仍在福爾摩斯膝蓋上放著的《每日電訊報》。
“先生，您隻要看過報紙，就會一眼看出我今天上午為什麼來找您了。
我覺得好像人人都在談論我的名字和我的不幸。”他把報紙翻到登載重要新聞的那一版。“在這兒，請允許我給您念一念。您聽這個，福爾摩斯先生，標題是：“下諾伍德的神秘案件。著名建築師失蹤。懷疑為謀殺縱火案。罪犯的線索。”這就是他們追查的線索，福爾摩斯先生。我知道這線索必然會引到我身上來。從倫敦橋火車站起就一直有人跟蹤我，而且我可以肯定他們隻是在等逮捕證而已。這會讓我母親傷心的——肯定會讓她傷心的！”他驚恐萬狀地使勁扭著雙手，在椅子上一前一後地晃著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