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年底，歇洛克·福爾摩斯一直很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八年中每一件公辦的疑難案件都曾向他請教過；此外，他還在幾百起私人案件的偵破中起了主要作用，其中有些案子非常複雜，也非常有特色。這樣長期連續工作的結果是多次驚人的成功，當然也有幾起不可避免的失敗。由於我非常詳細地保留了這些案件的記錄，而且我本人也參加了其中許多案件的偵破，因此，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選擇哪些案件公布於眾，對我來說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過，我可以按我以前的做法，優先選擇那些不是以犯罪的凶殘、而是以結案的巧妙和戲劇性而引人入勝的案件。正因為這樣，我現在呈獻給讀者的是維奧萊特·史密斯小姐，也就是查林頓孤身騎車人的案子，因為我們在這個案子中調查到的奇異結局最後居然演變成了出人意料的悲劇。誠然，這個案子並不會給我朋友為此而揚名的那些才能增添什麼異彩，但它有其獨到之處，不同於我從中收集資料寫成了這些小故事的那些長篇犯罪記錄。
我查閱了我一八九五年的筆記，發現我們第一次聽說維奧萊特·史密斯這個名字是四月二十三號，星期六。我記得福爾摩斯一點也不歡迎她來訪，因為他當時正全神貫注地處理一件錯綜複雜的疑難案子，這個案子涉及到著名的煙草大王約翰·文森特·哈登所遭遇的奇特的迫害。我朋友最喜歡準確和思想集中，最討厭在他忙的時候有事情來分散他的注意力。然而，麵對一位深夜造訪貝克街，懇求他幫助和指點的身材苗條、儀態萬方、神色莊重的美貌姑娘，他又無法拒絕聽她講述她的遭遇，因為他並非生性固執生硬。他一再聲明他的時間已經排滿，可這無濟於事，因為這位姑娘下定決心非講不可，而且如果不讓她講完，顯然非要動用武力才能使她離開房間。福爾摩斯顯出無可奈何的神情，勉強笑了笑，請這位美麗的不速之客坐下，把她遇到的麻煩事告訴我們。
“至少這不是有關你健康的事，”福爾摩斯用他敏銳的眼睛上下打量了她後說，“像你這樣愛騎車的人，一定是精力充沛的。”
她驚訝地低頭看了看自己的雙腳，我注意到她鞋底的一邊略微被車腳蹬子邊緣磨得起了毛。
“是的，我經常騎車，福爾摩斯先生。我今天來找你正跟這事有關。”
我朋友拿起姑娘摘下手套的一隻手，像科學家看標本那樣，全神貫注而不動聲色地仔細看著。
“我相信你會原諒我的。我這是例行公事，”他說著放下了姑娘的手。
“我差一點錯把你當成打字員。你顯然是搞音樂的。華生，你注意到這兩種職業所共有的勺形指端嗎？不過，她臉上有一種風采，”她緩緩把臉轉向亮處，“這是打字員所沒有的。這位女士是音樂家。”
“是的，福爾摩斯先生，我教音樂。”
“看你的臉色，我想是在鄉下教音樂吧。”
“是的，先生，告訴法罕姆，在薩裏邊界。”
“那是個非常美麗的地方，也使人聯想到許多有趣的事情。華生，你還記得嗎？我們就是在那附近抓住偽造貨幣犯阿奇·斯坦福德的。那麼，維奧萊特小姐，在薩裏的邊界法罕姆附近，你遇到了什麼事？”
這位姑娘十分清楚、鎮靜自若地講述了下麵這段古怪離奇的事情來：
“福爾摩斯先生，我父親已經去世了。他叫詹姆士·史密斯，曾是老帝國劇院的樂隊指揮。除了我有個叔叔外，我和我母親在世上舉目無親。我叔叔叫拉爾夫·史密斯，二十五年前去了南非，一直杳無音信。父親死後，我們一直很窮，可是有一天別人告訴我們說，《泰晤士報》登了一則廣告，打聽我們的下落。你可以想象得出我們是多麼高興，因為我們以為有人給我們留了一筆遺產。我們立刻找到了在報上登了名字的那位律師，在那裏又遇見了兩位先生，卡如瑟斯和伍德利，是從南非回來探親的。他們說我叔叔是他們的朋友，幾個月前貧困交加地死在了約翰內斯堡，臨終前請他們去找他的親屬，並保證使他的親屬們不缺衣少食。我們感到很奇怪，拉爾夫叔叔生前對我們不聞不問，死後卻要這樣精心照顧我們。可是卡如瑟斯先生解釋說，我叔叔剛聽說他哥哥去世的消息，感到應該對我們負有義務。”
“對不起，”福爾摩斯說，“這次見麵是什麼時候的事？”
“去年十二月，也就是四個月前。”
“請接著講下去。”
“我覺得伍德利先生非常令人討厭。這個年輕人真沒教養。他有一張虛胖的臉，留著一臉的紅胡子，濃密的頭發披在額頭的兩邊，而且還不停地向我擠眉弄眼。我覺得他討厭極了，而且相信西利爾肯定不樂意我認識這樣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