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曆史上的這個敗類之死，史料有以下記載：
《明史奸臣傳》：“明年，大兵剿湖賊，士英與長興伯吳日生俱擒獲，詔並斬之。阮大铖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赴江幹乞降，從大兵攻仙霞關，僵仆石上死。而野乘載士英遁至台州山寺為僧，為我兵擒獲，大铖、國安先後降。尋唐王走順昌。我大兵至，搜龍江，得士英、大铖、國安父子請王出關為內應疏，遂駢斬士英、國安於延平城下。大铖方遊山，自觸石死，仍戮屍雲。”
清吳偉業《鹿樵紀聞》中《馬阮始末》稱：“抵仙霞，諸公皆按轡上嶺，大铖下馬步進。諸公以嶺路長，且騎，俟到險乃下。大铖左牽馬，右指騎行者曰：‘看我精力十倍此少年。’言訖鼓勇而先。久之，諸公方至五通嶺，見大铖馬拋路口，身坐石上，呼之不應；馬上以鞭挑其辮，亦不動；下視之，死矣。”
清錢澄之《藏山閣文存》中《皖髯事實》載：“一日忽麵腫，諸內院憂之，語獻忠（耿氏明金華知府）曰：‘阮公麵腫，恐有病，不勝鞍馬之勞。老漢不宜腫麵，君可相謂令暫駐衢州，俟我輩入關取建寧後，遣人相迓何如？’獻忠以語大铖，大铖驚曰：‘我何病，我雖年六十，能騎生馬，挽強弓，鐵錚錚漢子也。’……於是與大铖同行。既抵關下，皆騎，按轡緩行，上嶺，大铖獨下馬徒步而前。諸公呼曰：‘嶺路長且騎，俟到險峻處乃下。’大铖左牽馬，右指騎者曰：‘何怯也，汝看我筋力，百倍於汝後生。’蓋示壯以信其無病也。言訖，鼓勇而登，不複望見。久之，諸公始至五通嶺，為仙霞最高處，見大铖馬拋路口，身踞石坐，喘息始定，呼之騎不應，馬上以鞭掣其辮，亦不動，視之死矣。”
清戴名世《弘光朝偽東宮偽後及黨禍紀略》中，對阮大铖之死，有更具現場感的描寫：“大兵遂連收金衢諸郡縣，將逾仙霞嶺，抵青湖下壁，會大铖有微疾，軍中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吾等先逾嶺，而公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铖艴然變色曰：‘吾雖老，尚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複慨然歎曰：‘此必東林複社來間我也！’軍中不解東林複社為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軍逾嶺，大铖下馬步行，矯健如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之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禿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於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遍覓無棺，閱一二日，乃舁大扉至嶺上，會天暑，屍蟲盈於路，僅存腐骨而已。”
從以上文字看，有一個特點，凡涉及到阮大铖的最後一刻，無不側重其猝死，其立斃，其死無葬身之地。雖不作評價，不作判斷，也沒有人說他惡貫滿盈，說他死有餘辜，說他萬死不能辭其罪，說他應該千刀萬剮才是，作似乎冷靜的客觀報道。但字裏行間，細細品味，筆墨中那種認為其死得好，死得該的鬆快感，認為其死得難看，死得肮髒的稱心感，還是可以覺察出來的。
這塊令阮大铖死命的石頭，至今猶在仙霞嶺上。
有句成語，“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明末清初的阮大铖，某種意義上說，就相當於春秋時魯莊公的庶兄慶父。他活著，就是別人的災難。除了在文學史上，還能成為一則詞條外，其一生行狀，了無是處，頭頂長瘡，腳底流膿，是個壞透了的醜類。無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都是一個被唾棄、被詬病的無恥文人。所以，吳梅村說他“馬上以鞭掣其辮，亦不動，視之死矣”；戴名世說他“會天暑，屍蟲盈於路，僅存腐骨而已”，固然有文人的誇張成分，但“多行不義必自斃”，凡壞蛋，必得壞下場，好像也是一個真理。
不過，這個阮大胡子生命力特別頑強，死前一天，猶能“騎生馬，挽強弓”，登高山如履平地，精力旺盛得十分反常。合了民諺所說，“好人不長久，王八活千年”，實在令人痛苦。這種害人的人，多活一天，就多給別人製造災難一天，這也是大家切身體驗過的。
可是，中國人，特別是無能的老百姓，對那些為非作歹之輩，囂張跋扈之徒，誤國害民之官，喪盡天良之類，轟又轟不走，趕又趕不跑，打又打不到，造反也造不了，無計可施，隻好拜托老天爺來懲罰。可燒了高香，磕了響頭，也未必靈，有時，惡人連鬼神都避著他的。於是，該死的不死，害人者長壽，壞蛋逍遙法外，小人活得得意。反過來，君子倒黴，好人受氣，老實被欺，善良者蒙冤委曲……人們不禁問，老天為什麼不長眼？
這個阮大铖，甚至離死日不遠，還作惡不止呢，你拿他有什麼法子？據戴名世文：
大铖自蕪湖走浙江。先是大铖已先士英降矣，金華人朱大典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守城。而大典故督師南中，與大铖同事。至是大铖抵金華，自言窮追來歸，大典憐而納之。大铖為內應，金華破，屠之，大典自殺，闔家五百人皆自焚死。
罪不可逭的阮大铖，如八年抗戰時期，為鬼子掃蕩帶路的狗漢奸一樣，又引清軍越仙霞嶺向福建而去。終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老天也不想讓他再活下去了，一個蹊蹺怪異的結局在等待著他。
爬上高山，登上險峰的阮大胡子，突然，不知一腳沒有踩穩，還是眼神稍有不濟？也不知是他撲在兀立的石頭上，還是迎麵的石頭撲往走來的他？什麼過程也沒有，也來不及有，也不讓他有，阮大铖肮髒汙穢的一生，就在這塊石頭跟前結束。
這樣，在文學史上，托庇他的一部《燕子箋》，使他的臭名留存下來，否則，早湮沒在曆史的垃圾堆裏了。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又字圓海，號石巢、百子山樵。安徽安慶人，後遷居桐城。萬曆四十四年，他二十九歲時舉進士，天啟朝，謀得吏科給事中差使。其實，阮登仕途之始，倒是以一口安慶話的桐城老鄉身份，走左僉都禦史左光鬥的門子，並不是鐵杆的閹黨。這時發生了一件事，使得他背左投魏，便成為徹頭徹尾的壞蛋。他丁憂期間，都給事中一職空缺，例應提升者中有他。左光鬥關照這位小老鄉，特地傳話讓他回京候補。當時，魏忠賢雖然得勢，但東林黨人與之針鋒相對，鬥爭也很激烈。阮大铖是個小人，首鼠兩端，遊走其間，雙方討好，牟取利益，是再自然不過的生存之道。
因而朝中的東林黨人，討厭他的這種騎牆和投機，認為他“輕躁不可任”，不打算提拔阮大铖，而內定魏大中。“給事中”一職，司監察職，而“都給事中”，等於紀檢組長，這一級升職，相當於處級提到副局，很是關鍵，決定今後仕途，能不能到正局，到副部。於是加入閹黨，成為九千歲魏忠賢的親信，走動甚勤。獻媚上《百官圖》，攻訐東林，導致冤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