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的傳統節日，大多具有趨吉避凶的原始寓意，如遍插茱萸、登高望遠的重陽節；清風皓月、覽景懷人的中秋節；一元複始、萬家團聚的春節；還有，祭江祭河、競遊競渡的端午節……
2002年6月14日早晨，端午節的前一天，我將一張照片裝入信封，投入街頭的郵箱裏，寄往湖北武漢的一家刊物，配發我為該刊撰寫的一篇文章。那張照片是去年夏天，我移民美國後第一次回老家探親時，在村子的“街道”上拍攝的，照片的背景是土牆瓦頂的舊宅，破敗、單調，了無生氣。照片上，我站在中間，兩邊各站著兩個中年漢子，是我最熟悉的少年夥伴。在我一步步地遠離村莊，走到北京、走到成都、走到美國舊金山的二十年裏，他們卻堅守著村莊和土地，一步也不曾離開過。沒有誰比我更為清楚這種“堅守”中有多少無助、無望與無奈的因素。機遇、學識、眼界、性格限製了他們，像無形的、無處不在的繩索一樣，將他們捆綁在幾畝田地之上、幾間土屋之中，成為這個國家最基本的、最底層的納稅人。
在照片上站在我右側、個子略高於我的那位，大名叫“金興成”，小時候的乳名叫“大憨子”，是村裏的“孩子王”。他基本上算不得是我的朋友，在我小時候，他甚至還欺負過我，不止一次和我打架。但是，我卻將這張照片，掛在我書桌前的牆上，用一個小鏡框裝著。裝在同一個鏡框裏的，還有另外兩張照片，其中一張是已經無人居住的老家住宅，一張是穿村而過的一條褐色的土路，日漸衰敗的那座村莊在遠處隱約可見。
之所以選擇這張照片，是因為它見證了我在鄉村出生、成長的十八年歲月。如果說我的成長是一個動詞，它就是我那個動詞的“過去時”；如果說我的人生是一本書，它就是那本書的初版本；如果說腳下有一條蜿蜒兩萬裏的坎坷路，我就是那條路上的不歸人。
我不是一個喜歡照相的人，但新聞記者的職業和寫作者的便利，使我和許多人拍攝過合影，其中有高官、有名流、有巨賈、有麗人。但獨獨被我選中，裝入鏡框、懸於書桌之前，我一抬頭就能看到的，卻是這幾張老宅、土路、兒時夥伴的照片。
我知道，這是我的根，我的出處。
二
我們的村子，呈“十”字形的格局。我們家在這個十字的西南角，而金興成的家則在東北角，同樣處於十字街頭，兩家的直線距離隻有二十米。
我們都出生在1962年，隻不過我出生在歲末，而他則比我大幾個月，出生在八九月份。推算起來，我們的母親懷我們的時候，席卷中國的三年大饑饉勉強算是結束了。等我們出生時，好大好實在的一場豐收啊！我現在都還記得，奶奶講給我聽的故事：當時為我的滿月舉行“滿月酒”鄉宴時，炸的油條據說裝了滿滿一木桶。那桶，可不是水桶，而是能裝好幾石糧食的“穀桶”啊！奶奶說這話時，臉上驕傲的笑容我至今想起來都覺得溫馨不已。
饑荒過後，村裏新娶的媳婦們紛紛懷孕。那是多麼人丁旺盛的一年，僅有四十多戶人家的村子裏，一年內竟生了近二十個男嬰女嬰。村支書的妻子是接生婆，忙得腳不沾地。接生是免費的，一碗荷包蛋、一包用粗糙的草紙包裝的紅糖，是她剪斷臍帶後的謝禮。那一年，接生婆家的木箱子裏，怕是裝滿了這種紅糖吧？小時候，我就親眼看到有鄰居家的大嫂，到接生婆家裏借一包紅糖去走親戚，或是帶回娘家看望父母。在貧窮的年代裏，在僻遠的鄉村，我從小就看到人性的光芒在閃爍，看到善良的心靈在蒙昧和閉塞的環境中自生自滅。
風吹草長，眨眼之間，我們從光屁股的野孩子，變成了小學一年級的新生，用村裏雜貨鋪程老爹的話來說：“小馬駒套上了籠頭，從此要各奔前程了呢！”金興成和我，還有其他的幾名男孩、女孩，成了同班同學。小學並不遠，離我們的村子隻有一裏路。在上學放學的路上，我們通常都結伴而行，而這麼短的距離，卻長得足以讓孩子與孩子之間產生矛盾，甚至打起架來。有一天，下著雨，地上全是泥漿，我和他不知為了什麼事情打起架來。他雖然比我高一個頭，機靈勁和爆發力卻不敵我，結果，被我猛地摔到地上，滾了一身的泥。他哭著跑回家，口裏嚷嚷著，要叫他爸爸來收拾我。他爸爸是副隊長，我爸爸卻是地主的兒子。我嚇得沒敢上學，逃回家裏，將大門拴得死死，並用椅背緊緊抵住。我從門縫朝他們家張望，生怕他威風凜凜的爸爸向我們家走來，一腳將大門踢開。平生第一次，我對一種無形的東西——威脅，產生了恐懼。“威脅”這種東西，唯其無形、不定，才格外令人寢食難安。幸好，他的爸爸終於沒有上門興師問罪。事後，我的母親向他的母親賠不是，他的母親笑笑說：“小孩子打架，大人是不興插手的。大人要是計較起來，鬧得氣鼓氣脹的，還沒等消氣，小孩子們卻早已玩到一塊兒去了。狗兒離不開臭茅房呢！”
這是我最早聽到的一段關於“恕道”的話。它的精神內核與孔子所倡導的並無不同，隻不過是村婦村夫的民間俚語說出的罷了。
其實，小孩子之間吵架、鬥毆之後的絕交，是童年時代的一個嚴重事件，絕非大人們所想象的那樣簡單。絕交，當然是類似於外交辭令的成人語彙。在鄉下，我們是用“結孽”這個詞來表示這種兒童之間的交惡的。兒童時代心胸狹窄、氣性大，“結孽”後的兩個孩子，一兩年互不說話是常有的事情。村裏比我們年齡大幾歲的一個孩子，在某一天的晚飯後，將我們拉到村中心的土炮樓底下，那裏是我們村的“廣場”，孩子們遊戲的“俱樂部”。
他問我：“你願意和他和好嗎？”他指了指金興成。
我點了點頭，囁嚅著說：“願意。”
這位“調停人”又將同樣的問題，問金興成。他也給予了同樣的回答。
他要我們拉手。鄉下的孩子，是不興握手的，所以，“握手言和”這個詞，用在這裏並不恰當。拉手，謂之“過電”，這“電”一通，隔膜、怨恨的心也似乎通了。但是，我們倆都遲疑著，都不太情願先伸出手去，一年多以前的那場架，誰在理，誰理虧，都還梗在小小的心裏。這位大孩子捉住我們的手，強拉在一起，命我們叫一聲對方的名字。
在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調停都如此煩瑣，且必須舉行某種儀式。
我從小沒有乳名，所以，他隻好喊我的學名“程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