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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的村莊，我的感情是極其複雜的，可以說，它既是我遠走天涯的驅動力，也是我萬裏牽掛的磁場中心。它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祖輩至少兩代人的埋骨之鄉。從我少不更事，到長大成人，村莊成為我人生伸手可觸的教科書，讓我從骨子裏了解、體會中國農民的命運，對他們懷著無言的悲憫之心。憑著我一點點言說的才能，說出他們的苦楚和夢想，是我永恒的使命。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比許多同齡的、來自鄉村的寫作者，對於土地有著更深一層的關注，對於完全依靠土地為生的人懷著更濃一點的親切感，雖然我已遠渡重洋，在“英語裏”定居。我對故鄉的每一次回眸，都要越過兩萬裏的浩瀚波濤。
有一年夏天，我回到第二故鄉成都，同為湖北鄉村背景讀書人的龔明德兄曾說：你是一個家族觀念很強的人。我認可他的評價，並不認為這裏麵含有什麼貶義。確實，散布在周圍的村莊裏，與我有著或濃或淡血緣關係的那些親戚們，在我心裏，有著比一般村民更親的感覺。我知道，他們互相攀扯、互相幫襯，走過了赤貧而恐懼的歲月。他們是在泥土下麵，將根糾結、纏繞在一起的一群人。而我，如果不是好運的一兩次特別眷顧，我與他們的這種糾結與纏繞，或許更深。
前幾天，在中央電視台的一個作家寫城市係列節目中，看到了成都作家鄧賢談成都的節目，有一句話令我非常震動：當他問青城山的女道長，他們敬的神靈是什麼時，女道長回答了兩個字：祖先。
畏天，敬祖，人不作孽。
雖然我無力關注全體中國農民的遭遇與命運，我至少可以關注我出生並長大的那個村子，那些我熟悉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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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村子，在江漢平原西邊，處在淺丘陵上。在我的整個童年少年時代，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地上有一塊石頭，有的隻是黑黑的、肥肥的土。而禾場上的石滾，作為一種古老、原始的農具，已經不再是純粹的石頭。石頭另外的存在方式是石磨。小時候，家裏的磨聲霍霍響起的時候，灶膛裏的火就熊熊地旺起來，溫暖和慈愛頃刻間彌漫我們的土屋，成為幼時的美好記憶。
村子是由四條“街道”十字交叉組成的。我的家，就在十字路口。全村最鼎盛的時候，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前後。全村約有40戶人家，近300人口。全村勞動力，被分成四個勞動小組，我隸屬於其中。在我上大學之後，回家探親，還看到村裏倉庫的牆頭當年的工分榜上，我的名字排在我父親的名字之下。從插秧到割穀，四季的農活我大都可以勝任，但也有例外。比如，有一次，在禾場上，大隊支書吩咐我，將牛套上石滾。我無論如何努力，都係不好那粗粗的拉著石滾的纜繩。支書憤憤地說：“看你將來怎麼活命！”支書是我的本家長輩，對我，他是完全可以罵一罵的。直到今天，我還感念他的怒氣，因為，這也是我走出村莊的強大動力。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土地對農民的束縛關係漸漸鬆弛，村民以至少兩種方式離開了村子：一是考上大學；二是到附近的城鎮做小生意並定居。10多年來，村裏的戶數急劇減少到10多戶，人口則隻有幾十人了。10多年來，村裏沒有人再有能力修建新房子，而村子中心也出現了人家搬走後留下的斷牆殘壁，刺眼地散亂著。老人陸續入土了，村東鬆樹林中的墓地，已經擠滿了我熟悉的鄉親，在簡陋的墓碑上，在一堆堆謙卑的泥土之下。在他們中間，躺著我的爺爺奶奶、老爹和太太（鄉間的稱呼，其實是我爺爺奶奶的叔叔嬸嬸），還有叔祖。每年的春秋二祭，這裏都要響起鞭炮、燃起紙錢，子孫都要在墳前的草地上，跪倒磕頭；年夜飯的桌上，也照常要擺上他們的碗筷，讓他們的在天之靈，回到這土屋裏，看著子孫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