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以後，妹妹突然打電話來，為一周以前和我吵架的事道歉。我說不會把這些事放心上，請她開心過每一天。
可妹妹說她每一天都很不開心，她也知道男朋友將來或許沒多大出息，但她不會丟下那男的獨自離去。妹妹說哥哥也大不如從前那樣容易說話。往往通不上幾句話便大聲教訓。這一次我們談了很久，最後她淡淡地勸我保重身體。
掛斷電話之後，我在窗台前站了許久。窗外下雨了，南方的家裏是不是在下雨呢？我突然再次回憶起多年以前偷妹妹錢的那個夜晚，她傷心無助地哭泣。我突然覺得她很可憐，我突然覺得她對哥哥的了解勝過我對她，我突然覺得自己要加倍努力工怍，因為將來假如妹妹不太幸福，她至少還有哥哥可以依靠。
“走西口”的長途電話
文／唐敏
我的丈夫最不喜歡我離開他。他一想到我容光煥發地在外麵和文學界的朋友高談闊論，快樂地東走西遊，馬上認為自己遭到了拋棄，悲痛萬分。買來老酒代飯，然後在廈門的中山路上遊蕩到深夜。弄得廈門的朋友們都中了他的“苦肉計”，認為我出門不宜太久。
1986年底，我又要離開他去北京開會。行前數日，丈夫的臉就“多雲轉陰”，搶在我前頭也去出差，並威脅我說：“不一定回來送你了。”
到臨行前一天的淩晨五點，丈夫終於回來，我拜托他買的漂亮衣服一件也沒買來，倒是買了件睡袍，要我別後夜夜穿著睡覺。於是我大發脾氣，表示要穿著睡袍去開會，說明我的丈夫連衣服也不給我買。他也大發其火，說我這麼難看，簡直找不出一件衣服來配我的醜陋。
那天他一會兒要喝羊肉湯，一會兒要吃胖頭魚，極盡可惡可卑之能事。到晚上十點多，我開始收拾行裝，丈夫麵目可憎地坐在床上袖手旁觀，他一會兒說：“瞧，離開丈夫這麼高興，無情無義！”一會兒說：“激動什麼？不是明天中午的飛機嗎？明天上午來不及整理嗎？”惹得我氣起來，隻顧罵他，把至關重要的一筆錢、一條毛圍巾和一包茶葉都忘了收進旅行包。
吵過了零點，他突然宣布他想通了。我問他通了哪一竅，他軟遝遝地說：“我把你看透了，你走吧。”我說：“老規矩，我一到就把電話號碼用電報打來，你掛長途來。”
“不，這次堅決不給你掛了。”
“不掛就不掛，你別後悔！”
他一聲不吭，像條可憐的鼻涕蟲，獨自先睡。
我望著他給我看的大脊背，心裏響起了那支著名的青海名歌《走西口》的歌聲：
哥哥你要走西口，
小妹妹也難留。
止不住傷心淚，
一道一道往下流。
如今是小妹妹走西口，哥哥的傷心淚在那裏一道一道往下流。我實在憋不住，一個人笑出了聲。
第二天上午舒婷、張力、劉小龍和我坐了一部的士去機場，丈夫駕著摩托跟在後邊。在安全檢查門外，他灰溜溜地和我說聲再見，又喊過去：“張力啊！拜托你啦！監督她早點休息！舒婷！劉小龍！拜托你們啦！”
拜托得我心裏一軟，說：“給我打長途，我一去就把電話號碼……”
“不給你打！你別想！”他幾乎是惡狠狠地說。
那歌裏唱道：
指甲連肉離開了，
我呀離開了你呀，
把鴛鴦活活地拆開了。
可這是隻多麼惡劣的雄鴛鴦啊！
遠遠望去，丈夫在關卡外整整矮了半截。
一到北京，就陷入了漫天大雪中，一場又一場的雪把北京弄成了大冰庫，望去全是暗淡的肮髒的冰雪，我這個南方人第一次領教了天寒地凍的滋味，一顆心全回到依然短裙飄飄的廈門島。想到廈門真是天好地好什麼都好，唯有丈夫可氣。居然斷情絕義地聲稱不給我打電話！
每天關在全封閉的房間內，絕對沒有新鮮空氣，暖氣燒得鼻子出血，眺望高樓下一片空曠的雪地，到王府井一趟沒有大半天決回不來。偏偏會議安排的電影被我看到的，不是複仇就是凶殺，從地下殺到天上又殺進海裏，《呼嘯山莊》壓抑得人要發瘋。這不是看電影是看一場接一場的噩夢。每天我都從電影場裏逃出來。出了夢魘又冷清得可怕。穿上那件睡袍，周圍沒有一點人聲，躺在床上體會被拋棄到“西伯利亞”的悲傷。可是在那碧綠而溫暖的南方海島上，丈夫這陣子一定以為我怎麼熱鬧，怎麼快活，怎麼把他遺忘！可是房內唯一帶著溫暖顏色的橘紅色電話機卻沉默著。
這樣憋呀憋呀，憋到12月31日的中午，袁和平和張力要去豐台釘鞋釘，我連忙請他們代我給丈夫打個電報。
我寫“新年好！”又寫“北京大雪滿城”，再寫下去就十分可憐了：“想起你就溫暖”；寫到“日夜盼歸廈門”時，覺得自己軟得不行了。要不要寫上電話號碼呢？想到丈夫那副躊躇滿誌的模樣，自己的威風一點也不剩了。於是便不寫。被袁和平他們一催，匆匆地寫上“新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