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對世界的總的認識和態度。摩尼教認為宇宙間有兩個對立的原則：光明與黑暗、上帝與物質。物質世界、肉體生活都是黑暗的。早期基督教會內也有很多人認為物質世界的一切都是屬於罪惡的，主張遠離世俗。奧古斯丁則從他的基督教信仰出發，堅持宇宙一元論，認為神“從空虛中創造了近乎空虛的、未具形象的物質，又用這物質創造了世界，創造了我們人的子孫們所讚歎的千奇萬妙”。對於世界，奧古斯丁不是把它與基督教信仰中的神對立起來，而是說：“這是天主以及天主所創造的萬物，天主是美善的……美善的天主創造美善的事物，天主包容、充塞著受造之物。”始終堅持對現實世界的肯定，這是奧古斯丁的一個基本思想。
其次，探討“神究竟是什麼？”“我究竟是什麼？”本來基督教繼承猶太教傳統，對所信仰的神是隻許信不許問的，甚至連神的名字都不能提及，而奧古斯丁在《懺悔錄》第一卷便問：“我的天主，你究竟是什麼？”“你對我算什麼？”而且承認無法回答：“即便談得滔滔不絕，還和未說一樣。”在奧古斯丁之前的教父著作中，一切以神和救世主基督為中心，人的問題即便提及，也是抱著否定態度。奧古斯丁對救世主基督並非不重視，卻問：“我究竟是什麼？我的本性究竟是怎樣的？真是一個變化多端、形形色色、浩無涯際的生命！”“在一個注定死亡的活人身上……生命的力量真是多麼偉大！”他對自己所肯定的最基本的信仰和事實，還要問個究竟。
再次，有限的“我”怎樣尋求無限的“神”？傳統的基督教神學曆來認為，人無法認識神，隻能由神自己向人“啟示”。奧古斯丁在《懺悔錄》卷十則從感覺經驗開始，進而對感覺經驗加以論述、整理、貯存，納入深邃的記憶之中。至於人的感覺經驗如何能夠靠智能抽象為概念，奧古斯丁把它歸之於神的光照，從而把客觀經驗歸入人的內心自我，在內心中去與神際遇。這樣還不算完成，他又把全部曆史和人的經驗歸入神創世的“奧秘”，由此，在《懺悔錄》卷十一提出有關“時間”的一個著名問題：“時間究竟是什麼？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奧古斯丁不可能懂得時間是物質運動的形式，在他的時代，他隻認識到“我知道，如果沒有過去的事物，則沒有過去的時間”。而且承認：“我是在探索，我並不作肯定。”從對時間的思考，奧古斯丁又進一步在卷十二思索事物的變化：“我注視物體本身，並深一層探究物體的可變性。由於這可變性，物體從過去的那樣，成為現在的這樣。我猜測到物體從這一種未具形象的過程，不是通過絕對的空虛，而是通過某一種未具形象的原質……但這可變性究竟是什麼？是精神還是物質，抑或是精神或物質的一種狀態？”奧古斯丁並沒有就此繼續探尋下去，而是跳到了對“神”的討論：“確無可疑的是：在我們的意識中，一切可變的東西，是具有形象方麵的某種欠缺的，因此能改變形象。確無可疑的是：凡與不變的形象緊密結合的，便不受時間的影響……未具形象的物質，近乎空虛，也不能有時間的變遷。”而這未具形象的原質就是神在太初所創造的。奧古斯丁認為這樣便由人達到了神，達到了真理。
最後，提出道德的核心是認識自己。把道德與認識自己結合，這是奧古斯丁所稱“基督教蘇格拉底主義”的中心思想。對於認識自己，奧古斯丁從基督教信仰出發，通過對自己前半生的解剖表明這就是認自己的罪。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把前半生的放蕩生活給他所帶來的精神痛苦形容為“沉重的私欲拉我們墮入幽陰的深淵”，“我沉入了海底”，質問自己：“你為何脫離了正路而跟隨肉體？你應改變方向，使肉體跟隨你。”在這個思想鬥爭中，很自然要聯係到對善惡的思索。奧古斯丁在形而上學的範圍內，把道德論與本體論聯係起來說：“我已清楚地看出：一切可以朽壞的東西都是善的……也唯有善的東西才能朽壞……如果沒有絲毫善的成分，便也沒有可以朽壞之處。”“至於惡，我所追求其來源的惡，並不是實體。”在主觀的道德實踐方麵，奧古斯丁強調意誌的作用：“有一點能略略提高我，使我接近你的光明，便是我意識到我有意誌，猶如意識到我有生活一樣……我確知願或不願的是我自己，不是另一人；我也日益看出這是我犯罪的原因。”因此行善或作惡、向上或墮落，在於個人意誌。這一切雖是唯心的思辨，但在古代世界，各種宗教盛行的情況下，當時各種流行宗教或是隻重儀式，不問信徒生活善惡，或是把物質世界與罪惡等同起來，或以本宗教標準評定善惡，對比之下，就可看到奧古斯丁的道德哲學，無論是理論或對信徒生活實踐，都含有較多的積極意義。（趙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