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雅維利被馬克思稱為“政治家、曆史學家、詩人，同時又是一個值得一提的近代軍事著作家”。在他的《君主論》中，滲透著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他清楚地知道“人們實際上怎樣生活同人們應當怎樣生活，其距離是如此之大，以致一個人要是為了應該怎麼辦而把實際上是怎麼回事置諸腦後，那麼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會導致自我毀滅。”由此出發，馬基雅維利使政治理論擺脫神學和道德觀念的束縛，把權力作為政治的基礎，把政治科學的研究建立在對人和人的經驗的考察上，從而為近代資產階級政治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馬基雅維利總結了曆代政治鬥爭的經驗教訓，在此基礎上提煉升華，上升為某種政治理論體係，為統治者進行統治提供借鑒。他的這部名著《君主論》就是為當時佛羅倫薩的統治者美第奇家族撰寫的。在馬基雅維利看來，發生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事件具有某種相似性，相似性的基礎就是人的不變的本性。他對人性的數落比蒙台涅還尖刻，在《君主論》中，他說，人是“忘恩負義、容易變心的，是偽裝者、冒牌貨，是逃避危難、追逐利益的”。因此，作為一個統治者，就必須學會利用人性的弱點，用強權來實行統治。他認為，統治一個國家的根本就是法律和軍隊。隻有法律才能夠約束國民，隻有在法律的強迫下人們才能行善。但是，沒有強大的實力做後盾，法律本身是軟弱無力的。“沒有良好的軍隊，那裏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時如果那裏有良好的軍隊，那裏就一定會有良好的法律。”因此，馬基雅維利非常重視軍隊在國家中的地位，他甚至認為軍事是君主們的唯一專業。也許我們會覺得馬基雅維利對於人性的判斷過於消極，也許我們會認為馬基雅維利在處理社會關係上過於冷酷，也許我們會因此而指責他，但是，我們的指責是不是因為馬基雅維利揭掉了我們套在政治身上的美麗花環？是不是因為他直截了當地道出了我們正在想著做著卻不敢說的事情？在指責之餘，我們是否能夠真正用心去了解馬基雅維利所處的那個弱肉強食的動亂時代背景和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生涯？《君主論》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在這本書裏留下太多的時代和個人的印記，而在這一切背後，隱藏著馬基雅維利那顆渴望統一祖國的赤子之心。
統治國家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統治者本人的政治素質。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提出，對一個統治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具有各種美德，而是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國家的安全。一個君主由於具有美德被人稱讚固然是好事，但在必要的時候，他完全可以不擇手段地實現自己的目的。對君主來說，吝嗇比慷慨更有利；讓人恐懼比受人愛戴更有利，必要時甚至還可以行使詭計、言而無信。一個聰明的君主應該猛如獅子，狡猾如狐狸。他必須顯得具有美德，但又千萬別拘泥於道德。不必用常人的道德來約束君主，政治沒有道德。他在《君主論》中還反複奉勸君主們，要主動出擊，不要聽任命運的安排，而應該運用自己的意誌，運用實力和技術製服命運。他承認，命運女神的力量是相當大的，她至少是我們半個行動的主宰。但是別忘了，“其餘一半或者幾乎一半歸我們支配”。人們隻有采取積極的措施，學會與命運密切合作，安撫它，製服它，才能取得成功。
馬基雅維利從人的觀點來觀察社會曆史和政治鬥爭，第一次把政治問題看做是純粹的權力問題。的確，在當時那種腐敗的社會裏，除了用權力來抗衡權力，用欺詐來對付欺詐外，別無其他途徑來謀求生存。他的非道德主義的權術理論在客觀上起到了揭露封建階級偽善麵目的作用。曆史上的政治學理論大體上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常說而不做的，另一種是常做而不說的。馬基雅維利的學說大致屬於後一種，這種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以目的來證明手段的正確的理論，後來被稱之為政治非道德論或馬基雅維利主義，而且通常是貶義的，受到很多人的譴責。其實，馬基雅維利所指的這種政治隻是現實政治的總結，而不是理想的政治。他承認，理想的政治的確應當是恪守道德的，但這隻是一種“應當”而已，在現實政治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政治家，即便偶爾有這樣的政治家，也是以失敗告終。而且，政治非道德論並非是馬基雅維利的發明，而是政治家早已發明出來的東西。如果說它是錯誤的話，那麼政治家的錯誤也是先存在的，然後才有了這種錯誤的理論。所以，“錯誤的”不是馬基雅維利，而是政治家們。政治非道德論本質上與馬基雅維利無關，因為在他之前的政治並沒有由於沒有馬基雅維利而清明，在他之後也沒有因為有了他而變得更壞。這裏需要注意的是，馬基雅維利並沒有鼓勵君主們肆意作惡的意思，他一再強調，不能招致大多數人的怨恨，否則就會失去天下，他必須得到人民的愛戴和敬畏，同時也應當讓貴族滿意，這樣他的政權才會穩固。而要如此，他就不可能肆意妄為，而必須尊重他的臣民。他所說的那些殘酷的、虛偽的方法，隻是在對付敵人時用的，是萬不得已的時候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