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物種起源》的成功也離不開運氣的幫助。人們常說，曆史造就英雄。古往今來，有多少懷才不遇之士，隻能借酒消愁，飲恨而終。與他們相比，達爾文要幸運得多。一些生物學家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提出了物種進化的最初設想，為達爾文《物種起源》的發表奠定了基礎。半個世紀以後，資本主義已經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人們雖然未曾公開反對神學對於生物起源的解釋，然而卻在心裏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此時此刻，隻差一個具備足夠學識和足夠膽量的人，公然站出來擔負起用更加符合事實的理論來敲碎套在人們思想上的神學枷鎖的使命。達爾文扮演了這個角色。他用《物種起源》將舊有的神學理論敲得粉碎，以至後人將《物種起源》稱為“一部將上帝驅逐出生物界的偉大著作”。
曆史雖然曾經輝煌，但它卻早已屬於過去。《物種起源》給那個時代所帶來的震動，已無法在我們身上重演。有些人甚至站在《物種起源》的反麵去批判它。歲月無聲，早已逝去的達爾文已無法再站起來為自己辯解，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物種起源》的死亡。在達爾文的背後，還有千千萬萬的支持者在進化論的道路上堅定地走著。也許，在達爾文看來，這一切早已變得不重要，因為他發表《物種起源》的最初目的，就是將人們引出神學的圈子，在更廣闊的領域中對人類自身進行更為深刻的反思。事實證明，達爾文成功了，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人們都在《物種起源》所開拓出的道路上向前邁進，為進化論的正確與否爭論得不可開交，而天堂中的達爾文正在微笑。（吳曉清）
《物種起源》的精神
傑出作品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它們的影響並不僅限於它們所處的那個時代，而是更遠。它們就像一座座敞開大門的寶庫，隻要你翻閱它們，就會有所收獲。《物種起源》就是前人留給我們的眾多寶庫之一，它在人類思想史上和人類生物史上第一次以翔實的證據和嚴謹的論證科學闡釋了包括人類在內的物種的由來，提出了廣為人知的“進化論”。但是從它於1859年11月24日出版到現在的140多年中，對進化論的爭論卻從未停止過，人們對達爾文或是或否，這是科學發展的正常態，因為科學是在不斷的爭論中發展的。然而，在諸多有關《物種起源》的論述中，卻都毫無例外地把爭論的焦點放置於這一理論本身的正確與否以及它對人們思想的震動的程度上，卻忽略了書中字裏行間所滲透出的對待科學的正確態度及其所反映出的大師身上的可貴精神。
《物種起源》的成功源於達爾文的勤奮。我們可能不止一次對《物種起源》豐富的內容發出由衷的讚歎，而這隻不過是達爾文為完成這部論著所做努力的冰山一角。為建立自己的物種理論，達爾文準備了20多年，而在《物種起源》中，隻運用了其中很少一部分，因此達爾文隻把《物種起源》看做是自己物種理論的一個摘要。它雖然向世人宣告了他的學說，但是，達爾文仍然感到，一個理論的摘要總是不豐滿的，要讓自己的學說有更強大的說服力，需要用更多的事實、作更透徹的闡述，因此自己要做更多的努力。正是憑借這種精神，才造就了《物種起源》這部不朽的經典之作，而這種百年如一日的勤奮精神又恰恰為生活於當今時代的我們所缺少。在晚年的《回憶錄》中，達爾文寫到：“我一生中的主要享受和唯一的職業，就是科學工作，由這種工作所帶來的興奮使我暫時忘記了，或者完全驅趕了日常的不舒適。”他把獻身科學看作是“自己生命的最好道路”。他勤奮努力地為科學多作貢獻。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他無愧地說：“我用了我的所有力量去進行工作”，“我已經盡了最大能力這樣做了”。可以說，《物種起源》的成功就在於達爾文堅持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