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介的重要性
在新文學的萌芽期，文學研究會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內發展到“正式登記的會員有一百七十二位”，幾乎包含了現代文學史上大部分著名作家的規模，主要得益於擁有眾多讀者、影響廣泛的報刊媒介。
為了獲得廣泛關注，茅盾連續兩次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文學研究會發起人名單，一份是在11卷12期上以“特別啟事”的方式推出，繼而在革新後的12卷1期上再次重複，這樣無疑可以在讀者群中形成相當顯著的宣傳效果，充分發揮名單中周作人、朱希祖、蔣百裏等人的名人效應，增強社會影響力。
《文學研究會宣言》先後刊載在1920年12月13日的北京《晨報》、1920年12月19日的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9號、1921年出版的《小說月報》。前二者是新文化運動中的著名報刊，後二者擁有廣泛的影響力，這種宣傳效應十分明顯，從文學研究會會務報告的“發起經過”中可知，隨著“在京內各日報、雜誌”上發表宣言“並征求會員入會”，不少人報名參加，出席成立大會的就有21人，到1921年3月初已經有48名會員；到1928年秋，正式登記的會員至少已經有172人。
社團規模的擴大，同時也帶來了相應的問題：會員人數眾多、散居各地，而且身份、主張不盡相同，文學研究會如何維持社團內部的聯絡，維持社團的整體性？當此之際，作為社團聯結紐帶的期刊再次顯示出它特有的優越性。
文學研究會自成立之初，就采用將所有重要的綱領性文章公開發表的方式，並堅持貫徹了這一做法。不僅社團發起時的簡章、宣言都在《小說月報》上公布，社團的會務報告通過期刊向所有成員通報，而且在文學研究會存在期間，所有關於會員的以及社團的發展情況都以《小說月報》或《文學旬刊》為媒介公布。比如，1922年7月11日第43期《文學旬刊》上刊發《文學研究會記事》，介紹“南方會員年會”的召開，討論會員間圖書流通辦法、會報征稿、叢書及分組等問題，並涉及中國文學整理、翻譯、方言建設等內容。在同期發表的《文學研究會特別啟事》中還注明要求：“希望各位會員，都能於一個月內將自己所有的重要圖書編一書目，寄交上級分會或北京總會，以便聚齊付印”，關於文學的討論意見則督促會員寫成文章，寄交會刊發表。
1923年9月3日的86期《文學旬刊》上刊登《文學研究會會員消息》，通報部分會員的去向：
一、許地山與顧一樵二君於八月十七日乘“約凱孫總統”號赴美國留學，通訊處未定；二、李之常君於八月二十五日乘“奧國皇後號”赴美留學，通訊處未定；三、柯一岑君於八月三十一日乘Paucal郵船赴法國留學，通訊處未定；四、瞿世英與徐誌摩二君，將於泰戈爾來華時，做他的翻譯者。
1923年3月1日的66期《文學旬刊》刊登《北京文學研究會總會啟事》，就“通信選舉職員之期”告訴“散居他處”的會員：北京文學研究會總會啟事：本會簡章第七條規定每年一月改選職員依次，現因會員散居他處者多，茲改定於本年三月十日以前為通信選舉職員之期，凡本會會員見本啟事之後，請速即選定書記一人及會計一人，函寄北京火藥局三條二號唐君收為荷。
會計幹事唐性天
會計幹事許地山同啟
一個成員多而且分布廣的社團，需要會刊作為聯係渠道，才能保障溝通的順暢、及時，有效組織會員進行社團活動。這也表明，以期刊作為聚合場所，具有很強的操作性。
（二）有原則的包容性
文學研究會成員眾多，身份複雜，並非全部成員都從事文學創作與研究。那麼，會員中真正參與社團新文學建設實踐的人都有哪些？又有多少人從未從事具體文學工作呢？
有研究者對在《小說月報》和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上發表作品的主要作家及其發表頻率進行了統計，製作了一張順序表（見後附表三：《在〈小說月報〉上和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上發表作品的主要作家及其發表頻率的順序表》）。
雖然難免遺漏和誤差，但總體趨勢已非常清晰。據該資料顯示，真正活躍在文學研究會刊物上的會員是61位，隻占全體成員的三分之一；而從來沒有發表過作品的有58位，也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一。“這部分會員又分三類：一類是很知名的，但為其他領域的學者或藝術家，主要不從事文學，此類約13名左右；另一類是地方分會會員，他們在自己編的刊物上投稿，比較鮮為人知，此類也約13名左右；還有一類是既不見在上述刊物上發表文學作品又不知名的人士。此類最多，約45人左右。”剩下的則介於二者之間，發表過作品，但數量少、影響較小。顯然，真正體現文學研究會思想及創作成就的是第一類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