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特征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文學中表現得特別明顯。清末民初之際，為數眾多而質量參差不齊的翻譯作品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當時國門初開，封閉已久的國人對外來事物顯露出前所未有的興趣，外國文學的翻譯引入不但能夠滿足讀者渴望了解異域的欲望，而且也能滿足作家們的經濟需求。當時的翻譯作品與創作作品的稿酬相同，與文學創作相比，翻譯不需要過多的構思，因此可以更加快捷地獲取稿酬，這種經濟上的推動使當時的作家無論是否懂得外文都紛紛投身翻譯，譯者對所譯作品的選擇標準也往往基於市場價值而不是文學價值，這也是清末民初的翻譯作品文學價值不高，而且錯譯、改譯嚴重的重要原因。這種特征在創作方麵最有代表性的體現，當屬文學史上人數眾多、持續時間長的鴛鴦蝴蝶派的存在。這裏固然有大多數普通民眾審美素質與欣賞習慣所起的催化作用，但是，張恨水、程小青、範煙橋等通俗作家，盡管在創作思想上也都曾有一定程度的進步，但在小說手法上與純文學作者始終存在差異，這表明他們是在自覺地認同於普通百姓的閱讀層次。
鴛鴦蝴蝶派曾經被批判為奉行“遊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文學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派作家的實情。自覺地把文學作品與“顧曲”“覓醉”“買笑”相等同，把文藝視為消遣與娛樂，當然會導致對讀者閱讀品位的迎合和無顧忌的粗製濫造。
需要提及的是，在稿酬製度帶來的經濟杠杆作用下，一些純文學作者，甚至一些新文學運動的倡導者、參與者，有時也會出於經濟的考慮而草率成稿，匆忙投稿。隻不過他們沒有鴛鴦蝴蝶派那樣過於急切、肉麻與露骨罷了。稿酬製度對他們的影響並不在於經濟利益上的考慮，而可能是在更為深廣與隱含的精神與人格方麵。
但是與負麵效應相比，稿酬製度與職業作家機製帶來更多的是正麵積極作用。我們在對前者保持理智認識的同時，更應該肯定後者帶來的積極推動意義。
商品經濟帶來的不僅有瘋狂的掠奪、錙銖必較的金錢交易與唯利是圖的社會準則，還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和公平交易的自由市場。體現在人的精神狀態上，固然給人性帶上了金錢的枷鎖，卻又提供了相對寬裕與自由的發展空間。在“金錢麵前人人平等”的觀念輝映下，人們可以脫離政黨、階層、宗教、信仰方麵的束縛，有了更充裕的言論與信仰自由。反映到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中，個性主義的張揚和自由空間的拓展，與我國近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稿酬製度的建立有著極為密切的聯係。
魯迅就曾經這樣感慨：
錢，高雅地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饑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要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更煩難。
在20世紀（主要是從五四到抗戰爆發這段時間）的文學發展中，對於具有獨立思想世界的作家群體的孕育形成，相對發達的出版事業與文化市場確實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是一個長期為人們所忽視的話題，然而它卻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客觀存在。
在揭露和批判統治者的同時，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湧現的眾多社團流派，層出不窮的文藝思潮，作家們開列出的諸多治國救民的方案以及他們之間相互交鋒的激烈程度，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是前所未見的。上述種種都與作家擁有相對獨立的人格空間密不可分，而作家的人格能夠相對獨立則來自於作家們經濟保障的市場化，來自於稿酬製度的推行。
至今仍被奉為文學作品精良之作的茅盾的《蝕》、《虹》、《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老張的哲學》、《二馬》、《離婚》等作品的問世，無不全部或部分地受到了稿費製度的恩澤。如果去除了稿酬收入這一重要經濟來源，那麼，這些在中國新文學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位置的文學大師們，不僅才華難以施展，而且很有可能落得如曹雪芹那樣“蓬牖茅椽，繩床瓦灶”的境況了。
當然，最值得重視的還是上述變化帶來的職業作家的心態演變，稿酬製度的推行使作家以文為生成為可能，因此，作家作為一種獨立的職業逐漸從其他社會階層中分化出來，與工人、資本家、出版家等同樣具備了職業獨立意識，這種意識賦予了他們前所未有的角度和眼光——第一次從“職業作家”的角度反觀自己的勞動成果與社會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