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同人群體內部“早已分裂，不能彌縫”的思想現狀，1921年2月15日，陳獨秀一改對胡適們“另起爐灶”不滿的態度說：“我當時不讚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實說是因為近來大學空氣不大好，現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粵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問題了。你們另外辦一個報紙，我十分讚成，因為中國好報太少，你們做出來的東西總不差，但我卻沒有工夫幫助做文章。”話中的含義非常明晰：首先，明確表示《新青年》不可能再回北京；其次，表示自己對同人的“學理”和“政理”文章仍然非常欣賞；第三則明確自己的立場：“我”與“你們”今後必然要“南北”兩立了。不久，另立門戶的《努力周報》問世了。
1921年4月1日，《新青年》社再度南下印刷，遷移到廣州惠愛中約昌興馬路26號。6月24日，陳獨秀與李大釗等共產主義小組成員聯名發起“新時代叢書社”，準備出版一套以《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為主幹的叢書，以“增進國人普通知識”、“普及新文化運動”。
7月，陳獨秀發表《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從反黨派、無黨派時代走向“政黨是政治的母親”、“政治是政黨的產兒”的時代。
10月1日，《新青年》出至9卷6號停刊，《新青年》再次因政治色彩過濃遭封禁。
這，不但是《新青年》同人時代的結束，而且也是《新青年》派知識分子群體的終結。盡管當時思想界的主力群體大多出自於《新青年》，但顯然，這已經不複是往昔意義上的“新青年”了。
由上述可見，《新青年》以自己特有的實踐和努力，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學編輯體製的一些重要模式，對現代文學編輯體製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文學研究會對編輯體製規範化的推動
作為繼《新青年》之後的又一個重要的編輯群體，文學研究會成員憑借自身的努力，對編輯體製的規範和成熟進行了更為重要的推動。毋庸諱言，文學研究會時期，現代文學期刊建設依然處於起步階段，體製建設也仍未擺脫萌芽期。因此，以《新青年》群體為代表的前輩業績成為文學研究會群體積極采納借鑒的重要資源。對於《新青年》所開創的期刊編輯模式，文學研究會秉承了延續並改進的立場態度，積極繼承了《新青年》的一些運作手法，比如注重刊物的策劃能力，通過話題設置，形成話題核心，從而引導文化輿論走向。具體做法就是刊物在一段時間裏突出討論某個問題，形成一個話題核心，引起讀者關注。從某種意義上說，新文化運動是在一個個話題討論基礎上開展起來的，從最初的孔教問題到文學革命、文字改革、戲劇改革，到後來對於迷信問題的批判等，都是以一個話題的形式將這些問題在刊物上展開討論，每樹立一個中心，編輯群體都全力投入，組織專欄文章，在通信欄發表有關反饋信息，使問題形成聲勢，漸成焦點。為了營造聲勢，編輯自編自導不同觀點的討論，最終達成預期的文化訴求。在立言方法上，文學研究會積極借鑒《新青年》所開創的“破與立”結合的模式，刊物思想宣傳不能架空在現實之上，因為沒有對舊思想的破除，就難有新思想的建立。而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更要建立在對舊思想的破除、屏棄的基礎上，正是這種對於現實思想文化的批判，使《新青年》對於民主與科學的宣傳得以落在實處。這種破與立的結合，成為《新青年》宣傳新思想的一個基本立言方法。文學研究會對上述運作手法都進行了積極推廣應用，在具體編輯實踐中，取得了不俗業績，使之成為現代文學編輯體製中的重要傳播技巧，對日後左翼文學，特別是延安文學及新中國成立後的文學模式產生重要影響。
對於《新青年》所開創的編輯體製模式，文學研究會不僅積極承傳，更憑借前瞻性眼光與切實努力，立足自身期刊的編輯實踐，對其進行了積極改進，在—現代文學編輯體製規範化進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如前所述，《新青年》所開創的同人刊物輪流主編的模式，雖頗具民主風範，但是失於過度鬆散，不夠規範。而且雖然不乏文化精英，但編輯、撰稿甚至反饋均出自同人內部使得文化交流難以擺脫小群體的局限性。為了進一步開拓自身影響力，真正實現現代文學的多維度對話，最大限度地團結更多作家，必須為他們提供一個更為寬闊的平台。因此，文學研究會沒有采用同人刊物的模式，而是采用依托當時最有實力的出版企業商務印書館展開刊物運作，後者雄厚的經濟實力及業內的公信力甚至發達的行銷網絡，都為文學研究會群體實現自己的現代性訴求搭建了更廣闊的平台，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與此同時，這種運作模式使得主編負責製的完善顯得格外重要，既要充分利用企業的有利資源，又要保障自身運行的自主性，對此，文學研究會進行了積極的籌劃和運作，不僅憑借自身努力進一步明確了主編不容置疑的核心位置與權威性，而且在捍衛編輯宗旨的恒定與執著方麵，取得了驕人的業績，這也是該群體為中國現代文學編輯體製作出的最為重要的貢獻。